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以后，孙郁沿着研究新文学一文化先驱者的思路，以鲁迅为参照，不断拓展领域，现在鲁迅，周作人，胡适和陈独秀都研究一过；又拓展到苦雨斋里的人物，成绩斐然，领域既已扩大，对于“人”的认识随即加深。他反过来又深入“人”内心，心性与性格，探究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特质。这次再版，就增加了新研究的成果。并不是“炒冷饭”。责编希望保留我的原序，作一点改动。我觉得已经写出的东西，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也是“历史”的东西，带着“过去”的痕迹是无所谓的：不必后悔，惭愧就可以了。因此，重读旧序以后增补几句，作为新序。又因为原序印在书上时，不知道原先的责编出于什么考虑，删掉了其中的一段，那是我对孙郁运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微辞。虽然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语言风格，我还愿意保留这点批评。

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最后堕落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 本书作者搜集大量史料与书籍，对周作人从一八八五年至一九六七的生平事迹作了精细的描述与精辟、独到的分析，力图通过周作人“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以展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作者认为，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

《泽泻集》序
近几年来我才学写文章，但是成绩不很佳。因为出身贫贱，幼时没有好好地读过书，后来所学的本业又与文学完全无缘，想来写什么批评文字，非但是身分不相应，也实在是徒劳的事。这个自觉却是不久就得到，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有友人问及，在这一类随便写的文章里有那几篇是最好的，我惭愧无以应。但是转侧一想，虽然够不上说好，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昧的，也还有三五篇，现在便把他搜集起来，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一。戈尔特堡（Isaac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至于书名泽泻，那也别无深意，——并不一定用《楚辞》的“筐泽泻以豹鞹兮”的意思，不过因为喜欢这种小草，所以用作书名罢了。在日本的“纹章”里也有泽泻，现在就借用这个图案放在卷首。
十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
（1927年8月刊《语丝》145期，署名起明）
《过去的生命》序
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我称他为诗，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现在“诗”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当作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其中二十六篇，曾收在《雪朝》第二集中，末尾七篇是新加入的，就用了第十二篇《过去的生命》做了全书的名字。
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缘故，我觉得还可以把他收入《苦雨斋小书》的里边，未必是什么敝帚自珍的意思，若是献丑狂（Exhibitionism）呢，那与天下滔滔的文士一样，多少怕有一点儿罢？
书面图案系借用库普加（FrankKupka）的画，题曰《生命》。我是不懂美术的，只听说他的画是神秘派的，叫做什么Orphism，也不知道他是那里人。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此外的一派说是读书有利益……我所谈的对天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既无什么利益，也没有多大快乐，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知识，而知识也就是苦，至少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古希伯来的传道者说，“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可是无论如何，寂寞总是难免的，惟有能耐寂寞者乃能率由此道耳。

周作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对于日本的文化与生活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尤其是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十分深入，翻译有大量日本文学名著。二十世纪初，日本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周作人成为当时中国较早认清日帝侵略真面目的知识分子之一，从开始的专注于纯日本文学研究，转向对日本国民性的探讨和深思，对日本的武土道精神、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念、日本的民族宗教国家神道做了深刻的检视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种种假设和建设性意见。虽然周作人在日本研究方面没有留下什么专著，没有成系统的理论，但他的文章处处包含着真知灼见，就是在今天读来，仍不无借鉴和警醒的意义。

《雨天的书》收录五十六篇，是周作人自编集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一本，收录了《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这本书最可显示周作人前期随笔的风格特色，也就是“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是周作人的性情之作，影响深远。
“雨天的书”，书如其名，晶莹剔透，宁静隽永，如《喝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的尘梦。”

