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埃及考古学专著，也是我国著名世界古代史、埃及学家刘文鹏教授的遗著。全书跨越史前史时代、法老时代、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代，内容涉及史前埃及文化的演进、城市文明与聚落形态、语言文字、宗教文化、陵墓、建筑、艺术创作及丧葬习俗等。

Taylor's entertaining, if grisly, interpretative history turns the raw gleanings of two centuries of archaeology on their head. Referencing his own experience, as well as others' documented discoveries, he expounds on the pervasiveness of such practices as funerary cannibalism, vampirism, and human sacrifice, and he poses the question, Which came first, the notion of the soul or the ceremonial burial of remains?
His conclusions, as he acknowledges, may be somewhat unsettling. Caches of bones, pottery shards, and tools reveal only the most basic clues, and the majority of archaeologists, filtering those clues through their modern "visceral insulation" from things pertaining to death, are, by Taylor's lights, unable to acknowledge how prevalent cannibalism and ritual sacrifice were and are.
Furthermore, while widespread popular thought maintains that humans acquired belief in the soul first and then developed ritual burial, Taylor considers the reverse to be more accurate: the immortal soul was invented as a result of the first burial ceremonies. Taylor demonstrates, albeit in highly scholarly style, the value of postulating well-developed, opposing points of view. (by Donna Chavez)

本书的研究回应从以往武梁祠研究中生发出来的四个主要方面，每一方面对于未来学术的进展都极为重要。第一方面是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尽管这些遗存对研究东汉图像艺术是极重要的资料，但相互矛盾的断代、祠堂归属以及编目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此外如错录铭文等问题更使人迷惑。通过重新检验发掘记录、以往著录以及复原设计等材料，本书希望为武梁祠和它原本所处的环境，即武氏家族墓地，提供更完全、准确的信息。

序 言
梁白泉
马克思在讲到一般意识形态和德国哲学时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说到历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
什么是我们自身的历史？一般将其理解为以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可是，无论中外，自古以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疑”字多义。《诗·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传“疑，定也”；《仪礼·士相见礼》：“凡燕见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书·王佩解》：“时至而疑”，注“疑，犹豫不果也”；《说文解字》：“疑，惑也”，“惑，乱也”；宋《广韵》：“疑，恐也”、“不定也”。
《后汉书·桓谭传》：“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曹褒传》：“互生疑异，笔不得下”；《郑玄传》：“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陶渊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南宋朱熹在《近思录·致知》中指出：“学者先要会疑”；近代胡适也提到，“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在西方，17世纪的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认为以怀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对“怀疑论”（skepticism）的影响很大。
历史是什么？从认识论出发，当今的史学家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 ）等，大力鼓吹“后现代”（postmodern）史学。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有：历史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其内容为杜撰的与发现的参半”。人们因而要问：历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们历史学的工作者习惯于把历史学的组成分为三个基本部分：一是历史文献，如我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学（ethnology）、民族志（ethnography），特别是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各地调查、记录下来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现状和知识，如摩尔根（L.H.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等等；三是18世纪中叶以来因发掘意大利庞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遗址而建立起来的考古学，其中著作很多，举不胜举，例如柴尔德（V.G.Childe, 1892—1957）的《青铜时代》、《工具发展小史》等等。
关于历史文献，人们大多深信不疑。因为列强侵略，西方思潮涌入，学者反躬自省，对古文献的价值产生怀疑。近代梁启超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帝王家谱”，是帝王家族的“相斫书”。上世纪30年代，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为首的“古史辨派”曾对我们的古史全面质疑。冯友兰又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的历史划分。
西方16世纪启蒙思想家、怀疑论研究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告诫人们，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弥笃”。
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当代出发，历史总是后人或别人的论述，只反映了后人或别人的历史观。
英国古典学者、历史学家伯里（J. B. Bury, 1861—1927）提出了严厉而苛刻的要求：“历史是一种科学——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于是詹京斯在他的《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感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
民族学记录的原始民族或处于母系或父系社会，或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民族学家说：他们或多或少地证明了今天先进民族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但这只是推测，只是可能，只是“例子”，而不是“证据”。列宁（V. Lenin, 1870—1924）说过：“例子不是证据”，例子只是类似的可资比较的东西，证据是事物的全体或局部。
看来，只有考古学，由于遗址、遗迹、遗物的直观性，具体性，原生性和生态性，才能比较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考古学并非万能。第一，由于自然、人为的原因，先人的遗存已经大量消失，仅存者难以展示他们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进来，共同认识和解读；第三，正如我们认识、解读古代文献一样，存在着类似“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做到完全的客观和准确仍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的考古学从西方输入，百年来成果辉煌，证明了我们的古史基本可信，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引进西方的成果。
本书作者保罗·巴恩（Paul Bahn）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翻译家和考古节目主持人，1979年获剑桥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发表论著四百多篇，出版专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学考古专业的参考书目。他善于把高深、艰涩的学术概念用通俗、活泼、有趣的文字表达出来。他说：“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在今天这个繁忙喧嚣的社会中，这非常符合读者的需要。不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强调学习要尽量与兴趣相结合，且要持之以恒。本书为你打开了一扇古老的门，请你不要轻易将此门关上。
希望本书的阅读过程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在考古发现的残简断片中，10个民族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生存时间不同、个人遭遇不同的“小人物”以其精彩的经历，多视角地展示了公元8-10世纪丝绸之路东段的诸多历史侧面，富有情趣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唐帝国在西域与几个得要政治实体的关系、战争实例、人物活动、风土人情、生存现状。全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艺术民俗等各个方面，几乎涉及当时一切社会内容的历史场景。

