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 豆瓣
作者: [日] 须藤瑞代 译者: [日] 须藤瑞代 / 姚毅 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 - 2
本书是一本从思想史、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女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变迁的著作,覆盖的时间段是1890年代后半期到1920年代。书中重点考察了清末民初女性讨论中最有影响力的梁启超的女性观,马君武、金天翮对未来理想女性的设想,秋瑾、张竹君、何震对女性在国家框架下应扮演何种角色的探索,女性参政权的论证,1910年代的贤妻良母论,梁启超与其大女儿梁思顺女性观的异同等等问题。作者认为,女权主体是在围绕女性的议论中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女权主体不是单纯生物学上的女性,而是被建构的女性形象,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和西方女性主义的引进两个因素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9年7月6日 已读
以东瀛汉学的“局外”视角优势,敏锐地将国际互动影响分析融入社会性别理论,从而在更立体的结构中梳理出清末民初中国女权概念起源变迁的连续历史过程。须藤瑞代自然很重视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不过也因此准确地述证了西方女权主义论述进入中国后产生的代入“普遍化”影响。这种“普遍化”让中日两国进步女性有了情谊的连结点,证明他的国际化社会性别工具做了有效的分析。当然,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显得简明扼要,缺点就是对形成概念变化的历史环境的陈述显得空疏。
2019年7月31日 评论 清末民初“女权”概念变迁要点记录 - 清末民初“女权”概念变迁要点记录 按照不少中日学者考据,中国的“女权”概念很可能起源于19世纪末,尤其是士人变法办报引介西方理论之际。期间,或又以梁启超等于《清议报》中引述“女权”“男女平权”的字眼为最初肇始。日本汉学者须藤瑞代考证,清末民初是新词汇海量涌入中国的时期,有关“女权”的概念,很可能源自于日本的学术引介; 士人的迫切任务是谋求变法使中国建立如西方民族国家一样的政治体制,以应对他们观念中的新世纪国族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他们相信,民争权利,实为作为民族国家国民整体而拥有的“权力”,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中,弱者并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清末民初的“女权”概念演变也是在这样时代、观念背景下起源,其发展的起始带有浓厚的国族主义迫切感; 所以,梁启超在清末述及的“女权”,是将女性作为争取一国一族“权力”的主体的一部分。他一面将女性塑造成一种应该马上自强、生利的理想形象,另一面又强调健康、强健的女性能成为一国一族优质后代的保障的意义。这两方面的论述,都诉诸于一种对未来女性理想形象的构想,而并不在乎女性在结构性的社会现实中的遭遇与难题。所以梁启超并不介意他所设想的生利的职业女性形象与履行母职的女性形象之间的矛盾。自然,那时的梁启超并没有论述女性的应然权利; 20世纪初民间女学渐兴,倡议“女权”、女学的报刊纷纷崭露头角。这时引领“女权”论述的读物代表,不能不提《女子世界》。创办人金一等男性论者,承接了为建构强大的民族政体贡献这个最终目标,将女性的优越性总结为“国民之母”这个意象,力主女学而为国族出力。这种强调“母性”的意象,同样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形象建构。主张它的论者同样不关心具体女性个体在实际社会中的遭遇、思想与情感。1903年大阪博览会上中国缠足女性被展示引发的争论,清晰地反映了这层事实。在这段时期,缠足被总结为中国女性乃至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代表形象; 辛亥革命前,陆续有进步女性进入讨论“女权”概念的舆论场,突破男性论者的话语框架,做了一些新的建构尝试。林宗素、陈撷芬提出男性论者忽略的现实社会中两性的冲突,提出女性应摆脱男性的束缚争取自立。秋瑾也从“争女子的义务”的角度切入,承接为国家强大做贡献的目标。及后又发展为“争取与男子一样的义务”的意识,以一种否定女性形象的方式阐述“女权”概念。须藤瑞代认为,虽然这种概念有不同的女性目标指向,但其理论基础实质与“国民之母”论述一致,都假定了一种本质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形象。只是秋瑾强调了男性形象,而在争取权利之时否定了本质化的女性形象; 张竹君、何震的论述探索则追求突破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形象假设。作为一名医者,张竹君设想每一个女性都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发展一种基于个人特点的新社会角色。未来的女性从这些彼此不同的新角色出发贡献国家。而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何震则完全否定为建构民族国家贡献这个普遍认受的终极目标,强调民族国家秩序以内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女权兴起,因此应当放弃民族国家建构,而在别样的社会建构中追求“女权”的实现; 辛亥革命以后,进步女性立即争取争取女性参政权。1911年11月广东宣布独立以后,临时省会采取议员人数分到各界,议员不限性别的方法,女性以“女界”形式分到10个席位。这种女性参政的形式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可谓是开历史未有之局面。可惜,这种女性参政的形式最终在国民政府统一建制后被取消了。1912年审议临时约法时,唐群英等20余人为了抗争约法中不含“无性别”差异的表述,武力阻止约法的表决; 民国建制以后,舆论整体转趋保守。日本贤妻良母论十分风靡,这种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性别形象的回流,证实了须藤瑞代的观点:以“天赋人权”概念出发的人权争取,与按性别分工为实践方式的民族国家建构构成强烈的矛盾。 直至五四左右,由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带起的人格讨论,延伸出自由恋爱等话题,才让整体保守的舆论场出现不同的声音。