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发展和社会时尚嬗替的标志之一。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世纪文库)文字清丽，斐然可读，插图丰富，多为珍品，是一部深受专家赞誉和读者欢迎的名著。

本书为沈从文短篇小说集。阅读本书，沿着这条温情脉脉的情感细流，在忆往里捕捉都市人生中无从寻觅的静谧与宁和，面对孤独并进而坚守，深化了沈从文敏感的体悟力，并进而凝炼成一种自觉的人生探索。《牛》、《菜园》以及同期的《柏子》、《阿金》等小说，显示出沈从文从早期乡土追忆的印象式书写向现实主义深入刻画的转变。不同的故事重复一个相同话题——偶然事变完全改变生命进程，由此萌芽了沈从文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对偶然、必然的思考，起始于他的早期创作，并一直延伸到他成熟期的创作。面对偶然的不同人物，层出不穷地散见在作者的文学世界里，他们既无法更改过去也不能把握未来，生命堕入注定的悲剧。

本卷所收，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从文自传》及一组有关沈从文生平经历的自叙；二、沈从文为自己的创作集所写的序、跋、题记、艺文题识以及《废邮存底》等谈论文学艺术的文字。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完成了《从文自传》。这部作品出版后曾被周作人和老舍认为是“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从文自传》讲述的是1902-1922年沈从文进入都市前的人生经历，即沈从文的湘西经历，他曾这样谈及《从文自传》的创作：
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是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
通过写自传来“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其目的并不仅仅是追忆，更重要的是在对自我生命的反思中，展开自身与自身的对话，为当下自我寻根，并以此敞开通向未来的路。《从文自传》中对过去的追忆始终联系着目前生命情状。在追溯过去的人生经历时，其时间指向始终是现时的“我”。他曾这样回忆这段时期：“民廿过了青岛，海边的天与水，云物和草木，重新教育我，洗炼我，启发我。又因为空暇较多，不在图书馆即到野外，我的笔有了更多方面的试探。且起始认识了自己。”《从文自传》的写作，正是沈从文“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完成这一自我认同，对于沈从文的创作无疑是极具意义的。在《从文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经历是如何影响到他的创作，他的创作与这段经历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在《从文自传》后不久，沈从文也就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略传》、《从现实学习》、《我的学习》、《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均属于生平的自叙。这些文字，虽然议论多于叙事，却更为显在地展示出沈从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心路历程及不同现实处境中对自我的不同认知。《往来书信·1949》是沈从文1949年书信的集成。对了解沈从文精神历程而言，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沈从文染上了类似“迫害狂”的精神疾病。这组书信，真实而集中地记录了沈从文从发病到痊愈的所思所想、所疑所惧，勾画出他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心理及精神轨迹。就个人经历而言，这虽然只是沈从文的“个案”，却典型地再现了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知识分子宿命式的悲剧存在。
“序跋”中所收文章，均为沈从文为自己创作集所写序、跋、题记。这些小文不仅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观和艺术观，同时也呈现出沈从文极具个人特色的序跋风格。本卷还收录了沈从文曾结集出版过的《废邮存底》以及后来在《云南看云集》中收入的《新废邮存底》中的部分文章，以及沈从文论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字，包括《论技巧》、《谈进步》、《短篇小说》、《论特写》等。从这些文论中，不难窥见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艺术观。

在创作完《边城》后，沈从文“沉默”了一段时期，其小说创作数量明显下降。但正如他所言，“沉默并不等于自弃”，他实际是在寻求创作上新的突破。本卷所收的《主妇》、《王谢子弟》、《贵生》、《大小阮》、《生存》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与前期相比，这些小说在思想内涵上的确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乡下人在时代风云变幻下的生存境遇成了作者关注的重心。《三三》、《萧萧》中具本然存在形态、与自然谐和存在的乡下人逐渐消失，代之而来的是贵生这类处在湘西朝现代转型时期的乡下人。而《王谢子弟》、《大小阮》、《生存》所写的既非典型的湘西人事，也不同于《八骏图》之类的都市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被直接置于二三十年代现实政治背景下，在风起云涌的现实中勾勒出形形色色的人物灵魂。同一时期的《主妇》则是沈从文以自己婚后家庭生活为蓝本创作的。

《湘行散记》和《湘西》可以同小说《边城》和《长河》互文理解，它们都是作者两次重返湘西所得。迥异于小说“牧歌氛围”“乐观超越”，散文饱含沉甸甸的责任意识——面对一种特殊的历史场域，追溯神性生命的始终，透过表层的血与泪，体验一份人生的庄严。统摄到作者巨大悲悯情感下的书写与反省，是将尖锐的民族问题与社会矛盾，融汇在人事的叙述中。《沅陵的人》、《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桃源与沅州》等反思“文明”与“堕落”的复合关系，《凤凰》、《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沉醉在爱的憧憬里流露出对爱的毁灭性的隐忧，《虎雏再遇记》、《箱子岩》感动于原始生命的力量同时也流露了原始生命活力无从改造与转移的忧惧感。由五四时期兴起的中国现代散文，至30年代，创作多以小品形式为主。收入《湘行散记》、《湘西》中的散文，既能各自独立成篇，又从总体上具有内在的整一性。这种散文长卷的独创，发展了散文艺术的表现形式，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意义空间。
《湘行书简》由一组信札集成，是《湘行散记》的母本。1934年，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湘西。行前，他与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组书札，便是践履这一约定的产物。《湘行散记》便是根据这些书信积累的素材写成的。从《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材料到创作的极好范例。那些记录了他们彼此思念的文字是作者性格和情绪的真实写照。书简一方面拥有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散文作品所不具有的自由，可以由此洞悉作者当时的处境以及内心的矛盾苦闷；另一方面，在水火刀兵三灾六难中保存下来的书信，更是对历史以及作者所创作的小说、散文的一个有力佐证。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