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探讨经济、自由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经典著作当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为我们揭示了，正是由于华盛顿当局制定了过多的法律法规、实施了过多的政府管制、建立了过多的行政机构、花费了过多的财政预算，才使我们的自由和财富受到了侵蚀和削弱。一旦政府以中间人的身份插手干预，良好的愿望往往会导致悲惨的结果，对此，两位作者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此外，针对这些经济问题，弗里德曼夫妇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扩展自由、增进财富。
不论是探讨美国在以往岁月中的错误和失误，还是指出将来为增进经济繁荣所应采取的政策策略，本书都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分析透彻，论证有力，说服力很强。

How can we benefit from the promise of government while avoiding the threat it poses to individual freedom? In this classic book, Milton Friedman provides the definitive statement of his immensely influential economic philosophy—one in which competitive capitalism serves as both a device for achieving economic freedom and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olitical freedom. The result is an accessible text that has sold well over half a million copies in Englis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ighteen languages, and shows every sign of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fluential as time goes on.

"Stimulating, provocative, often infuriating, but well worth reading."--Peter Newman, "Economica"
"His critical blast blows like a north wind against the more pretentious erections of modern economics. It is however a healthy and invigorating blast, without malice and with a sincere regard for scientific objectivity."--K.E. Boulding,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engrossing volumes that has appeared recently in economic theory."--William J. Baumo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在本书1982年版的序言中，我证实了舆论气氛的一次戏剧性的变动；这次变动，被1962年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所遭受的待遇和我妻子与我在1980年出版的、表示同样哲理的后继著作《自由选择》所遭受的待遇之间的差异明白地显示出来。这次舆论气氛变动的发生部分是由于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和最初出现福利国家的思想影响下的急剧扩大。在1956年，当我把我妻子帮我编成此书的讲稿进行讲授时，美国政府的预算开支——联邦的、各州的和地区的——占国民收入的26％。这笔支出的极大部分是用于国防。非国防的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2％。25年以后，当此书1982年版出版时，总支出已上升到国民收入的 39％，而非国防的支出则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国民收入的31％。
舆论气氛的变化产生了它的效果。它给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的当选铺平了道路。对于人为造成的而又自我扩大的政府在经济上作用的膨胀，他们虽然无法制止，但是却能加以限制。美国政府的总支出的确稍稍下降，从1982年国民收入的39％降到2000年的36％，但是几乎所有的缩减都来自国防支出。非国防支出环绕着一个大致不变的水平波动：如1982年的31％，2000年的30％。
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2(应为1991年。——译者)年苏联瓦解时，舆论气氛得到同一方向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使得两种可供选择的组织经济的方式在约为70年间的试验中得到一个戏剧性的终结：究竟应该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即中央集中计划和控制还是私有制的市场，更通俗地说，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次试验的结果已经在较小的范围内早已被一系列类似的试验预示出来：中国的香港、台湾对照中国大陆，西德对照东德，韩国对照朝鲜。但是，只有柏林墙的戏剧性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才使得上述的结果成为一般共识的组成部分。从而，人们现在认为中央集中计划的确是“通往奴役之路”，正如弗里德里克 ·A.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同一标题的卓越著作所争辩的那样。
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同样出现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从二战后最初几十年的爆发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爬行式或停滞式的社会主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当今的压力是趋向于给市场较大的作用，而给政府较小的作用。我的解释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实践长期落后于舆论的事实。二战后数十年中的、迅猛的社会化反映了战前舆论趋向于集体主义的变动；而最近过去的几十年的爬行的或停滞的社会主义则反映了战后舆论变化的早期效果；未来的非社会主义化将会反映由于苏联的瓦解而得以加强的舆论变化所造成的成熟效果。
对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舆论变化甚至还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在最大的、剩下来的、公开宣称共产主义的国家——中国，影响也是如此。在 20世纪70年代的后期，由邓小平引进的市场改革，事实上大大地增加了产量并且把更多的市场成分引入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这种有限的经济自由的增长已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信心。中国仍然远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居民要比在以往更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个方面都更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长的征兆，具体的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农村干部的选举。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紧接着二战后的时期，标准的教条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央集中计划加上大量外援。正如彼得·鲍尔和其他人如此明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公式不论在何处使用，它都遭受了失败；而东亚四只小老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所采用的市场导向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事实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很不同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现在许多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国家，甚至非洲少数几个国家都采用市场导向的途径而让政府起着较小的作用。许多前苏联的卫星国家也采用同一方针。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经济自由的增长与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增长已经携手并进，并导致了财富的增加，竞争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分不开的。这一切都与本书的主题相一致。
一个最后的个人方面的按语：对一本书的作者而言，在该书第一次出版40年以后能来评价他自己的著作是一件难得的幸事。我非常有幸得到如此做的机会。现在我也非常高兴看到我的这本书能够成功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且对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如此重大的关系。如果有一个巨大之点需要改动的话，那就是以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三分法来替代以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二分法。当我最初写完此书时，回归中国之前的香港使我认识到虽然经济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政治自由，尽管为人们所企求，却不是经济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以此而论，我认为：本书的一个重大缺点似乎是对政治自由的作用存在着不恰当的论述。在某种情况下，政治自由会促进经济和公民自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会约束经济和公民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2002年3月11日