而到了那时,保守论述中又有一种强调“母权”的分支,这种论述思路将“母性”从“女性”之中分离出来,强调对女性对“人权”的觉醒实现,但这种意义只是女性觉醒的初级,女性觉醒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母性。使用“母权”字眼,无非是为了强调这种“母权”追求,与主张实现平权的西方女权主义的张力与对抗。这个阶段的论述思路变化,由于西方不同的女性论述传入中国有关。 在此,须藤瑞代强调,女性史研究、女权研究必须注意到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输入的影响。因为在连续的演变过程,除了反映中国自身的史实与议题,也内涵了西方女权主义论述在中国的代入,西方的问题在中国“普遍化”的过程; 《妇女杂志》的论述转变,突出地反映了“女权”概念从过往与国家前途捆绑的状态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当其时,热衷于日本女性权利运动的竹中繁游历中国,访问中国各界女性,并在《妇女杂志》以中文介绍日本女性权利现状,与中国进步女性惺惺相惜。这种友谊,甚至没有受到30年代初中日战争冲突的影响,两国进步女性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结构框架,在“面对一样的问题”的女性身份上达成理解而结成友谊。 但是,须藤瑞代提醒必须认真考究“面对一样的问题”这层共通点。因为如果如两国女性所论述,两国女性都在儒教秩序社会下遭受压迫而面临共同的问题,那么那时候同样有类似文化社会背景的朝鲜社会女性生存状态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 随着战争的展开,这种从国家结构中分离的“女权”概念讨论结束,再次回到国族生存的讨论框架之中; 本书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研究,具体以概念演变历史梳理展开论述。其中,又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对所有史实进行参照。好处自然是从概念到概念,将演变的脉络描述得简明清晰,缺点就是概念演变之间的背景历史描述不足,让读者无法把握概念变化背后的影响变量。
中国近代史 历史 女性主义 女性史 女性研究
危险的愉悦 豆瓣 Goodreads 谷歌图书
8.7 (31 个评分) 作者: [美] 贺萧 译者: 韩敏中 / 盛宁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7
《危险的愉悦》是一部上海娼妓业史话,但它是产生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史学著作,得益于20世纪后半叶丰富的理论探索、思想对话与多重视角,作者尤其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研究中“下属群体”概念等的影响,将“史料”和自己所生产的“历史”都看作是无比生动的、复杂的、开放的“过程”中的对话、商谈、记忆、建构、创造活动。《危险的愉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娼妓”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如何扭结了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等的丰富的语义场,成为相当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危险的愉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妇女史著作纪念奖,这是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
叫魂 豆瓣 豆瓣 谷歌图书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8.7 (62 个评分) 作者: [美国] 孔飞力 译者: 陈兼 / 刘昶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 1
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天错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本书可作为学生必读参考书。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豆瓣 谷歌图书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8.3 (12 个评分) 作者: [美国] 孔飞力 译者: 谢亮生 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11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中国启蒙运动 豆瓣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作者: [美]舒衡哲(Vera Schwarcz) 译者: 刘京建 译 / 丘为君 校订 新星出版社 2007 - 8
诚如克罗齐所告诫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无法免于时代的印记。本书即以克罗奇的教诲为戒,其主旨在反应海内外持续不歇的关于1919年“五四运动”意义的讨论。作者最终领悟到的“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2008年8月5日 已读
2008年8月5日 评论 从知识分子看中国思想变革 -   断断续续的总共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中国启蒙运动》看完.买下的时候就觉得因为出自美国汉学家之手.观点可能比内地的学者更具客观性.读来感觉确实如此.这部《中国启蒙运动》抛开一切政治的干扰和阻挠.更多的以知识分子寻求变革的角度来观测这场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运动.   《中国启蒙运动》这部书对于读者来说最大的指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在于此书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定格以及其领导阶层到底是谁的问题的讨论上.我们过往的历史课本对于五四运动的阐述都是经过国内政党的“选择性回忆”而实现的.政党对于这场思想运动的宗旨——理性批判实际上并不感兴趣并不认同.