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哈贝马斯专门论述认识论问题的一本重要哲学专著。全书一气呵成，浑然一体，作者在书中抓住了认识论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认识论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的作者哈贝马斯提出对法律和宪法的范式性背景理解加以澄清，它所针对的是法学界日益流行的法律怀疑论，尤其是我怕谓的虚假实在论，它低估了现存法律实践的那些规范性预设的经验效用。在我们自17世纪以来不断进行着的关于政治共同体之法律构成的讨论中，还表现出了一种对整个现代笥的道德实践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不仅存在于一种普遍主义道德意识的种种证据之中，而且存在于民主法治国的自由建制之中。商谈论所要做的工作，是对这种自我理解作一种重构，使它能维护自己的规范性硬核，既抵制科学主义的还原，也抵制审美主义的同化。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能是哈贝马斯很好的著作。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urgerlicheOffentlichkeit）。研究对象特别难以把握，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首先，由于研究对象比较复杂，用单一某个学科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共领域范畴放到传统“政治学”曾经关注的那样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里加以探讨；①研究对象就其自身而言打破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社会学和经济学、宪法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思想史等各学科一体化所带来的难题是很清楚的：从目前社会科学学科分化和专业化水平来看，没有谁能“掌握”多门学科，更不用说“掌握”所有学科了。

在《合法化危机》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当下现实的分析，而到了《包容他者》，历史的追溯和现实的批判开始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而且，在规范性上也更上了一层楼。规范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民族国家概念以及人权和人民主权概念，都是重建的重要对象。总之，一句话，到了《包容他者》，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逐步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若干制度的重建所取代。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的激进特征到此有了很大的削弱。

现在才来翻译出版此书，无疑是有点晚了，因为哈贝马斯的原著是1985年出版的，如今20年过去了，当时看起来激烈的言辞，现在已经多少失去锋芒，尤其是考虑到哈贝马斯晚年已经与他的批判对象之一德里达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当然，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德国知识界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理性批判所作的最有影响的回应。而哈贝马斯的地位也决定了，当我们寻找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相异的声音时，自然就会想到这本书。《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方面梳理了德国自己的哲学遗产———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巴塔耶、福科、德里达和卡斯托里亚迪斯所代表的法国思潮。但我们的疑问或许是：哈贝马斯真的看懂了他的法国同行们在干什么吗？他将“巴塔耶精神子嗣”的头衔硬派给福科，难道是恰当的吗？

《交往行为理论》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后民族结构》分“民族语境”、“后民族结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反对克隆人的论据”四个部分，收录了12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当前德国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理解、批判和重构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