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认为，人类技术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人类文化大约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和其他学者一样，波斯曼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但他死死地盯着技术的阴暗面，以免技术对文化造成伤害。他认为：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化阶段，技术向文化发起攻击，并试图取而代之，但难以撼动文化；在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使信息泛滥成灾，使传统世界观消失得无影无形，技术垄断就是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技术垄断》认为，“信息革命”经历了印刷术、电报、摄影术、广播和电脑等五个阶段。在技术垄断到来之前，信息控制机制帮助人驾驭技术，这些机制有：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和宗教。到了技术垄断阶段，抵御信息泛滥的多重堤坝和闸口土崩瓦解，世界就难以驾驭、难以把握了。《技术垄断》揭示技术垄断阶段各种“软”技术的欺骗作用，挞伐所谓的社会“科学”，谴责唯科学主义，它辨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异同，它为传统符号的耗竭扼腕痛惜，它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去拼死抵抗技术垄断，并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是一份精彩、有力、重要且难以辩驳的控诉书。在《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和麦克卢汉学说的深刻见解以及常识，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而且颇具独创的论题，即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这也是一份内容翔实、令人震惊的警世书。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年》中预占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肯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作为新闻与传播学被广泛参阅和引用的经典，《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想告诉人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