本书介乎随笔和叙事散文之间，其中描写的情景造就了一种距离感，避免了一般叙事散文再现情景而导致的做作凝滞，显得干净空灵，不求即情即景，情景反而俱在，意味或许更强。这些特点，在"百草园"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全书共十一卷，汇编目前所见周作人所有将外文译为中文的作品。其中第一至四卷为古希腊文译作；第五至八卷为日文译作；第九至十卷主要为英文及世界语译作；第十一卷为用文言文翻译的作品。
最全面完整：周作人译文全集首次出版，全11大卷，总计7000余页，近三分之一内容自原书首版之后数十年来持续绝版，极为珍贵，此次全面整理问世。
最权威可信：止庵先生十五载春秋苦心编订而成，全面恢复知堂手稿，反映出一代翻译大师的贡献原貌。
最经典耐读：周氏译文淡朴典雅，注文详尽而极富见地，选目至为精当，凡古希腊文、日文、英文、世界语，译出者均是世界一流文学经典，具有极高的审美情趣与外国文学研究价值。
典藏善选：布面精装，外附书盒。首印2000套均对应唯一编号藏书票。万千知堂迷翘首以待。

《古事记》是日本奈良朝文学中的一种，内容是记述某些古代传说故事。文字及内容均受印度、中国的影响很深，可以看做一部日本古代传说集。

一九六○年十二月九日周作人日记云：“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粗有纲目，拟写至五四为止。”十二月十日云：“下午努力写小文，成第二节，备寄香港，有千余字，晚灯下修改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云：“上午抄《谈往》本文了，只须再写一节后记，便全文告竣，总计五百五十余纸，约计三十八万字，拟分四卷，或易名为《知堂回想录》。”十一月三十日云：“晚写《谈往》后记了，计五五四纸也。”一九六四年八九月间，《知堂回想录》曾在香港《新晚报》上刊登了一小部分，旋告中止。一九七○年五月，《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其时已在作者去世将近三年之后了。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篇幅最大的著作。最初曹聚仁代《新晚报》向周氏约稿，曾要求道：“写得愈通俗越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一九六○年十二月九日信，载《鲁迅研究资料》一九八二年第十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对本书写作有所影响，然而周氏亦未完全按照要求去做，如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给曹氏写信说：“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信中更说：“文中多有跑野马处，或者还跑的不很够，亦未可知。但野马也须在圈子里跑，才有意思，这却极不容易耳。”大致仍旧遵循一己惯常路数，行文风格亦是典型的“知堂体”，即系“写话”而非“作文”，平淡而亲切，态度始终相当克制从容。如前引日记所示，《知堂回想录》本拟写至五四为止，末了却将一生经历写出，其中多有过去未介绍者，叙述往事间或移用此前有关作品，又抄引自己多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谓之“集大成”亦无不可。
《知堂回想录》无论叙述，还是议论，都明确体现了作者的“自我视点”，即在他看来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又是不重要的，或许与世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实际上这早已在过去一系列序跋和《过去的工作》之类文章中表明了，对周氏来说，也是“吾道一以贯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守定的叙述原则。用《后序》的话说就是：“我写的事实，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诗”与“真实”的辨别，一是“说”与“不说”的取舍。二者都涉及对“真实”的理解，在周氏看来，真实是无限而又有限的。叙述者无可造作，但是可以在此范围之内有所选择。如果说前者是他的义务，后者就是他的权利。这样选择的标准就与前述自我视点有关，而关键是一切由己而不由人。在只说真话的前提下，作者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说别人想听的话，他的自由主义精神就这样地贯彻于《知堂回想录》之中，而《后序》差不多是他最后写的文章，这也就是他始终坚持的立场了。这让人联想到《知堂文集·知堂说》所引孔子和荀子的话。终周氏一生，他都是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出发，而归结于“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的。这是他的“智”。因为说与不说取决于自己，所以也就不存在回避什么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作者确实觉得有些东西无须向外人（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报告，譬如所说“凡我的私人关系的事情都没有记”（《后记》），“关于家庭眷属的，也悉不录”（《后序》），等等，都涉及到公众人物之公众性的限定问题。周氏显然认为是应该加以限定的。而他在这一界限之外，已经通过《知堂回想录》对其一生行事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解释。
《知堂回想录》三育版错漏之处甚多，此次据周氏家属提供的作者手稿复印件整理出版。原稿目录题为“药堂谈往目次”，共八页，前列“序文”一项（按此或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日记记载之《药堂谈往序》，已佚）；中缺“六○北京的戏”，而以“鱼雷堂”列为“六○”，以下顺序排列，故共二○六节；分为四卷。正文共五百五十四页，未分卷，前题“药堂谈往”，署名“岂明”；“六一”重出，即“鱼雷堂”与“吴一斋”，以下依次排列，故亦为二○六节；“二四”作“几乎成了小流氓”，“二五”作“风暴前后”，“四一”作“老师”，“四三”作“风潮”，“五八”作“在北京”，“一六四”作“北大感旧录十之上”，“一六五”作“北大感旧录十之下”，“一六六”作“北大感旧录十一”。原稿之错漏衍字，特作校记予以说明，附于全书之末。原稿无《后序》，此文取自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七○年五月初版本《知堂回想录》。