这是一本有关考古学的经典畅销书，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C. W. 策拉姆追寻着伟大学者和冒险家的足迹，从欧洲来到中东，又转至中美洲，带领人们进入一个个考古学传奇：施里曼发现特洛伊、卡特开启图坦卡蒙传奇般的墓室、科尔德维挖出巴比伦城、汤普森潜水寻找玛雅宝藏，商博良破译埃及象形文字……读者们宛如身临其境，亲历这些湮没已久的世界被揭开神秘面纱的过程。
本书首次出版于1949年。迈入21世纪以后，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德国罗沃尔特出版社对该书进行了彻底修订，补录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插入大量精美图片，补充了附录，进行了多方完善。

卢芹斋（C .T. Loo, 1880-1957）有史以来第一本生平传记
二十世纪初，浙江人卢芹斋旅居欧美，以其深厚的中华文物鑑赏知识和商业才能，启蒙性地把欧美收藏家们的眼光从中国装饰瓷器引向了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墓葬艺术和佛教艺术；使得西方人学会了欣赏中华文物中的青铜器、古玉器、古陶器、唐三彩，佛教造像等等；从此也开拓了世界范围的中华文物流通市场。时至今朝，也留下了中华文物的流通、回归与保护的话题。
——曹兴诚（当代着名文物收藏家、本书序作者）
罗拉女士的力作《卢芹斋传》填补了中国文物在世界范围内辗转播迁的一个文史空白，其学术性和可读性都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博或收藏类读物。
——宋路霞（近代家族史专家、本书跋作者）
罗拉因无意间经手卢芹斋法国五十年生活的整批私人文件而一头栽入这位曾经在亚洲古董界叱诧风云、但为人神秘的古董商的私密世界。她耗费近七年时间，紧紧追随卢芹斋的行迹，在法国、美国和中国三地进行研究和访谈，凭着如警探侦查办桉的精神，对所有蛛丝马迹一一抽丝剥茧，小心求证，客观地叙述了卢芹斋极其複杂、充满矛盾的一生。
——《CANS艺术新闻》2013年7月号

“I have seen yesterday. I know tomorrow.” This inscription in Tutankhamun’s tomb summarizes The Fifth Beginning. Here, archaeologist Robert L. Kelly explains how the study of our cultural past can predict the future of humanity.
In an eminently readable style, Kelly identifies four key pivot points in the six-million-year his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the emergence of technology, culture, 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 In each example,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long-term processes that resulted in a definitive, no-turning-back change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Kelly then looks ahead, giving us evidence for what he calls a fifth beginning, one that started about AD 1500. Some might call it “globalization,” but the author places it in its larger context: a five-thousand-year arms race, capitalism’s global reach, and the cultural effects of a worldwide communication network.
Kelly predicts that the emergent phenomena of this fifth beginning will include the end of war as a viable way to resolve disputes,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ow it, the widespread shift toward world citizenship, and the rise of forms of cooperation that will end the near-sacred status of nation-states. It’s the end of life as we have known it. However, the author is cautiously optimistic: he dwells not on the coming chaos, but on humanity’s great potent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