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直以来被美国多所大学作为中国历史课程的基本教材，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宏大背景出发，对一个帝国如何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作者在强调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的基础上，结合内外两方面因素来解释中华帝制的衰落，超越了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盛行的“冲击-反应”研究模式。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是法国著名汉学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的名作。细致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下层社会民众生活。《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插图本)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

前面，我已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把意义的效果归于预先设定的范畴（通过政治―诗歌―哲学等领域；或通过手段：隐喻、引言、形象等）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别处，我指出，认为在书卷末尾设索引有实用价值的看法只是幻想。但是，既然我选择的道路是曲折的，那事先设定航标我认为是有用的。此外，我们难道不能绘制中国的意义图表（就像17世纪时的那些女才子们笔下常出现的爱情国地图）吗？意义或感情的“微妙性”：二者随后将能够各自按自己的意愿从这些标界出发旅行。
第二章从策略上的种种差异出发讨论倾斜的问题：中国传统兵书推崇的奇攻与正规战中的方阵进攻是针锋相对的。随后，我又在经典著作中考察这个问题：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委婉的批评，或根据编年史书（《春秋》）所述，在外交场合引言赋诗产生的威力。我在第五章中，分析了人们何以能够通过行为的些微迹象感知到一种道德判断，这一章还提供了解读暗示的典例。到了第六章，这些则导致对间接的文化价值（政治的）的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思考。因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此（至少像人们从竞技与政治广场中的希腊式的正面相对出发所感知到的）：间接在中国的目的是妥协，由于检查造成的迂回变成为艺术的效果。
第七、八章又谈到了诗文评论，但却把评论引向更理论化的意义：我试图要弄明白为什么与希腊不同，中国没有设定一个作为表象的对象的世界；而沿顺出这样一种结果，为什么不是从表象性出发（象征性地活动）确立意义的前景（在希腊，神话的寓意化所发现的意义）。从迂回的种种形态出发，我要考虑它使人理解到什么（这两章是本书的中心，也是本书的绞合点）。第七章的开始是一条“隧道”，因为我必须在历史环链中澄清有关诗的间接的种种中国观念。而这在我看来是与希腊的一个根本不同所在：缺少另一种领域，或者说缺少另一个世界――精神的世界――形象会求助的世界。
从第九章起，我还是考察缺少另一种领域的问题，而这另一领域更准确地被设定为抽象化的和本质的领域。这一部分主要分析的是历来被视作精妙之语典范的《论语》。从《论语》出发，就引出了这样双重的对立：抑扬转调（孔夫子式的）与决断定义（苏格拉底式的）的对立，犹如整体与普遍的对立；同时还会提出这样的思想：既然孔子言论的迂回并不导向（“观念”领域的）他物，那这种迂回会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它不断地――以一种指示的方式――阐明现实。因为，通过圣人的言论的多样变化，我不断地适应了事物的更新；我从侧面或从另一角度接近现实，常常对之进行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迂回同时也成为进入。
在读《论语》时，弟子觉悟的间接过程是相应于孔夫子的指示言论的，《孟子》的情况也是如此（第十一章）。《孟子》同样使人了解何为意在传播、而不是说服的言论，或可了解为什么圣人坚持要与哲学讨论保持距离。第十二章终于展开正面问题的讨论。关于难以形容的东西（绝对与无条件的“一”）的问题，似乎不再有两种解决方法：新道家思想家（注释老子的王弼）与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同代人普洛提诺）相联系，中国和希腊互相对话。而我指出在中国由于缺少本体观点，否定的问题是如何被改造的（由此重新对“神秘主义”的普遍性进行质疑）。因为代表“道”的“绝对”特征的“大象”并不适合于类比的途径：除了自己的实在――个体的与具体的实在之外，大象不归结于其他任何实在，但是，它却向我们突出了一个既专一又有限的特征：个体与具体总趋向于把自己关闭在这个特征之中；“大象”并不通往某种实体，超过它之上，而是通过它使我们重归诸物的未被分化的基础，从而摆脱对它的任何误解偏见。
另一部古代道家的伟大著作（《庄子》）所达到的语言批评水平可能更准确地确定这种要求（第十三章）：圣人之“明见”看不见其他东西，但在其中各种视点互相平衡并且任何排斥都自行消失。我们在此找到了理想的整体（与部分相对）；这也像间接接近的功效――可能是无限多样化的。因为，在适应形势的摇摆中，“波动起伏”的言语从各个角度包围现实，经常贴合诸物的自发运动，并且让我们进入一个只不过是自然的“天”之中。
最后两章要指明，一种偏宠文章与其主题之间的“松懈”、“散漫”关系的文学艺术是如何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戏剧（西方室内剧）的例证又一次深化了中国传统与希腊传统的分歧，因为，中国评论家（金圣叹）并不对剧本用以表象的方式感兴趣，而是根据迂回而曲折的文人视角去读剧本。我主张用隐喻的距离的观念去确定中文文字的这种理想，并且在最后一章（有关杜甫的部分），为了说明，我举出诗与诗题之间的差距产生的不同效果：由于在二者之中引入了差距，使得诗的蕴意分散难以抓住，诗则变得意味深长。
读者可能在读过最后两章后才会开始被隐喻的种种魅力所吸引。然后，特别直接接触过中国哲学的读者将会受益于第九章到第十三章的哲学巡视，而对中国译码感兴趣的读者将会受益于贯穿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最初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不管怎样，本书自始至终，航行方向不变：进行最远离逻各斯的航行，直至差异可能到达的地方去探险。