新自由主义是目前西方经济思想的流派之一。这一流派大致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其代表人物为西德的欧根、奥国学派的哈耶克以及本书的作者弗里德曼等人。新自由主义者颂扬自由竞争下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人格制度，认为它几乎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赞成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他们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人格制度发挥最大的功能。对于他们所承认的市场和人格制度的不足之处，他们也赞同国家进行干预。但是，他们又认为，一方面应把干预限制在最少的程度；另一方面，最好还要通过市场和人格制度来进行干预，以便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本书中，弗里德曼论述了大致相似的观点。他宣称，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把人们组织起来从事生产活动的最好的，是在没有强制手段下的人们之间的自愿合作并且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缔结相互有利的契约。他写道：“通过自愿交换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据说这种制度在促进人类的自由上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
把这一说法作为根据，弗里德曼对西方国家近数十年来对经济生活的日益扩大的干预，特别虽美国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日益扩大的干预不但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而且也缺乏效率，从而不会取得干预所期望得到的成果。因此，他主张，某些被他认为是不必要的干预项目（如发给营业执照）应该取消，而某些被一般人认为是必要的干预项目（如邮政）应改由私人经营。换言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但要被限制在最低的水平，而且还应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和人格制度来加以执行。据说这样，不但可以取得最有成效的结果，而且还可以保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从而也就可以保卫他所信奉的自由的原则。

［注］：按照中信出版社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本资料页面所示的ISBN编号： 7-80073-966-X/K·17为《两个幸运的人》一书的ISBN编号，本页面中的相关网络书店的购买链接指向的是《商业秀》一书，按照中信出版社提供的资料，《商业秀》的ISBN应该为：7-80073-996-1/F·617，其在豆瓣的资料页面为：http://www.douban.com/subject/1085646/，请大家注意鉴别。更多详情可参考：http://www.douban.com/forum/2/106819
——豆瓣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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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继凯恩斯之后，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如果说凯恩斯的精神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经济政策，那么弗里德曼的思想则影响了20世纪的整个后半叶。
这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好书。两个幸运的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夫人罗斯.弗里德曼，共同回忆生活和历史，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弗里德曼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
弗里德曼出身于贫困的俄罗斯移民家庭，美国的多元文化氛围让他成长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代宗师。弗里德曼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强烈抨击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这与当时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离经叛道”的弗里德曼凭借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深刻体验，清醒地看到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危机。他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独到的经济见解，随时为维护真理而与他人争辩，为此受尽了人们的嘲弄。
历史在沉思之后，向他折服了。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与凯恩斯并驾齐驱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国内，弗里德曼50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的主张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同，而在美国之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进而放弃了秉承多年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
身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并没有闭门造车，他广泛地接触政界人士。他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关系密切，在公共政策领域贡献卓著。书中也披露了他在担任尼克松总统和里根总统非正式顾问期间的一些细节。他也非常善于推销自己的经济理论。1980年，弗里德曼曾经主持过一套十集的公共电视教育片――《自由选择》。在主持这一节目时，他不失时机地发表自己的经济观点，大力抨击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与此同时，弗里德曼还与同是经济学家的妻子合著了同名经济学专著。
在这本回忆录中，弗里德曼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幸运”，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学生时代的良师益友、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巨变等等。当然，相濡以沫的爱侣罗斯在70多年中的相依相伴也是弗里德曼取得巨大成就的“幸运”之一。
弗里德曼夫妇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从经济大萧条到柏林墙的倒塌，更因为他们夫妇对整个世界的巨大影响，使得这本回忆录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境界，成为一部反思20世纪历史的恢宏巨著！

