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乞丐在路边坐了三十多年。
一天，一位陌生人经过。
这位乞丐机械地举起他的旧棒球帽，喃喃地说：“给点儿吧。”
陌生人说：“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
然后他问：“你坐着的是什么？”
乞丐回答说：“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旧箱子而已，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坐在它上面。”陌生人问：“你曾经打开过箱子吗？”
“没有。”乞丐说：“有什么用？里面什么都没有。”
陌生人坚持：“打开箱子看一看。”
乞丐这才试着打开箱子。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乞丐充满了惊奇与狂喜：箱子里装满了金子。
那些没有找到他们真正财富——存在的欢乐以及与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深深的不可动摇的宁静——的人就是故事中的那个乞丐，即便已经拥有很多物质上的财富，他们依然在四处寻找欢乐、成就、安全或爱情的残余，他们不知道，自己不仅已经拥有了所有这些东西，还拥有了比这些更为珍贵的东西。
你或许生活在对未来的焦虑中，你或许无法摆脱过去留给你的痛苦，你和你的伴侣或许总是纠缠在无尽相互伤害，怎样解决这些永远困扰我们生活的烦恼，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幸福呢？
阅读这本书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发现之旅，在作者这位心灵导师的引导下，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直都处在大脑或思维的控制之下，生活在对时间的永恒焦虑中，从而阻碍你摆脱内心的痛苦。但实际上，我们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当下发生的，而过去和未来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通过向当下的臣服，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力量，找到获得平和与宁静的入口。在那里，我们能找到真正的欢乐，我们能拥抱真正的自我。

作者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于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首选入门书。其后又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出版。多年来，这部专著一直是世界各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响很大。

孤獨沒有什麼不好。使孤獨變得不好，是因為你害怕孤獨。
一一孤獨和寂寞不一樣。寂寞會發慌，孤獨則是飽滿的，是莊子說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是確定生命與宇宙間的對話，已經到了最完美的狀態。
一一當你被孤獨感驅使著去尋找遠離孤獨的方法時，會處於一種非常可怕的狀態；因為無法和自己相處的人，也很難和別人相處，無法和別人相處會讓你感覺到巨大的虛無感，會讓你告訴自己：「我是孤獨的，我是孤獨的，我必須去打破這種孤獨。」你忘記了，想要快速打破孤獨的動作，正是造成巨大孤獨感的原因。
在這匆忙的城市裡，我們是孤獨的個體。
內心情感無處可訴的「情慾孤獨」，字句無法溝通的「語言孤獨」，理想未竟的「革命孤獨」，壓迫人性所造成的「暴力孤獨」，哲思考者不為人了解的「思維孤獨」，世代價值交替所造成的「倫理孤獨」；這些都是現代人時時面臨的孤獨處境。蔣勳的《孤獨六講》，深入討論這六種存在於當代社會的孤獨議題，孤獨其實並不可怕，這些孤獨造就了社會裡「特立獨行」的個體，他們不因群體價值而妥協、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孤獨，而給予社會創發新意的可能。珍視孤獨感產生的瞬間，當我們與孤獨共處，我們將更瞭解自己。

《道德情操论》是斯密的伦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59年，斯密去世前共出版过六次。全书共有七卷构成，主要阐释的是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斯密在该书中继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论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他反对神学家用天启 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把他认为是人的本性中所有的同情的情感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它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

故事从“冬天的雨夜，在荒郊野外的山区，一个没有手机、没有汽油的孤单女人”开始。
若菱，自名校毕业，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但心中却不时的自问：为什么我不能拥有想要的生活？为什么我不快乐？我该如何当自己生命的主人？ 在一个下雨的冬夜，若菱巧遇一名智慧老者，在与智者数度交谈的过程中，她渐渐填补不快乐、挫败的心灵缺口，寻回最真实勇敢的自我…… 你会不会担心和若菱一样，让身体的疲惫失控于华丽的业绩之中？ 你是否也想遇见在你心中的智慧老者，穿越心事的重重黑纱，遇见全新的自己？

《培根论人生》是《醒客悦读丛书》之一，遵循“经典文本，轻松阅读”的宗旨，采用汉语翻译界的经典名译，所选内容均为培根作品中的经典性论述，充满了作者对人世的通透洞察，体现了作旨的现实主义与其道德理想的完美融合，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古典人文主义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希望《培根论人生》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培根论人生》属于为数不多的应当咀嚼的消化的书。你很难见到这么小一个盘子里盛这么多肉，而且烹制得如些色、香、味俱全
——美 威尔·杜兰特
弗兰西斯·培根的人生随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尘世中的智慧，它让我们变得充满理性并世事洞明。
——美 F.房龙
培根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有文艺复兴之风，他以《培根论人生》闻名于世。
——英 贝特兰·罗素
他的文字有一种优美而庄严的韵律，给情感以动人的美感，他的论述中有超人的智慧和哲学，给理智以深刻的启迪。
——英 雪莱
《培根论人生》体现了明智的处世本领，为世人所广泛传阅。
——法 让·德·维莱

