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西方激进派政治社会学家的代表著作。作者认为：西方世界在20世纪50年代对自由民主盛行呈现乐观的态度，而到了70年代则出现了悲观主义的看法，因为自由民主没有解决西方社会的严重问题。自由民主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大，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其中原因在于自由民主为冲突和矛盾所困扰。自由、民主涉及到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政治理论，在19世纪对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到了当代，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作者回顾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史。指出自由、民主曾采取了相继不同的制度形式，如积累的国家、普选制的国家、二元国家等等类型。而每一种国家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其结果便是国家的停滞。作者认为，未来或许会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在一个合理地正义（reasonably just）的国家中，公民是否有一种广泛的道德义务去服从该国法律？这便是政治义务（political obligation）的问题。按照当前主流的看法，政治义务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是国家正当性（state legitimacy）的必要构成部分，即仅当一国公民负有一种广泛的道德义务去服从该国法律时，该国家才是正当的。以西蒙斯为代表的哲学家否认政治义务可被证成，并因此得出所谓的“哲学无政府主义”（philosophical anarchism）结论。与之相对，另外一些哲学家为了抵制哲学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发展了各种政治义务理论，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肯定性的答复。
本书的核心观点有二：一、作者将提出新的论证以表明现有的政治义务理论都是不成功的；二、但不同于西蒙斯，作者认为即便政治义务不存在，我们也无法得出“哲学无政府主义”的结论。为此，作者发展并辩护了一个“宽松的正当性观念”（a permissive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按此观念，政治义务并非政治正当性的必要构成部分，它因此切断了从政治义务的缺失到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推论。

魏玛共和国（1918—1933）的崩溃是当代政治论争中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一旦涉及多元主义的问题，就会自然凸显出自由民主制下之法律秩序及其正当性议题的重要性；魏玛共和国堪当研究此问题的理论良田，因其常被视为一种悖论式案例，即自由民主制的敌人居然能够利用法律制度从内部推翻自由民主制本身。
本书通过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的历史来透视上述问题，其主题正是法哲学最古老、最经典的问题之一：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关系。大卫•戴岑豪斯在书中探讨了魏玛时代最杰出的三位公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汉斯•凯尔森和赫尔曼•海勒——的法律理论。三位法学家都关注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所存在的法律秩序与政治秩序问题，著作也多与当今多元主义时代关于法律秩序的争议密切相关。戴岑豪斯富有挑战性地揭示了施米特式存在主义哲学的危险性，指出了凯尔森式法律实证主义的严重缺陷；结合对当代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诸多问题的广泛探讨，他认为，海勒的社会民主立场在三者之中是最有希望的。
本书力图从魏玛经验中得出哲学的教训。一部精深博大的著作。
——《现代法律评论》
此项研究总体上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唤醒那些沉醉于并非全然正当的自由主义美梦中的政治思想家们。
——《法兰克福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