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在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堪称一场隐性革命。今天回顾起来，其主要动力其实来自农业外，不是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的发展以及收入上升，而导致的人民食品需求转型，特别是畜—禽—鱼和菜—果消费的大规模上升，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的基本转化。它其实是个由消费变化所推动的农业革命。
——黄宗智

本书是关于中国清代与民国期间的法律与司法实践的研究专著。全书共三部分：导论；第一部，从清代法律到国民党法律；第二部，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的比较。其中，第一部分为三章，介绍国民党民事法律的产生到成形过程，第二部分为七章，从典、田面权、债、赡养、婚姻等几个方面对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最后的第十一章是结论。本书有两条线索：一是回答从清代到1949年，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与不变；二是通过对清代与民国时期司法实践的考察，否定了“好人不见官”的传统看法，明确指出在此期间多数老百姓是使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多数县令、法官也是依法行事。

近百年来中国虽然在法律理论和条文层面上缺失主体意志，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却一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今天可以明确并认可这种抉择，而不要陷于完全盲从西方现代主义霸权话语的心态之中。本书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摆脱那种心态，是为了确立本书所涉及的法律实践所体现的传统法律的现实性以及立法精神上的主体性，由此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

本书汇集了黄宗智先生学术研究的精华。全书经作者亲自校阅，是比较权威的版本。
书中介绍了黄先生一贯强调的从经验证据到理论概念到经验/实践的研究方法，以及著名的黄氏“内卷化”、“过密化”理论。在翔实的经验证据基础上，论证了小农在人多地少的客观环境下所做的抉择，尤其是长时期为递减报酬而做出的高密度劳动投入，亦即作者之所谓“没有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总产出上升）” 以及“过密型商品化”。其影响可见于近年来“内卷”和“过密”两词在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广泛应用。其后，黄在《规范认识》文中对中、西方研究作了整体性的反思，突出中国经验（从西方现存理论理解）的悖论性，引起众多的讨论。
此后黄宗智的研究主要转向法律史，再次在发掘 “诉讼案件档案的基础上”，打出新颖的分析概念，区别清代法律的官方“表达”与其司法“实践”，强调两者既背离而又统一，由此形成清代法律的基本性质。此后“表达、实践”两词的对立也在国内众多论著中广泛使用。黄提出了清代法律体系中的“第三领域”概念——亦即国家正规法庭与社区非正式调解相互作用的中间领域。后又进一步说明了该领域中的“半正式”治理方法（即对准官员的依赖以及国家惟有在涉及他们的纠纷中方始介入）。黄把清代的这个治理模式称作“集权的简约治理”。
在新近的四篇法律论文中，黄进一步指出，现代西方的实践历史同样不同于任何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建构，尤其是西方现代影响最大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他强调，中国从传统延续至今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与现代西方的形式主义思维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中国固然需要吸纳形式逻辑来建立理论，但也应建立既是中国的而又是现代的现代性，包括法律体系和社会科学。
面对中国当前的“三农问题”，黄既强调其过密化的历史延续，也指出在当前的“三大历史性变迁”中，中国农业终于面临“去过密化”的历史性契机。有关的论文揭示的是过密化“理论”本身的历史性，自始便与特定历史条件相连。
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是黄教授学术生涯的一贯研究方法。本集最后一篇论文是他近年为国内研究生开办的研修班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学术方法的一个总结性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