作者探讨1840至1956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的最新著作，观点新颖并富挑战性。作者不同意海内外的流行见解，即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视为传统社会的断裂，而认为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不过是传统的某种变构。作者企图超越国共两党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释，用大量史料证明，传统深层结构如何左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其实是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扑朔迷离，本书则简明清晰地勾画出社会变迁的主线，以新的视角来考察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In the summer of 1937, Japanese troops occupied the campuses of Beijing’s two leading universities, Beida and Qinghua, and reduced Nankai, in Tianjin, to rubble. These were China's leadi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run by men educated in the West and committed to modern liberal education. The three universities first moved to Changsha, 900 miles southwest of Beijing, where they joined forces. But with the fall of Nanjing in mid-December, many students left to fight the Japanese, who soon began bombing Changsha.In February 1938, the 800 remaining students and faculty made the thousand-mile trek to Kunming, in China’s remote, mountainous southwest, where they formed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Lianda). In makeshift quarters, subject to sporadic bombing by the Japanese and shortages of food, books, and clothing,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did their best to conduct a modern university. In the next eight years, many of China’s most prominent intellectuals taught or studied at Lianda. This book is the story of their lives and work under extraordinary conditions.Lianda’s wartime saga crystallized the experience of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ginning with epic journeys, followed by years of privation and endurance, and concluding with politicization, polariz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as China moved from a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a foreign foe to a civil war pitting brother against brother. The Lianda community, which had entered the war fiercely loyal to the government of Chiang Kai-shek, emerged in 1946 as a bastion of criticism of China’s ruling Guomindang party. Within three years, the majority of the Lianda community, now returned to its north China campuses in Beijing and Tianjin, was prepared to accept Communist rule.In addition to struggling for physical survival, Lianda’s faculty and students spent the war years striving to uphold a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hich modern universities, based in large part on the American model, sought to preserve liberal education, political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Successful in the face of wartime privations, enemy air raids, and Guomindang pressure, Lianda’s constituent universities eventually succumbed to Communist control. By 1952, the Lianda ideal had been replaced with a politicized and technocratic model borrow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本书由美国的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主体共有四部分，并有导言和结语。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西南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史料扎实，分析精湛，人物跃然纸上。《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出版，势必会令广大读者注目与着迷。

本书是美国学者的一部汉学研究力作。作者研究的是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中国北疆地区的历史，他将中国的历史文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对早期中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诠释，其中包括：后来连接成为“长城”的早期各个防御城墙的筑造；世界历史上有第一个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帝国——匈奴帝国的形成；致使中国军队征服西北地区，从而开通了一条与中亚的商贸通道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等等。

诚如克罗齐所告诫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无法免于时代的印记。本书即以克罗奇的教诲为戒，其主旨在反应海内外持续不歇的关于1919年“五四运动”意义的讨论。作者最终领悟到的“五四运动”的意义是：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卜正民将体制与意识的综合考察作为本书史论结合的主线，文中十八篇文章组成一段以鸦片为核心的连贯历史。勾勒了跨越一百三十年，焦点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影响下的东亚地区的鸦片贸易。第一部分介绍了十九世纪鸦片贸易的基础；第二部分考察鸦片在中国如何被分运和消耗；第三部分研究国家与地方努力控制鸦片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进一步推动近代中国政府的统一与权力渗透；第四部分分析日本利用鸦片对现有鸦片政权的冲击。

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历史上有过长期的友好交往历史，但也曾有过兵戎相向的时期，尤其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严重地侵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新中国建立后，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并最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然而在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始终存在不和谐的声音，始终存在一些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日两国间的某些不和谐之处越发突显，尽管两国经济关系不断加深，人员往来有增无减，但两国民众间存在的误解越发严重，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事件时有发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中日间不少学者就此也做了多方面的探讨，试图对此有所解说，寻找原因，找出破解之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2003年学术年会专门确定了“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主题，邀约中日两国有关学者，如张蕴岭、滨下武志、天儿慧等，从“他者”的角度对中日关系及中日两国各自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更好地认识对方，认识自己，从而在思考两国关系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无根、无据、脱离实际的认识，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提供有益意见。