《弗里德曼文萃》(上下册)内容简介：这本论文集已经汇编成册，并且正在出版发行，以祝贺本世纪最杰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75岁生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位罕见的天才：拥有独特的天赋；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对无数人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专业著作，使他赢得了经济学家同行的崇高敬意；他对市场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的真知灼见，使他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他清晰地阐述经济学原理的能力，使他赢得了所有人的艳羡；他对经济科学的巨大贡献，使他赢得了1976年诺贝尔奖。作为他辉煌成就的另一方面，他为(新闻周刊)(Newsweek)主办的专栏，是他成功地影响社会观念和舆论的许多论坛之一，而且这些活动持续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他的形象出现在1969年的<时代)(Time)杂志封面上，这清楚地说明了他所具有的巨大的、普遍的吸引力。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为公众所瞩目。

《货币的祸害》是一本具体而微的货币史，读起来让人想起弗里德曼的另一部巨著、世所公认的弗里德曼最为深刻、亦属其一大成就的《美国货币史》。此书鸿篇巨制，内容精深，非专业人士，一般很难阅读。所幸弗里德曼先生写了这本《货币的祸害》，浓缩并浅释了该书的内容。本书是对货币理论生动而 富有启迪的介绍，对货币主义最明晰的表述。在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讨论了从石头到羽毛到黄金的价值创造，勾勒了货币的支配性作用，揭示了货币如何引发或加深通货膨胀。他通过多彩多姿的历史片段，证明对货币经济学的误解所带来的货币之祸害。弗里德曼用平实的语言解释了美国当前的货币体系对个人的 工资、储蓄账户以及全球经济的意义。

《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弗里德曼同时描述了经济增长在决定哪个发展中国家给予其公民团体以最大自由中的作用。他指出，增长，而不仅仅是生活水准，是在第三世界形成政治与社会自由化的关键。但是他也警告说，即便是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一旦收入增长长期停滞，民主价值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一旦有足够的公民失去他们在前进的感觉，只是富裕并不能保护一个社会免于倒退到刚性与不容忍的状态。
最后，弗里德曼指出，如果美国要在全世界强化民主体制，以作为对抗恐怖主义与社会不安的堡垒，那么就必须在本国积极地追求增长，并超越纯粹市场驱动所形成的力量来推动世界性的经济扩张。对美国，他提出了达致这些目标的具体的政策步骤建议。这是对于当前关于经济增长与全球化效应争论的一个主要贡献。

"I cannot pretend that the present version is the finished treatise that I had in mind (or in youthful dreams) in the earlier years of teaching the course. But it is a much expanded and, I hope, improved version. I have filled in four of the six gaps that I enumerated in the preface to the initial version. The two I have not filled in ar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for reasons given at the end of chapter 6 and the theory of general equilibrium, because there are such good extant expositions of the classical Walrasian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and I am not competent to present a succinct yet faithful exposition of the more recent general equilibrium developments,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growth models. In addition, I rather suspect that these developments are as yet in a preliminary and unsatisfactory state." &#150; Milton Friedman, from the preface to the revised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