他们更关心的是如果去利用五四运动的政治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要客观的评价五四运动.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确当时的政治气氛.去除其对五四评价的干扰和歪曲.而舒衡哲女士的《中国启蒙运动》清楚的告诉我们.五四运动先于无产阶级而出现.五四运动最多是由一群“小资”的爱国青年学生和激进反传统主义的老师所领导进行的.其性质就是一场思想变革运动.意在通过宣传西方的进步思想(主要是理性批判思想)已达根除国民内心深处的封建落后思想的目的的思想运动.   至从1910年代开始.“五四一代”就致力于传播西方先进思想.激烈反对传统.以求中国能在国际形势日益严峻情况下得以一场彻彻底底的思想变革.从而走上复兴之路.然而.知识分子的道路一直没有舒坦过.他们在实现自己的主张的任何时候.都遇到了各种不同的阻力. 我们在说到“五四一代”的师辈们那一代像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阻力就是对封建礼教的束缚的依然无能为力.失望的他们被迫接受指腹婚姻、顺从自己的父亲等等.对于封建的全盘否定却无能为力使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投向学生一代.鲁迅在当时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经蔡先生的努力.这些老师们能够进入北大教书.创办一些社团杂志.吸引了当时的“五四一代”.两代学生合作、分歧就此开始.1919年五四运动后.“五四一代”并没有像他们老师那样坚决的全盘否定传统.而是通过不断引入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的具体科学知识来对自身和传统进行理性批判. 然而.北大学生的局部努力.并没有唤醒当时沉睡的中国群众.思想混乱麻木的人们根本就不关心学生的思想变革.在五四运动当中自认为是“超越历史时代的中国先觉布道者们”的学生们开始怀疑他们唤醒民众的身份资格是否恰当.从这点出发.后来五四一代就成为了政治派以及思想派两个阵营.作者在这部书里面着重提及到.虽然他们当时已经产生政见的分歧.然而他们启蒙变革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不能够因为后来的政治形势转变而被歪曲或抹杀.此后学生们通过北大平民演讲团.更加充分的接触到了实实在在的中国民众.他们的变革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至此依然努力着.直至1925.3.18. 三一八惨案以及后来的1927以后将近7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给了老师一辈以及“五四学生一代”们沉重的心灵打击.他们发觉他们没有超越历史.历史的巨轮正无情的斩杀一个个倡导理性思维的鲜活生命.他们开始怀疑自身的能力以及理性批判思维是否能够战胜社会的混乱黑暗.知识分子的消沉引来了更多的对于这些反传统主义者的批评.特别是阶级批评.正当知识分子们惶惶不知所措的时候.倒反是这些短视的批评与分化使知识分子重新站起来并团结起来进行战斗.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阶级问题已经不是可以忽略的问题了.他们在次基础上继续努力.做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能及的事.继续试图唤醒国民. 然而正当知识分子重振旗鼓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却来了.高涨的民族救亡呼声完全压过了变革思想的声音.此时.有些知识分子一方面面临保守主义者的批评.一面希望兼顾政治.协调不来了.同时被卷入了浩浩荡荡的爱国运动当中.忘记了思想启蒙的初衷.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抵熬不过民众的热情.被迫使用爱国字句进行掩饰.继续试图努力带动思想的改造.然而他们的努力还是徒劳的.随着战场的节节败退.中国人更加没有耐心相信那些“非中国化”的知识分子的“谎言”.万众一心提高民族自信心去了.在政治形势面前.知识分子显得鼓励与无助. 至此.知识分子就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机会对真正的五四运动进行自身客观的批判和剖析.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内战结束之后.两个政党都希望借助“五四运动”的力量.来未自身的未来建设找到根源.于此同时.双方都向“五四老将们”施加了政治压力.逼迫他们在多次的“五四周年纪念活动”当中提取“适当”的回忆.在此时.失去回忆自由的知识分子.只好在官方的意图之下.试图最大的表达他们对五四运动的真实见解.宣传当年的历史真相.然而.至这部《中国启蒙运动》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没有得到自由解释的机会.即使在“文革”之后.自由之风远远没有吹到中国的神州大地之上.    当我们看完这部《中国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在看到当年的事实的同时.我们应当感叹.与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先哲们相比.中国的五四一代.并没有受到历史的眷顾.他们没有长达几百年的社会哲学批判与商业发展进行思想变革辅助.他们一味的引进外国知识的毛躁和激进.并不能为启蒙的未完成负上全部责任.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也客观阻碍了中国的启蒙.然而我们在这部书看完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反思的.不只是过去的对与错.关键是我们能在历史当中看到什么.至少我们在经济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看到封建迷信思想缠绕不去的身影.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启蒙运动尚未完成.我们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仅仅是历史书上的一个考点而已.哪怕我们用上了先进的科学技术.那又如何呢?我们没有在任何领域理坚持科学理性批判的思想.这才是真正的不足.我们的自由之风何时到来?我们的启蒙何时完成?这是值得中华人民长期思考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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