德文版(1959年)前言
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本来是为一本篇幅更大的著作所写,若是我能够完成,它讨论的将是近代以来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的历史。前两篇文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伦敦较为悠闲的时光中写成。我无力对抗落下的炸弹不时打断的环境,便把精力都用在了这个远离现实的题目上。这两篇文章曾发表在1941到1944年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a)上。第三篇是后来据同一时期的一次演说笔记写成,1951年6月刊发于《标尺》(Measure)。承蒙这些杂志的出版人及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亨利·瑞格纳里公司允许我基本未做改动重印这些文章,在此向他们致以谢忱。
在这同一个领域的另一些并非随后立刻着手的研究,打断了我按原来的计划从事工作。那时我有一种迫切的愿望,要给自己的分析——它们是我对理性衰落的一项更大的研究中的第二部分的主要论证——做一总结。但是我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把原来的计划完成得让人满意,需要以广泛的哲学研究为前提,于是在中断的那几年里,我便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种研究上。我愿意接受美国的出版社重印这些文章的友好建议,既是因为公众对它们有兴趣,也是因为我希望出版整部著作的时间已不那么紧迫。
当然,这些零散的思想训练是由其背景决定的。因此读者也许乐于让我简单介绍一下那项更大任务的目标。在写这些文章之前,我研究过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学说。这项研究的若干初步成果,当时发表在我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的第一章。目前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便是对这种个人主义的敌视态度的思想来源。这些我认为反映着滥用理性的观点的历史发展,会在将来分为四部分的研究中加以讨论。本书阐述的这一发展之早期法国阶段的第二部分,本来打算作为这四部分研究中的第一部分。第三部分本应作为讨论这场源于法国的运动在德国的继续的第二部分的开场白。然后是相似的一部分,它将讨论十九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自由主义的退却——这首先要归咎于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打算谈谈美国的类似发展。
在对理性受到的日甚一日的滥用的全面考察之后,是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理性衰落的讨论。这第二项重要工作的基本思想,最初以通俗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通往奴役之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一书中。
在重印这些摘编而成的文章时,也许我不该保留原有的顺序。这本小书有可能给后面较易于理解的领域设下不必要的障碍,有关“唯科学主义和社会研究”的一篇详细的理论导读,或许能够提供比它更出色的系统分析。因此,对抽象讨论不感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先阅读讨论“科学的反革命”的第二部分。然后他会觉得更容易理解第一部分对同一个问题的较为抽象的讨论。
我还想补充说,以本书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本著作,不会以原先设想的方式继续撰写了。我现在打算在另一本书中阐述这个思想体系,它减少了历史色彩,但更为系统了。
F. A. 哈耶克
美国版(1952年)前言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最初虽然发表于不同的年份,却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为了这次再版,对阐述的内容做了稍许改动,弥补了几处缺陷,不过主要的论证未变。文章的顺序现在更有条理了,与论证的展开相一致,而不再像它们初次发表时那样随意。因此,本书先是对一般问题做了理论探讨,然后考察了相关观念的历史作用。这不是为了卖弄学问,也不仅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因为在我看来,这对于证明那种特殊发展的真正意义至关重要。不过我也十分清楚,这样做的结果是,本书的前几章较之其他内容更难理解;把较为具体的讨论放在前面也许更恰当一些。然而我依然认为,关心这个题目的大多数读者,会觉得现在这种顺序更为恰当。至于那些对抽象讨论无多大兴趣的读者,可以先读冠以本书标题的第二部分。我希望他然后会发现,第一部分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性讨论更有意义。
本书的两部分主要内容,最初部分地分别发表在1942—1944年和1941年的《经济学》杂志上。第三篇研究是后来写的一篇演说稿,最初发表于1951年6月号的《标尺》,同时也是从给前两篇论文所准备的笔记中整理而成。这些杂志以及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的编辑,还有它们可敬的出版商、芝加哥的亨利·瑞格纳里公司,允许我重印当初在其赞助下发表的文章,在此必须向他致谢。
F. A. 哈耶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