本书初版于1922年，是梁漱溟新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全书共五章，主要包括了本体论、认识论、文化观、历史观和伦理学思想五个部分内容。作者将西方的非理性注意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对东西文化加以比较，极富开创性和启发性。梁漱溟（1893-1988），原名梁鼎焕，毕生致力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和著述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作者肯定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通过对古代哲人言行的追述，对人生所面临问题的思考，阐释了哲学在我们人生和社会中的意义，富有智慧和启迪性。

本书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展现其智慧的结晶，克氏常常在林间散步及树下静坐，从大自然里体悟人类问题的根本纠结所在。他常常以一首诗的方式或描述林间的小鸟飞翔，或描述印度河边洗衣的老妇人，带领你进入他的思想世界，既无诡辩也无知识累积的累赘。他常常强调真理自在人心及独立思考判断的重要性，他强调的是真理必须自己去追求，去领悟无法经由别人代替你去做。就好像身体的病痛必须自己去承担任何人都无法替你去承担去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不只是一本好书还是直得珍藏的好书。

莫里·施瓦茨是作者米奇·阿尔博姆在大学时，曾给予过他许多思想的教授。米奇毕业十五年后的一天，偶然得知莫里·施瓦茨罹患肌萎性侧索硬化，来日无多，这时老教授所感受的不是对生命即将离去的恐惧，而是希望把自己许多年来思考的一些东西传播给更多的人，于是米奇·阿尔博姆作为老人唯一的学生，相约每个星期二上课。在其后的十四个星期里，米奇每星期二都飞越七百英里到老人那儿上课。在这十四堂课中，他们聊到了人生的许多组成部分，如何面对他人，如何面对爱，如何面对恐惧，如何面对家庭，以及感情及婚姻，金钱与文化，衰老与死亡。最后一堂课是莫里老人的葬礼，整个事情的过程，以及这十四堂课的笔记便构成了这本《相约星期二》。

本书写于1930年。当时作者虽相当了解法西斯主义，但对国家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知。当作者还在为书稿的完成而喜悦时，十分震惊地听说国家社会党人在1930年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初的胜利。书稿被搁置一旁有一年之久。因为我不想让它在我的三卷本《哲学》之有问世。《哲学》在1931年发表。该书发表后几星期，本书也出版了。为了阐明那个时代，作者利用了仅属于那些特别岁月的事实材料，因而本书在许多方面感染了当时的气氛。尽管自它问世以来已发生了种种事情，但是若考虑一下今天的哲学状况和世界情景，那么作者认为，它在现在和当时一样有效。

这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通过对劳动、工作和行动；权力、暴力和体力；地球和世界，以及财产和财富等诸概念的区分，强调了人在面临现代社会高度科技化、自动化和经济现代化情境下，仍然具有的“复数性”和开端启新的行动能力，从而重树人们对于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这本曾被欢呼为“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将批判的目光投向我们当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时隔50年，这《人的境况》的原创性仍然像当时一样令人瞩目，并能激发起新的思想和讨论。

《哈耶克自由哲学》内容简介：哈耶克，奥地利裔英国政治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西方自由保守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早期的哈耶克主要关注自由市场经济学，首度提出投资过度理论。哈耶克确信资本主义体系自身具有保持稳定的能力，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由于他在经济学上的突出成就，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影响遍及经济学、理论心理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法律人类学、人类思想史等领域，尤其是他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对自由主义的褒扬，使他在政治哲学界影响深远，并左右着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走向。

本书内容广泛涉及人生观、知识观、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思想等诸多方面，但是作者还是重在探讨人类的创造性思维的奇迹。