“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20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这场运动通过灌输中国是有着自己“国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场运动影响了中国初萌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衣服到食品添加剂这样的时尚、从博物馆到百货商店、从产品展览到广告，莫不如此。同时，反帝抵制外货运动、国耻纪念、国货展览会、对不忠实的消费者的诋毁以及中国工业部门的提倡，都强化了民族主义消费，并传布了这样的信息——爱国的中国人使用中国工人在中国人拥有并管理的工厂用中国原料制造的产品。
在本书中，葛凯（Karl Gerth）认为，影响近代（modern）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上“中国的”或“外国的” 标签，消费文化变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被制度化及被实践的场所。本书以中文、日文和英语的档案，杂志、报纸和书籍为文献基础，第一次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历史纽带，重新解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并为洞悉所有近代国家中的类似联系提出了方法上的参考。

《五四运动史》是一本作者“想要说真话的书”。本书详细地记载了“五四”前后的史实，探讨了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为新文化运动提 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是迄今海外公认的对“五四运动”记述最详细、资 料最丰富、研究最深入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上海的繁華輝煌，一開始卻是個「海上奇觀」。這座充滿傳奇的城市，在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不僅由一個長江下游的縣城，一躍而成東亞數一數二的國際性通商巨埠，更以「洋」、「商」與「女性」共同挑戰與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秩序。西風中的資本主義，在上海 長出最能代表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面貌，中國的現代性不能不談上海。一九四九年後，上海在共黨政策下，被賦予製造工業的角色，一代繁華洗盡，直到九○年代，中國又回到上海找尋現代性，上海再度成為繁華的代表。
這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城市與經濟，對廣大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構成什麼挑戰與影響？本書回顧一八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上海社會文化史，透過細細考察上海的金融、出版和現代百貨業，葉文心生動描繪中國第一批城市中產階層。在國家角色尚弱的二十世紀初期，這個新富階層在從商與消費被視為愛國志業的觀念下，不僅取得在儒家社會的正當性，從而改變了上海， 更成為近代中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發展的主要力量。
新的往往也是舊的，葉文心認為，上海如今再度回到中國現代性的核心位置，卻有不少力氣花在挖掘過去的歷史記憶。因此要瞭解今日之上海，必須回到一九四九年前，那個張愛玲曾經生活過也貪嗔癡過的上海。而當代上海新富階層，是否會再次扮演推動國家變遷的角色，或許可從本書的歷史分析窺見一二。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以广阔的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中国书籍的生产、发行、阅读、流传，而重在探究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史和书文化的一部力作。书中对印本与手抄本的兴替、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与“知识共同体”，以及中西书史比较的论述，尤为精彩。《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反映了近年来西方中国史学界兴起的书籍史研究热的最新成果，是读者了解西方学者以社会史、文化史方法研治中国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动态的一个极佳窗口。《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是一部体例严谨、取材广泛、创见迭出的学术著作，同时笔触生动、细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到访中国，这次出使在历史上最大的争论是：英国使者有没有向乾隆皇帝下跪磕头？…… 本书作者佩雷菲特从世界史的角度，将此次出使作为东方与西方的首次撞击来考察，于是，视野开阔了，可供思考的素材也就相应丰富起来。
在作者眼中，这次英国人的出使实质意味着当时的“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本书以详实的史实，有趣的细节，精彩的笔致，揭示中西文明巨大差异和冲突。
二百年前，大英帝国从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英国此举意图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而中国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不同，认为英国里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臣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这场聋子之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失败了。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就这一主题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该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半年内就售出了20万册。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以极其宽广的视野，描绘出从王阳明、经过泰州学派、到李卓吾的所谓“王学左派”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展开，再现了当时社会与思想运动的活泼气息，并指出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近代市民意识的萌芽。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又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这些新生事物由于过早出现的缘故，最终毫无意义地遭受了“挫折”的图画。在日本，《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作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最早提出中国“近代”问题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著作，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日本学者的必读文献：亦是在二
战后最早对战前日本的历史学观进行反省的同时，对所谓“亚洲停滞论”这个战后历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展开研究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实际上，二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就是从《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开始的。

本书为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在饱含思辨的流畅叙述中，作者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而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创造的天才，后来者必须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作为老师，我为此而自豪。 ——费正清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亲密的友人，更是一个不会枯竭的思想灵感的源泉。与他的交谈也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能够不断地刺激你产生新的视域与观点。 ——史华慈
很自然，列文森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描述已经且将会被后来的学者所修正，但是，其尼采式的暗示——人们可能将自我的局限强加于他人以服务于自身权力——将作为其论述的核心长存下去。如其许多洞见一样，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也将继续提醒人们，悖论旨在揭示真理的一个未知片段。
——魏斐德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杜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