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为萧公权先生1926年在康乃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第二年即由伦敦一家著名出版社出版，佳评如潮。《伦敦时报文学副刊》（London Times，Literary Supplement）、《哲学学报》（Journal of Philosophy）、《国家》（Nation）杂志、《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对其大加赞赏。就连书中的主要批评对象之一、当时颇具名望的政治思想大家拉斯基也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发表评论，深佩“此书才力与魅力均巨”。类此推崇，并非一般溢美之词，因此很快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牛津大学“当代巨著”(Modern Greats)一课程，并采为必读书之一。此书出版之时，萧公权先生尚未逾而立之年，而其学已卓然自立，跻身世界著述之林，扬名国际，无疑是侪辈的翘楚。（摘自汪荣祖：《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

本书原为萧公权先生1926年在康乃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第二年即由伦敦一家著名出版社出版，佳评如潮。《伦敦时报文学副刊》（London Times，Literary Supplement）、《哲学学报》（Journal of Philosophy）、《国家》（Nation）杂志、《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对其大加赞赏。就连书中的主要批评对象之一、当时颇具名望的政治思想大家拉斯基也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发表评论，深佩“此书才力与魅力均巨”。类此推崇，并非一般溢美之词，因此很快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牛津大学“当代巨著”(Modern Greats)一课程，并采为必读书之一。此书出版之时，萧公权先生尚未逾而立之年，而其学已卓然自立，跻身世界著述之林，扬名国际，无疑是侪辈的翘楚。（摘自汪荣祖：《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

《康有为思想研究》是萧公权先生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原为英文撰写，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后再汇集成书，补写家世与生平两篇以及教育改革一章，分为四编。今由汪荣祖译成中文，列入萧公权全集第七册。
萧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四十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萧先生以其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这批康氏未刊稿微卷即由萧先生赠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而流传台湾的。
萧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有为的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与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氏，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后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萧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这些观点经深入验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己。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然而，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对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似都难与其显要的地位相称。正因此，萧公权先生晚年的这部平心之作，才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萧先生在大批的康氏未刊手稿的支持下，以同情的了解和细密的笔触，既凸显了这位“南海圣人”特重人际关系的问题意识，也还原了他纵笔代圣贤立言的畅想过程。由是，《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追述，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活泼的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