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DUCE 48》是韩国Mnet在2018年推出，由韩国多家经纪公司、以及日本AKB48集团两方的旗下艺人共同演出的选拔/生存实境节目，为《PRODUCE 101》系列节目的第三季。参赛者在节目中将会同吃同住、完成各种任务。选拔方式与前作相同，参赛者国籍与赛制并无相关，仅限韩国观众可参与投票，最后获选的12名成员将会组成一个团体，以该团体身份活动2年6个月。

本书关注东亚地区是如何发展演进而来的，以及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书中重点关注东亚历史上的四个主要大国——朝鲜、越南、日本和中国，探讨了它们是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外交、经贸和文化关系的，并比较了“汉文化”国家彼此交往的经验与其处理同北部、西部边境游牧部族关系的做法的异同。

第一讲《应对西潮——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前后的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提要】
18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事件，它冲击着世界各种传统宗教。日本佛教徒对于这一现代潮流早有准备，在会议上应对自如，说明日本佛教已经走出明治初年“祭政一致”和“神佛分离”造成的困境。但是，与日本不同，代表中国出席大会的主要是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与会的唯一一个中国人彭光誉，则以帝国官员与儒家学者身份，傲慢地坚持儒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宗教”与“现代”都表现出相当不屑。中国佛教不仅缺席大会，并且在那个时期，对现代潮流也缺乏回应，虽然1895年之后的中国士大夫转手从日本学到佛教在现代的种种意义，因而刺激了晚清佛学复兴，但中国寺院佛教对西潮的反应，仍然慢半拍甚至一拍，直到“庙产兴学”直接威胁到佛教的生存，才开始了佛教振兴与佛教改革运动。然而，正是由于中国佛教的反应迟缓，使后起的中国佛教不得不面对居士佛学的挑战、现代政治和思潮的压力和日本佛教争夺空间的三重压力，使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举步维艰。对比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这一现代历史过程，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有关东亚、宗教与历史的问题，检讨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讲：《橘枳之异——东亚道教交流史之概念、方法与立场的再思考》【提要】
这一讲的问题意识，来自近年来学界对中国道教在东亚流传与影响的研究现状。如何评价中国道教在东亚的影响与传播，日本、中国与韩国学界曾有激烈争论。本文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道教遗迹”的若干现象为例，指出古代的中国与韩国、日本之间，自从古代巫觋、秦汉方士、中古道教以来，曾有着一波又一波的交流并留下文化遗迹，对这些文化遗迹，笼统而简单地说它“是”或“不是”中国道教的影响，其实不仅受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感的影响，也往往忽略历史上这些文化遗迹的叠加过程。特别是，如果我们仔细清理中国道教在日本与韩国的流传，特别是十一世纪之后的流传，就能知道道教在东亚的流传与影响，在不同国家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形塑下，不仅在各个时代不同，在各个国家也不同。本文意在说明，超越国家/王朝的宗教史研究，不仅要说明文化之间的“交错”和“叠加”可能塑造了一个彼此相近的“东亚”信仰世界，更要说明的是，道教的流传与影响，在中国、日本与韩国不同背景中，曾经发生移形换位的变异。
【座谈会·附录】《纳“四裔”入“中华”？——1920-193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提要】
这是一篇历史学论文。之所以要特意强调这是“历史学”的论文，是因为本文对现代中国的国家，特别是它的疆域和族群，只是试图客观地描述一个历史过程，即描述现代中国及其疆域、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如何，甚至只是在描述这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即1920-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主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如何参与重建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叙述，而不是在对这种国家形态的形成过程作任何价值判断，我既不是在为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也不是在为现代中国面临的“内”与“外”的多重困境开药方。因此，这篇论文叙述的只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从晚清以来，特别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这二十来年中，中国主流学界是如何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刺激下，参与到重建“中国”和“中华民族”论述的大潮中，在学术上努力纳“四裔”入“中华”，也许，这一努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现代“中国”这个在疆域与民族上都颇为特别的国家。

本论文集是“东亚笔谈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发表的有关笔谈的研究成果。从遣隋使时代到清末，笔谈一直作为“汉字交流圈”中独特的存在被人们所使用，但至今鲜有人深入研究。本论文集的出版，在一定层面上扩大了人们对笔谈历史的认识，也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追本溯源，综览中、日、朝古代交往史实。知古鉴今，构建东亚和平友好新格局！本书以古代东亚中、日、朝三国之间的交往和关系为主要考察对象，对于目前东亚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具有很大的启迪价值。今日东亚迫切需要对历史上与临国的相互交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开创一个和平、友好与发展的新东亚。
中、日、朝三国同处东亚地区，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有了相互往来。古代中朝之间的交往，从中国商周之际的箕子入朝鲜算起，至今已有3000年历史；而中日之间，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吴越一带的中国先民就可能有从海上来到日本列岛的，徐福东渡的传说即是先秦秦汉之际中国人渡海移民到日本的一个缩影，而汉光武帝赐金印于倭王，则是两国政权有确切往来的开始。从中国的汉魏至明清，古代中、日、朝三国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在东亚三国的努力和相互交往的作用下，古代东亚地区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本書是作者関于東亞漢文学与文献的研究論文集。分為“域外珍本新探”、“和刻本古逸書研究”、“域外漢文学研究”、“綜述与書評”四部分，共收論文15篇。

李朝朝鲜的燕行文献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轶闻和失落的历史，其中不少是在中国史料中难得看到的。作者在阅读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在燕行文献中，“中国”对于李朝朝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异国”，“大清”对于朝鲜文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游览胜地。“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一个曾经是文明来源的天朝上国，又已经“华夷变态”，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他们在复杂心态下，近距离观看中国，记录下他们感到不寻常的种种现象，又在想象异域悲情的情感驱使下，李代桃僵地为大明王朝招魂，处处搜寻大清帝国的种种怪现状。这似乎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东亚以及中国，重看东亚与中国的文化史，重新思考亚洲与中国、民族与认同、族群与疆域等等问题。

本书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本书荟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仲殊先生关于古代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关系的研究论文，是王仲舒先生的多年研究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