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才来翻译出版此书，无疑是有点晚了，因为哈贝马斯的原著是1985年出版的，如今20年过去了，当时看起来激烈的言辞，现在已经多少失去锋芒，尤其是考虑到哈贝马斯晚年已经与他的批判对象之一德里达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当然，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德国知识界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理性批判所作的最有影响的回应。而哈贝马斯的地位也决定了，当我们寻找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相异的声音时，自然就会想到这本书。《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方面梳理了德国自己的哲学遗产———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巴塔耶、福科、德里达和卡斯托里亚迪斯所代表的法国思潮。但我们的疑问或许是：哈贝马斯真的看懂了他的法国同行们在干什么吗？他将“巴塔耶精神子嗣”的头衔硬派给福科，难道是恰当的吗？

本书重点探讨了“爱情”作为一个词汇、一种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言说历史。作者主要通过晚明至当代的一些重要文学作品，勾勒了爱情在中国文学叙述中的历史。作者还把爱情放在情感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提炼出儒家的、启蒙的、革命的三种感觉结构，用以深度描述中国人情感的复杂结构 和互动演变，呈现了近现代中国人如何利用爱情以及情感的话语构建身份、道德、性别、权力、群体乃至国族与世界。本书以其新颖的主题、卓越的分析获得了2009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列文森奖。

本书由章太炎、胡适的个案出发，对于二十世纪的学术转型进行论述，从而展开专题研究。为了展现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性，尤其是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已经相当严密的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设想：晚清及五四两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中国学术的转型，并以大量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证明了这一点。

本书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资深教授周策纵先生的力作，它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思想流派和具体过程作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对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命运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本书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五四运动不断引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本书是作者研究中国史学史、思想史及探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文集，收录论文有《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等。

先秦是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灿烂的时期，它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性格和此后发展的基本格局，并因此成为世界性的永恒研究焦点。作者史华兹教授为欧美中国研究界的一代大师。他既渊博、敏锐又灵动，从不随波追逐任何成见或时髦，被学界誉为柏林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部集晚年功力之大成的著作中，作者从中西比较的研究视角，对先秦的思想世界进行了分析性重建。作者坚信人类思想可以通过文化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沟通，并以此项研究挑战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相对主义倾向及其相关预设。本书曾荣获Phi Beta Kappa的Ralph WaldoEmerson Award和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主流的历史观以黑格尔的历史观为代表，历史乐观地被视为一条线形的、不断走向人类最终完善之路。历史的每一个环节都为下一个环节服务。
直到1920年代，罗森茨维格、本雅明、肖勒姆三人共同以弥赛亚乌托邦为理念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历史观。它呈现了一种弥塞亚乌托邦的思想。对立于将历史视为一条永远走向人类最终完善之路的乐观主义观念，他们提出了一种断裂的历史思想，其各个环节不能被纳入一个总体，与表面的同质化相比，其破碎更具有意义——同样也更有前景。
在三位思想家那里，上述另类的历史出自于他们对20世纪巨大变革的直接经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在历史理性解体的基础上，希望的火花再次燃起。透过救赎的范畴，乌托邦再次闪现在三位作者那里。在向新事物的突现敞开的这一时间模式当中，理想的迅速实现变成了可以被设想的事情。
在《历史的天使》中，作者斯台凡·摩西以天使报喜作比喻，来回顾这套历史救世说，从而以一个特别的视角生动地展现出20世纪初的德国犹太思想。这三位思想家共同想象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它呈现了一种弥塞亚乌托邦的思想，其各个环节不能被纳入一个总体，与表面的同质化相比，其破碎更具有意义——同样也更有前景。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史名著，它将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上百种学术专著，几百位儒士学者，纵横论列，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实为梁氏学术论著的代表之作。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脉络清晰，文笔雄浑流畅，为学术思想史类著作中难得的佳作。出版后影响巨大，至今仍备受学者和广大读者所推崇。

清季民初之时，传统的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这不仅是史家观察到的现象，也反映在士人的愿望和表述之中。注重继往开来的历史眼光并非只存在于不特别激进的士人心中，就是那时被认为非常趋新的知识分子，也分享着类似的观念。当年不少士人的共同期望是让中国像欧洲一样通过复古的手段而“复兴”，同时相当一部分趋新士人又怀有将中国的传统送进博物馆的持续愿望。这些曲折微妙的现象提示出一个与既存认知不甚相同的早期20世纪中国，且早年的关怀和思考已延续下来，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全程，非常值得进一步反思。

正义主题乃当今国内外诸人文社会科学之聚讼焦点，其学理解释尤为国内学界所急缺。慈继伟先生积其深厚的海外博学资源与其共独到的本土道德现实体察于是书，力超康德至罗尔斯一系的西方正义伦理之规范性研究范式，自辟正义之解释性研究理路，提出并系统阐发了正义的两面性、即：个人自愿遵守正义原则之动机的有条件性与社会正义要求对个人的无条件性。

王汎森编著的《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精)/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是“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丛书”之一，以作者的讲演稿为基础加工而成。主要通过对近代历史资料和著作的分析，挖掘在历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非主流现象，从而解析在历史转型的关键阶段，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们被甩出主流视野的思考。

简介：
本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研是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导读：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大弊病。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是日本学者武田雅哉和林久之合著的有关中国科学幻想文学（Science Fiction）的专著。上半部分由武田雅哉撰写，回顾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神话、传奇、小说、戏剧中的科学幻想萌芽，从《山海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真正意义上科幻作品的引进，着重爬梳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的译介和创作情况。下半部分由林久之撰写，讲述了1949年以来“科学文艺”这一文学类型在中国大陆的确立，旁及了港台科幻小说的创作情况，更对日文原版中所未遑涉及的近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再次繁荣进行了跟踪，展望了中国科幻文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全书资料翔实，作者笔触风趣，既是一本严谨的学术力作，也可足休闲阅读之乐，可视作研究中国科幻文学史的必读之书。

