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在社会不断发展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伴随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著名杰作。其主要论点可概括为：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后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但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 ，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即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等地。
本书希望通过 “羌” 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这项研究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即“羌” 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方牧羊人或西方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方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 “羌人” 概念的转变，便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方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康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康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本書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重要學術專門著作補助出版。

當統獨問題紛擾未息，當民族意識在人群中甦醒，民族認同成為政治上、思想上的新議題，身為「中華民族」的我們，是否曾想過，何以我們稱為「中國人」？華夏民族之形成所由何來？

究竟什麼是中國人？這問題不僅困擾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也困擾許多居於中國認同邊緣的人；本書即嘗試解答此一問題。作者認為，由線性的歷史溯源，以及對所謂典型中國人的研究，都難以解答這個問題。因此作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維持與變遷─來了解中國人的本質。本書說明，在特定的資源競爭與分配環境中，華夏(中國人)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華夏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非華夏。

以中國人為例，作者藉著歷史、考古與人類學資料，探討與人類族群認同相關的資源競爭與分配關係，社會歷史記憶與失憶的過程，典範與邊緣觀點爭論中的社會本質，以及歷史的現實意義等問題。作者希望本書能幫助我們思考自身的認同問題(為何我們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或台灣人)，以及思考當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認同問題。

《族群政治》讲述了关凯具有远比一般学者更为宽阔深入的国际视野、理论厚度和实际的实践经验。 因此，他积多年的思考和经验，主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族群政治”为题撰写本著作，对族群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结果产生的逻辑过程。其书结合国内外的各种关于民族问题进行的陈述和分析，都与国际学术界相关的各种前沿理论和观点进行了对话，其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对各派理论理解准确，分析鞭辟入里。而且他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固有的这些理论，还提出了很多个人的见解，给人以启发和更开阔的思索余地。可以看出，作者在族群政治问题上的阐述力图全面完整，这个目标应该说已基本达到，但由于全书篇幅之限制却影响了在一些较重要问题上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在这些问题上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