前面，我已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把意义的效果归于预先设定的范畴（通过政治―诗歌―哲学等领域；或通过手段：隐喻、引言、形象等）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别处，我指出，认为在书卷末尾设索引有实用价值的看法只是幻想。但是，既然我选择的道路是曲折的，那事先设定航标我认为是有用的。此外，我们难道不能绘制中国的意义图表（就像17世纪时的那些女才子们笔下常出现的爱情国地图）吗？意义或感情的“微妙性”：二者随后将能够各自按自己的意愿从这些标界出发旅行。
第二章从策略上的种种差异出发讨论倾斜的问题：中国传统兵书推崇的奇攻与正规战中的方阵进攻是针锋相对的。随后，我又在经典著作中考察这个问题：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委婉的批评，或根据编年史书（《春秋》）所述，在外交场合引言赋诗产生的威力。我在第五章中，分析了人们何以能够通过行为的些微迹象感知到一种道德判断，这一章还提供了解读暗示的典例。到了第六章，这些则导致对间接的文化价值（政治的）的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思考。因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此（至少像人们从竞技与政治广场中的希腊式的正面相对出发所感知到的）：间接在中国的目的是妥协，由于检查造成的迂回变成为艺术的效果。
第七、八章又谈到了诗文评论，但却把评论引向更理论化的意义：我试图要弄明白为什么与希腊不同，中国没有设定一个作为表象的对象的世界；而沿顺出这样一种结果，为什么不是从表象性出发（象征性地活动）确立意义的前景（在希腊，神话的寓意化所发现的意义）。从迂回的种种形态出发，我要考虑它使人理解到什么（这两章是本书的中心，也是本书的绞合点）。第七章的开始是一条“隧道”，因为我必须在历史环链中澄清有关诗的间接的种种中国观念。而这在我看来是与希腊的一个根本不同所在：缺少另一种领域，或者说缺少另一个世界――精神的世界――形象会求助的世界。
从第九章起，我还是考察缺少另一种领域的问题，而这另一领域更准确地被设定为抽象化的和本质的领域。这一部分主要分析的是历来被视作精妙之语典范的《论语》。从《论语》出发，就引出了这样双重的对立：抑扬转调（孔夫子式的）与决断定义（苏格拉底式的）的对立，犹如整体与普遍的对立；同时还会提出这样的思想：既然孔子言论的迂回并不导向（“观念”领域的）他物，那这种迂回会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它不断地――以一种指示的方式――阐明现实。因为，通过圣人的言论的多样变化，我不断地适应了事物的更新；我从侧面或从另一角度接近现实，常常对之进行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迂回同时也成为进入。
在读《论语》时，弟子觉悟的间接过程是相应于孔夫子的指示言论的，《孟子》的情况也是如此（第十一章）。《孟子》同样使人了解何为意在传播、而不是说服的言论，或可了解为什么圣人坚持要与哲学讨论保持距离。第十二章终于展开正面问题的讨论。关于难以形容的东西（绝对与无条件的“一”）的问题，似乎不再有两种解决方法：新道家思想家（注释老子的王弼）与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同代人普洛提诺）相联系，中国和希腊互相对话。而我指出在中国由于缺少本体观点，否定的问题是如何被改造的（由此重新对“神秘主义”的普遍性进行质疑）。因为代表“道”的“绝对”特征的“大象”并不适合于类比的途径：除了自己的实在――个体的与具体的实在之外，大象不归结于其他任何实在，但是，它却向我们突出了一个既专一又有限的特征：个体与具体总趋向于把自己关闭在这个特征之中；“大象”并不通往某种实体，超过它之上，而是通过它使我们重归诸物的未被分化的基础，从而摆脱对它的任何误解偏见。
另一部古代道家的伟大著作（《庄子》）所达到的语言批评水平可能更准确地确定这种要求（第十三章）：圣人之“明见”看不见其他东西，但在其中各种视点互相平衡并且任何排斥都自行消失。我们在此找到了理想的整体（与部分相对）；这也像间接接近的功效――可能是无限多样化的。因为，在适应形势的摇摆中，“波动起伏”的言语从各个角度包围现实，经常贴合诸物的自发运动，并且让我们进入一个只不过是自然的“天”之中。
最后两章要指明，一种偏宠文章与其主题之间的“松懈”、“散漫”关系的文学艺术是如何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戏剧（西方室内剧）的例证又一次深化了中国传统与希腊传统的分歧，因为，中国评论家（金圣叹）并不对剧本用以表象的方式感兴趣，而是根据迂回而曲折的文人视角去读剧本。我主张用隐喻的距离的观念去确定中文文字的这种理想，并且在最后一章（有关杜甫的部分），为了说明，我举出诗与诗题之间的差距产生的不同效果：由于在二者之中引入了差距，使得诗的蕴意分散难以抓住，诗则变得意味深长。
读者可能在读过最后两章后才会开始被隐喻的种种魅力所吸引。然后，特别直接接触过中国哲学的读者将会受益于第九章到第十三章的哲学巡视，而对中国译码感兴趣的读者将会受益于贯穿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最初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不管怎样，本书自始至终，航行方向不变：进行最远离逻各斯的航行，直至差异可能到达的地方去探险。

《中庸》是不偏不倚的立身处世哲学，有折不扣的太平和合境界
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的儒家哲学经典

In this work the distinguished physical chemist and philosopher, Michael Polanyi, demonstrates that the scientist's personal participation in his knowledge, in both its discovery and its valid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science itself. Even in the exact sciences, "knowing" is an art, of which the skill of the knower, guided by his personal committment and his passionate sense of increasing contact with reality, is a logically necessary part. In the bi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becomes even more evident.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posed by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search for truth and truth itself, Michael Polanyi believes that we must alter the foundation of epistemology to include as essential to the very nature of mind, the kind of groping that constitutes the recognition of a problem. T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assembled by Marjorie Grene, exemplifies the development of Polanyi's theory of knowledge which was first presented in "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 and later systematized in "Personal Knowledge." Polanyi believes that the dilemma of the modern mind arises from the peculiar relation between the positivist claim for total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unprecedented moral dynamism characteriz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iration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first part of "Knowing and Being" deals with this theme. Part two develops Polanyi's idea that centraliz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life of science as well as his views on the role of tradition and authority in science. The essays on tacit knowing in Part Three proceed directly from hi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reveal a pervasive substructure of all intelligent behavior. Polanyi believes that all knowing involves movement from internal clues to external evidence. Therefore,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knowing, we must develop a theory of the nature of living things in general, including an account of that aspect of living things we call "mind." Part Four elaborates upon this the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