十四卷，近七百万字，收录周作人全部散文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涵括了此前出版的主要周作人文集——《周作人文类编》及《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还有集外文及未刊稿。多文为首次面世。
本书由钟叔河编订。钟先生90年代曾整理出版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更出版过多种周作人选集和单行本。
本书采用编年体形式辑录周作人1898～1966年的文章，所有文章(集内、集外)均考订注明：①初次发表的时间；②发表的出版物名称；③所用的署名。集内文注明收入何集，集外文注明“未收入自编文集”，未曾发表者注明“未刊稿”。每篇文章均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十分便于读者及研究者查阅。
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专家审校，编校历时五年，根据第一手资料校对，并根据周作人手稿核对过部分内容，改正了以往周作人作品集中的许多讹误。装帧设计及印制力求精美。
除14卷正文外，另配索引卷（单独成书），近六十万字。与《鲁迅全集》“索引”以注释内容为主不同，本索引卷有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

《自己的园地》分三辑，共五十六篇，其中“自己的园地”“绿洲”接近文艺批评，“茶话”则属于杂感随笔。“绿洲”意趣盎然，其手法为作者此后随笔创作多所沿袭；“自己的园地”则是作者此阶段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
阿英说：“‘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沉沦》《情诗》二评，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可以说，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到此时遂告完善。

《谈虎集》收录一百三十二篇，是作者社会批评家一面的集中表现。评论所及，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层面，几乎无所不说，而这些文章，或酣畅淋漓，或妙趣横生，或怒目圆睁。
其中，《思想革命》和《祖先崇拜》是周作人革命思想的主要标志，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也标志着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具本质性的阶段的开始。在《两个鬼》中，作者说自己身上有两个鬼：“其一是流氓鬼，其二是绅士鬼”，“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这正是全面了解周作人的一把钥匙。
读这本书，宜在夜深微醺时节，当不禁连连拍案，有掐臂见血酷暑吞冰之快。

《谈龙集》收录五十篇，涉及方面很多，如文艺批评，文学家的纪念，中外民歌，日本古史及小诗，希腊神话及小诗，猥亵歌谣，翻译问题，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作者此后的随笔创作，均与《谈龙集》关系更为密切。
周作人的文章很多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常读常新，例如《文学谈》说：“在中国，有产与无产者两个阶级俨然存在，但是，说也奇怪，这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如《竹林的故事序》中，“其实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一个失恋的姑娘之沉默的受苦未必比蓬发薰香，着小蛮靴，胸前挂鸡心宝石的女郎因为相思而长吁短叹，寻死觅活，为不悲哀，或没有意思。”这可以看作“人的文学”精神的一个注脚。

要了解西方文化，必先从它的文学史开始。本书通过对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各国的文学史的述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观察西方文化的视角，使读者透过作者自己的见解和他那个年代的独特视角，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周作人自编集:苦茶随笔》内容简介：《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有一节云：“忍过事堪喜，杜牧之《遣兴》诗也，吕居仁《官箴》引此误以为少陵。”翁注引《官箴》原文云：“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于清谨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书》日，必有忍其乃有济。此处事之本也。谚日，忍事敌灾星。少陵诗日，忍过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

《泽泻集》收录周作人散文二十二篇，为“苦雨斋小书之三”，既有情趣盎然的“美文”，也有铿锵典雅的“时文”，乃“质朴平实”与“暗含杀机”两种风格的结合，颇堪品读玩味。《过去的生命》为诗集，收录二十九篇，为“苦雨斋小书之五”，或天真清新，或婉转悲悯，其中对于小孩及妇女的关注尤多，“小孩呵，小孩呵，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的赎罪者”，这样的祈祷，十分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