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的构架，以上千年的纵深探究历史，不但从中国文化中寻根溯源，还兼涉了西方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与过去强调“中华文化”的优点与特色不同，作者的着力点在发掘人类文化本源的共同之处，演变的结果和过程或许不同，但蒙昧初期的人类，却拥有几乎共同的规范。视野宽了，结论自然出现，如同在太空中看地球，不必用数学推导地球是圆的，就算原始人都看得出来，没有别的原因，站的高度不同。

有多少错误早已让我们信以为真？有多少谎言早已让我们习以为常？　　你不妨把这本书当做一部益智游戏手册，一边看，一边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静下心来想一想，看看我们头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不是真的母庸质疑？　　对于经典和历史，历代的统治者们大多都有着一套套高明的剪辑和宣传功夫，他们是很会用真话来说谎的，而不上当的人永远是少数中的少数。　　还要记住：看这本书的时候不要轻易就下结论哦，你掌握的资讯越丰富，他就越能够体会出作者的良苦用心，他可绝对不仅仅是把历史和典籍做了些通俗化的说明而已呀。

关于“熊逸说史”：希望你能够习惯这种诗经说名的方式－－虽然貌似“大话”，其实却是“正说”，虽然貌似诙谐的游戏，其实却隐藏着思考的题目；虽然貌似讲古，其实却千丝万缕地关联着当下。
讲经说史，在经史之外，讲的还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还有在骗局和迷雾中磨练眼力的方法，还有其他种种。这套书会慢慢把国学经典一部部讲来，用最轻松的语言来解读最晦涩的思想和最费解的历中我。如果你读书的目的只是想从得到轻松一乐，那这套书无疑会满足你的需要，但如果你在笑过之后还多了几分思考，并且表情变得严肃起来，那样的话……

在中華名族歷史文化的長卷上，記錄著一位元飲譽世界的集大成者的名字，“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就是被李苦禪大師贊為“至聖無域澤天下，盛德有範垂人間”的先哲——孔子。
《論語譯注》彙編了研究孔子的重要文獻《論語》二十篇，並作了較為具體的分析和解注。透過文字，我們仿佛和智者正面晤對，聆聽他“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性思想、“有教無類”的教育主張、“任人唯賢”的人才觀念、“各因其才”、“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教學方法……而在我腦海中最難以忘卻的是他“為政以德”的教育思想，耳畔時時想徹的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等表露其“治理國政要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的這一教育思想的經典論述。

《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讲述荀子，名况，号卿。约生于公元前313年，死于公元前238年。战国时赵国（在今安泽一带）人。他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中的大师，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象、教育家。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荀况一生到过很多地方。曾在齐国游学，在稷下（今山东临淄北）学宫同各个学派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并二次担任学宫祭酒（行礼时的首席）。后来又到过秦国、赵国。他对社会历史进行反思，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渊源、学术流派及现实政治问题都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剖析和价值评判。

在爬梳大量古典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对《中庸》做出了具有创造力与理论深度的独特解读，将中庸理解为上下（古今、天地）通达的智慧，从而实现了对已有《中庸》研究框架与模式的突破同时，作品展示了作者的人文关怀和当下关怀，在古典哲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前沿性。

大学·中庸，ISBN：9787101052763，作者：王国轩

《孔子家语》内容简介：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千古名文《报任安书》中述说自己写作《史记》的宗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段话震撼了古今无数莘莘学子的心灵。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成为学术理想，也给后人留下两大永恒性研究课题。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是无穷尽的，古今之变也是长江大河，永远流淌。昨日之今，今日之古，今日之今，明日之古，环环相套，乃至无穷。

本书是作为明代阳明学派启蒙典籍的语录、论学书信的简集，以隆庆本为底本，对刊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王阳明全集》重新标点、注释和翻译。

李泽厚认为，《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它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他作用于人们的感情、想象和信仰，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孔子和《论语》所代表的儒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之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
李泽厚重新译注了《论语》，并围绕今日如何读《论语》这个中心，写下了自己的评论、札记和解说。作为对于儒家原典思想的现代阐释，《论语今读》表达了李泽厚和孔子的对话。一方面，李泽厚让孔子复活，仍然以其生命力向人们言说；另一方面，他又凭其独特的方式针对孔子的问题给予回答。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值得思考的不仅是孔子自身的思想，而且是李泽厚所阐释的孔子的思想。

本书对《孟子》一书详加注释，并作了全译，对文中的某些问题作了考证。书末附有《孟子词典》，与《译注》相辅相成。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读懂《孟子》，还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

