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四册，分作“政论篇”，“哲学篇”，“文化篇”以及“书信与随笔篇”。书前有张斌峰所作长篇《〈殷海光文集〉编序》，对殷海光的生平行状、思想脉路、启蒙意义与晚年的文化转向作了梳理与阐扬。
全书收录了殷海光比较重要的自由主义著作数十篇（专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由于篇幅关系，未收在内）。但是殷先生的批判意识是一以贯之的，即使在比较轻松的随笔文章中，也可以望见一个思想家的风采。譬如，殷先生在题为《西行漫记》的一组游记中，谈到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先生一面承认歧视的存在，一面在反思中国的问题。殷先生在文中说：歧视“虽然如此，至少对于不纯凭感觉而生活的人说，并不怎么有了不起的不便。假若你记得同种之间所给你的是怎样的不客气，假若你记得你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而走到各‘部门’去所受到的是怎样冷酷得可怕的脸，……那么，你在这里会感到礼貌、正直与坦率。人把人当人看待，即使有点儿生物学上的差异，比人把人不当人看待，即使没有生物学上的差异，滋味是很不同的。……但是，很奇怪的，人们常常在想象中对于异族的不够友好很敏感；而对于同族的威胁则很麻木。这是不是说，同族的虐待，是应该忍受的？是否有这种‘伦理上的应然’？”
《殷海光文集》全书对比较敏感的地方作了删节，用“［……］”标出。这或许是唯一令人扼腕的地方。但是明白人都能知道，如果不作此类处理，在大陆出版殷海光文集怕是绝无可能的。老金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文化事件，它的得以出版，应该也算作自由知识分子在与传统遏制势力的博弈中，相互作出妥协才可以看到的不乏积极意义的结果。此类事件正在积聚中。它的普遍性已经广为人知。一般的评论多落定在对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批判中；但是此类事件更有意味的也许是“事就这样成了”——尽管它所成就的是一种有缺憾的思想实在。当着需要的思想还是一片虚空时，有缺憾的实在也是非常富有意义的价值系统。这样，老金就认为，编选者的妥协，由于它所致力并最终完成的是“从无到有”的结果，博弈中，它的胜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在可能的条件下，做一些“零星的社会工程”，包括编选殷海光先生的文集这样的“工程”，应该是非常踏实的自由主义者希望的工作。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也正是先贤的希望。
张斌峰先生的编选是非常认真的。他以一己之力，独自承担了百余万字的编辑和整理工作，对殷海光原文和原文中的引文所作的校勘，应是付出心血最多的地方。这些工作，都对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说这是一部“编选适宜，用功颇勤，嘉惠后学，厥功至伟”的自由主义专著，或不为过。（2002年9月13日得书，14日凌晨草就，时窗外曙色微茫，梧桐叶下有影零乱。）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看顾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
以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生平行藏为例，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动荡所迷惑，以致对极权主义、暴行和国家的恐怖行动视而不见。里拉说明了，那些没有控制看书激情的知识分子何以被推入了他们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并对我们的知识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是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的，那是爱者才有的失望。他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提示真相的天赋，这本集子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纽约时报书评》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最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
——保罗·伯曼

本书是由传记性质的“人物素描”构成的文集，他们大多是汉娜·阿伦特的同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伊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贾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这些文章体现了作者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的敏锐和犀利，同时，在她的笔下有一种因理解而引起的深情。

上个世纪30-50年代，陈寅恪、胡适的思想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今天，他们的思想仍闪耀着光芒。《思想时代》是作者对陈寅恪、胡适思想研究的成果集，这其中既有作者对历史偏见相误解的纠正，也有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历史史宝。

本书为萨义德总结近年文学、文化、政治批评的经验，对“知识分子”这一重要议题所作的系列反思。他尖锐地指出，在当今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交融的时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是一种特殊专业，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术中间人于一身。他（她）们身不由己，往往成为备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我们方能得见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

《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主要介绍了金岳霖、冯友兰、傅斯年、马寅初、李叔同、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作家。思想卷单列十位思想者，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笔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锵鸣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以务实求真、敢于直言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典范的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1911～2001），出身名门，受业名师，先在唐山交大学工，后赴美国康奈大学、爱荷华大学、伊利诺大学专攻水利，获硕士、博士学位。曾在西南、西北、东北从事水利建设，坚持实地勘察，科学办事。1957年从黄河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并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加之所作的《花丛小语》直刺时弊而获罪，被划为右派，历尽磨难。22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重返讲台，继续为水利真理而奋争，直到90高龄辞世。
黄万里家人授权作者立传，并提供近200幅珍贵图片见证历史沧桑，书中全面展现黄万里的丰富人生、感情世界和多彩才华，对黄万里的父亲、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妻子西玉隽及岳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烈士二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之父黄竞武以及黄氏大家族中众多成员与师生亲友包括三代大丫头、三代四博士、跨国亲朋、院士女婿、患难同事等等，都有生动的记述，读之宛如一部历史画卷展现眼前。

《学术与政治》内容简介：研究韦伯者，无一不深知这两篇演说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但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也由于他作为当时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对其身边的思潮做出了十分个性化的回应，这是从韦伯其他学术著作中难得一见的。 (正在采用)

