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里，寒门为什么再难出贵子？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理解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如何影响下一代人的生活机遇的，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组织研究团队，以数年之功，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年轻人，呈现出美国社会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图景，书写了一则关于“美国梦之衰落”的警世恒言。
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言，“读罢此书，没人还能相信美国还有机会平等这回事。”帕特南用“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生动地展示了美国社会在过去半世纪以来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帕特南依次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中上阶级的父母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给予引导、提供资源，而寒门子弟，不仅是经济上“穷”，还更有可能生活在残缺不全的破碎家庭，成长过程中无法得到父母双全的关爱或在隔代教养的环境中长大。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在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内都有鲜明的反映。在这个生而不平等的时代，仅仅谈机会均等都是不公正的！
2013年，帕特南曾因“深化了我们对美国社区的理解”而得到总统颁布的国家人文勋章。本书在此意义上又是一次学术的跃进，它更生动地展示出美国社会的全幅图景：当寒门子弟发现自己再努力也是徒劳时，美国梦已碎。对于当下的中国人而言，这本书以手术刀般的锐利所进行的批判，是我们千金难买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认为，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得到解释；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总之是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帕特南加入到美国公民参与热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当中，他敏锐地感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于是，帕特南想到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复杂而不易确定的，但后果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民参与的衰落。

本书以民主制度绩效的影响因素为研究主题，通过对意大利各地区的研究探讨了有关公民生活的一些基本问题。作者运用社会资本、治理和善治等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对意大利进行个案考察，经历长达20年的实证研究，论述了意大利如何在法西斯专制崩溃后，成功地利用意大利深厚的公民传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机制，逐渐使意大利社会走向善治和繁荣。并得出关于民主制度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社会资本是民主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