先秦是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灿烂的时期，它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性格和此后发展的基本格局，并因此成为世界性的永恒研究焦点。作者史华兹教授为欧美中国研究界的一代大师。他既渊博、敏锐又灵动，从不随波追逐任何成见或时髦，被学界誉为柏林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部集晚年功力之大成的著作中，作者从中西比较的研究视角，对先秦的思想世界进行了分析性重建。作者坚信人类思想可以通过文化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沟通，并以此项研究挑战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相对主义倾向及其相关预设。本书曾荣获Phi Beta Kappa的Ralph WaldoEmerson Award和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

《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著名启蒙思想家和史学家黄宗羲的政论和史论专著，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明夷待访路译注》以清五桂楼刻本为底本，以清光绪甘三年丁酉（1897）十月丰城余氏宝墨斋本为参校，于各篇之首撰导读性题解，正文之后作简要注释和白话翻译。《明夷待访路译注》列入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标准读本”系列。

本书为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在饱含思辨的流畅叙述中，作者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而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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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创造的天才，后来者必须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作为老师，我为此而自豪。 ——费正清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亲密的友人，更是一个不会枯竭的思想灵感的源泉。与他的交谈也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能够不断地刺激你产生新的视域与观点。 ——史华慈
很自然，列文森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描述已经且将会被后来的学者所修正，但是，其尼采式的暗示——人们可能将自我的局限强加于他人以服务于自身权力——将作为其论述的核心长存下去。如其许多洞见一样，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也将继续提醒人们，悖论旨在揭示真理的一个未知片段。
——魏斐德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杜维明

《阳明学述要》原名《王守仁》，初版于1930年。宋明六百年理学，宋代是创始，明代是结束。而王阳明之学尤为明代理学的重镇，理学在他手里达到了顶峰。钱穆先生把王阳明置于理学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以精炼的笔法，勾勒王学之大纲与流变，指出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贡献了独特的“良知”理论。
钱先生讲王学，尤提醒读者“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以求得王学之“真着精神处”。

作者力求从春秋的二百多年中的第一年隐公元年入手，配合《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后世学者对《春秋》的形形色色的解读中，阐释圣人的微言大义。然而，究竟什么是圣人的本意？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春秋大义”？历代的解读都是与解读者的立场、历史背景、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这部以隐公元年为评述对象而阐发的“春秋大义”，是一部见微知著的中国思想史。

本书是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中的第一本（余三本为读《周易》《老子》《孙子兵法》）。本书不再采用传统的依从《论语》文本，寻章摘句解读古典文献的方式，而是将整部《论语》打散、拆开来，分上下篇，二十个专题，上篇纵读《论语》，从人物入手；下篇横读《论语》，从概念入手，面向更普及的层面阐释经典。
本书是《丧家狗》的续篇，它和前书不一样，不是通读，而是精读。在这本书里，作者是把《论语》拆开来读：上篇讲人物，纵着读；下篇讲思想，横着读。作者叫“《论语》纵横读”。它和前书有共同主题：一是讲圣人概念的变化，孔子为什么拒绝当圣人，子贡为什么要把他树为圣人；二是讲道统之谬，它是怎样从孔颜之道到孔孟之道，再从孔孟之道到孔朱之道，四配十二哲都是怎么捏造出来的。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旨在从清代社会经济的背景考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演变过程。这一考据学赖以生存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后为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摧毁。《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还着重讨论了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力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与传统著作中俯拾即是的思想研究理路不同，《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更注重“哲学的框架”。作者艾尔曼指出，18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17世纪以来政治、学术变革的延续及其发展的极致，其影响甚至播及19世纪乃至2。世纪。18世纪的历史是17世纪满族入关到19世纪西方入侵的漫长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不应被孤立出来，搁置一边。

本书以《儒家哲学》为中心，收录了梁启超有关儒家哲学、儒家政治哲学和儒教的代表性论述，书前有长篇导读。
《儒家哲学》是梁启超晚年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力作，原本是梁氏在清华国学院的讲课稿，由其弟子周传儒记录。梁启超在讲演中提出了不少新颖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哲学之内涵并无统一之标准，而有地域之分、民族之别。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不仅范围不同，讨论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儒家哲学所讨论的问题，西方哲学或并未涉及，或理解途径有别；西方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中国哲学或认为不必研究，或研究得不够透彻。鉴于此，他认为最好将“儒家哲学”称为“儒家道术”。由此出发，他对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儒家哲学的研究方法，儒学的历史变迁以及儒家哲学中的重要问题——性善恶问题、天命问题、心体问题作了精当的阐发。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二书求“同”的理路相比较，《儒家哲学》求“异”的哲学史理路在反思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重新挖掘本土资源之时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