一次成功的采访，与其说取决于被访者的水平和口才，不如说看记者肚子里有多少货色。作为《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李宗陶的成功，来自于她的灵感加好学。
灵感是先天的，天资愚笨，后天再如何努力，也终究有限。看她采访录中那些知性与感性交错的好问题，就明白这个女孩的灵性。她出生于书香之家，命运的阴差阳错，却让她读了一所工科学校。毕业以后弃工就文，改行当记者。没有受过新闻系的刻板规训，反而让灵性尽情发挥，淋漓尽致。
不过，灵气再足，也有挥霍一空的时候。好在她对文学、历史与宗教哲学有近乎膜拜的热忱。买书、读书、写作，成为她最大的癖好。她的每一次采访，都做足了功课。事后将录音全部整理出来，沙里淘金，提炼出最出采的篇章，如同王世襄老人下厨，一斤菜要掐掉七两，只留那一点点嫩尖，炒成美肴。
——许纪霖

序
中文版序
序言
凡例
導 言
第一部分 愛國者的長途跋涉
第一章 從北平到長沙
第二章 聯大的長征
第三章 蒙自的魅力
第二部分 交互影響
第四章 聯大與雲南人
第五章 重慶與昆明
第六章 聯大的學風
第三部分 諄諄教誨 濟濟良師
第七章 文學院
第八章 法商學院
第九章 戰爭與學術
第十章 理學院
第十一章 工學院
第十二章 師範學院
第四部分 聯大八年
第十三章 希望的歲月：1938-1941年
第十四章 堅忍的歲月：1941-1943年
第十五章 考驗的歲月：1943-1945年
第十六章 完成使命：1945-1946年
結語
附錄：訪談清單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书的由来、内容、形式与风格：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沃尔夫•勒佩尼斯在法兰西学院欧洲讲坛（1991—1992）作出了经典阐释，《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一书即是该系列演讲结集而成。法兰西学院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最著名的科学机构之一，其欧洲讲坛享誉世界。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专门阐释了近代意义上的欧洲知识分子的源起、类型和责任，以文艺复兴以来重要人物（涉及拉罗什富科、布丰、卡尔•冯•林奈、约翰•温克尔曼、圣伯夫、保尔•瓦莱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马修•阿诺德、朱利安•班达、米歇尔•福柯、哈贝马斯、皮埃尔•布迪厄、乔治•康吉扬等）和重要思潮为线索，以知识分子的经典困境——“乌托邦与忧郁症”为主题探讨了社会的有序与无序；从博物学到自然史的变化，论及世界知识和自然界秩序的确立。贯穿其中的是欧洲精神政治的历史，并对当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作出深刻反思。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简介：
本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研是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导读：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大弊病。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其二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在这样一个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而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现代知识分子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美国知识分子》讲述了爱默生、梭罗、卡森、弗里德曼等四十多位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家，介绍了其生平、主要贡献、学术地位及重要影响,有助于了解美国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历史。

本书由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初版于一九四六年七月，是学术界公认的最有价值的联大文献。本书文字朴实，内容丰富，主要由“历史回顾”、“联大生活”、“联大教授”三部分组成。
“历史回顾”介绍了联大校史上一系列比较重大的事件，如倒孔运动、五四纪念活动、壁报活动、文艺活动、“一二•一”运动及民主运动等；“联大生活”包罗甚广，既有跑警报这样别致的“教授生活之一章”，也有衣食住行之类“片断的回忆”，还有助教、兼差、从军、译训、社团等各种生活实录；“联大教授”前三篇文章讲述了闻一多先生的事迹，《教授介绍》一文由学生写老师，刻画出联大教授在学生心目中的真实形象，读来别有风味。

《并未远去的背影》基本是对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进行再梳理。民国时期（当然也包括共和国时期）的许多人与事，其实都扑朔迷离，真面目始终不为人知.过去的“定论”，显然已不足为信。《并未远去的背影》所收文章，则意在对那些有意义也有意思的旧人旧事进行再解读。比起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并未远去的背影》更注重对旧资料的重新理解和运用。利用内地公开出版的有关文献，利用从中南海里出来的各种书籍，对那些旧人旧事做出新的更符合真相的解说，是《并未远去的背影》的追求。

这本让我们警惕人文知识分子的书可能是惊世骇俗的，也可能是哗众取宠的，但它十分值得一读。知识分子可以怀疑和批判，也就难免被怀疑和批判。1998年，《知识分子》在伦敦出版，此后立即在大西洋两岸引起强烈反响，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伦敦书评》发表文章称它是“一本有说服力的、也是有趣的书；即使不喜欢它的人，也会从中得到乐趣。”约翰逊先生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中洋洋得意，告之了许多我们所熟悉的大知识分子――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罗素、萨特、威尔逊、高兰茨……不为我们所知的另一面。

《顾准文稿》包括三部分内容：“经济学文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其中有八篇文章是首次发表（“经济学文稿”中除“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外的八篇）。在版本上，有原稿者，一律根据原稿排校；没有原稿者则根据打印稿或已出版著作排校。编者对原稿和已出版的著作作了认真的整理、校订工作；对有些篇目的顺序作了调整；对有疑问或需加说明的地方，给予简注，用仿宋体，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