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是杜维明先生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第二部。杜维明70年代初短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1-1981年转赴伯克利，《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1981)》所收文章是这一时期的心得随笔。伯克利十年，也是杜维明自动选择了一条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道路在伯克利执教和研习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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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王阳明的青年时代，即1472-1509年，也就是截止到王阳明龙场“大悟”后形成“知行合一”观的时期。“这是一个认真探寻和痛苦经验的时期”，包涵了大量的精神和学术的游历。作者以人物思想传记的方式，从考察王阳明的生平经历和明朝的历史与社会出发，探究早期王阳明各个时期思想轨迹的外在影响和内在心理动因，也就是其经历与学说之间的“动态机制”。作者从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他思想形成的岁月，这个发展过程的高潮，是几次内心经验的大跃进。作者认为，阳明提倡生活与学说的统一，故其思想的一体性不同于思辨构造或认识论体系的统一性，而是建立在他的生活经验之上的。如家族尤其是父亲的巨大成就对他青年时期反叛精神的影响，尤其是他与佛教和道教的关系，他在阳明山隐修中从难以割舍的亲情的深刻体验中回转儒家，又在政治上严重受挫被发配贵州龙场的绝望处境中再一次确立成圣的内在意志，终于使自己的思想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超越朱子“格物”论的“知行合一”观，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他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
本书不是对阳明的哲学思想研究，毋宁说是对阳明思想之所以形成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分析，从而确立其思想的来源。对历来阳明学中聚讼纷纭的一些问题，如阳明思想与佛、道的关系、是否受陈献章影响、写作《朱子晚年定论》的心理和思想动机、知行合一观的思想来源及与朱子“格物”观的内在联系等等，都做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1988年作者应台湾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的邀请，以“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为题，开设了13次的公开课，从多层次、多面向、多维度和多因素的视野来考察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现代精神的儒学诠释。作者的核心关切是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回应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著名命题。作者认为，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并没有反证韦伯的命题，但却迫使韦伯命题只通用于现代西方。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虽在历史上引发了东亚的现代化，但没有在结构上规定东亚现代性的内容。因此，东亚现代性是西化和包括儒家在内的东亚传统互动的结果。
作者对儒家传统和现代精神的理解烙下了80年代的深深印痕，如从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一脉相承所构想的理性化过程作为现代化的本质特色，而对以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的反思则涉及较少。而作者对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因素则从几个层面来把握：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精神资源，企业伦理，民间社会的“心灵积习”，生命形态的价值取向，认为发掘儒家传统的人文资源，不仅有助于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也可以用来构建全球伦理这个设想。

本书是作者的第二部英文论文集，继《仁与修身》之后进一步确认做人与修身在儒家传统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对儒家“自我”概念做了传述和诠释，把儒家的自我作为创造性转化的观念加以理解，并对如何探索儒家传统中的丰富资源提出了一些方法。作者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本体论，即主要思想家所理解的人性的形而上，及宋明儒学中的宗教性与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