《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项成果。以“世界”视野中的“强国”梦想：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及其危机；左翼、革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展开；从“文革”到“改革”：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市场社会”的来临与文学生产方式的转换等专题呈现现代国家想象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深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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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国家想象”的角度来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将会根本上丰富和扩大“国家”与“文学”的内涵，有可能在一个新的讨论空间中，贡献出具有双重意义的创造性学术成果：一是在思想史和当代理论的意义上，向当代中国及思想文化界提供从自身历史中爬梳出来、因而是它迫切需要的、比西方理论更能切中中国问题关键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二是在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上，开辟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基本价值的新视野，促进“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主流研究范式之后的新研究范式的形成，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打开一个新的远景。
——罗岗

◎ 浪漫主义的艺术成就有多璀璨，它的政治实践就有多危险。
◎ 从歌德到尼采，伴随着浪漫主义，德国式的深邃思想，不仅获得渴望和忧伤的色彩，还带有满不在乎和举重若轻的秉性。
◎ 纵贯德国200年，阿多诺弟子、“最会讲故事”的德国思想史畅销作家萨弗兰斯基倾力之作。
这是一部德国浪漫主义的简史。从1750年左右，一直写到1990年左右 ，囊括200年。
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在德国，启蒙运动早早就孕生了一股反对自身的力量。针对启蒙运动的明晰，浪漫主义者倡导搅动人的“幽暗的本能”，即世人身上的狄俄尼索斯之力或非理性，来对抗阿波罗的理性及其带来的“异化的社会机械论”，它延续了人类平衡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肉体与灵魂、理智与情感之冲突的努力，带来了一个文学、哲学和宗教融会一处的激情时代。
但是，就像雅努斯的两张面孔，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思想运动结束后，在20世纪，带给德国的却是并不光彩的历史。“浪漫的”思维方式，或者“浪漫主义的精神姿态”，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性格要素，越出文学疆域，染上民族主义色彩，开始涉足政治，在“一战”期间变身为所谓的“钢铁浪漫主义”，在纳粹时期又被再度利用。政治的浪漫主义，既无益于浪漫主义也无益于政治。
作者在完整地分梳德国浪漫主义脉络之时，并不以绵密的考证见长，却以通达的见识和宏阔的视野取胜。其表述感性酣畅，充满灵性，更贴近浪漫主义之生命的本体，以及浪漫主义作家之灵魂的此在，十分具有可读性。

本书采用这样一种做法，好处昭然。通过将尼采关于古典传统的解说与另一种往往同样天才的解说平行对置，我们对他的所思所感就有了一种更深入的理解，同时对那些与他的思想加以对置的所思所感也有了一种理解。由于尼采的批评兴趣惊人广泛，涵盖古典传统中的一系列主题，便为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这种比较研究提供了超乎寻常多的机会。必须承认，在这样一种选编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任意性和主观性。一些读者会希望看到与尼采有关的这位或那位作家的讨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希望可能是完全正当的，但编者只能在某种局限的实践下工作。本书将这些研究汇集起来，提供给读者，但并不官称它们已经完全将一个如此广大的多重主题囊括无遗，无论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完全”意味着什么。
本书包括涉及下述时期的论文：教父时期、经院哲学、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魏玛古典主义、浪漫主义、19世纪颓废文学。在本书收集的15篇论文中，5篇曾以某种形式发表过：一篇曾作为一项更大研究的一部分以德文发表(第7篇)；一篇增订甚多(第6篇)；一篇曾经作为一项更大研究的一部分以英文印行(第15篇)；一篇基本未加改动地重印(第8篇)；一篇虽然是为本文集写的，但曾经较早面世，现经出版者许可，多少作了些变动后出现于此。因此，论文中有11篇是专为本书创作的。

本书是2002年9月在格拉斯哥大学召开的[国际]尼采学会第12届年会的论文集，主题是尼彩与希腊古典主义的关系。具体内容包括《尼采论古代犬儒主义未刊残篇：第欧根尼的第一个夜晚》《尼采、内哈马斯和“自我创造”》《尼采与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搏斗》《尼采对19世纪模仿问题的审美解决》等。

《现代西方美学史》讲述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思想戏剧……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末叶重新换幕，期间纠缠着审美现代性问题、作为审美现代性根基的主体性问题、美学“语言转向”问题、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裂变问题等四大主部主题的出场及其变奏。
伴随着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卡西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列维——劳斯、巴特、福柯、德里达、古德曼等思想主角分次登场的，还有表现、抽象、文本、丑、荒诞等术语主角贯穿其间。
跟随《现代西方美学史》，你将置身审美现代性不同主题和各种主角之间形成的张力场中，经历一次深邃的思想历险。

本书系“尼采注疏集”之一种。
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将瓦格纳视为一个“事件”，意在针对世纪之交主要在法国、但也在欧洲其他地方出现的颓废派运动。瓦格纳仅被作为该运动的范例。作为摆脱瓦格纳的郑重宣告，尼采深刻地认识了瓦格纳的艺术并非颓废的使作俑者，相反是其实施者，他坚定地将其对颓废派的认识推向极致，也比较了其他的诸位后现代主义者。
同时，该书也是尼采对自己本身的克服。
《尼采反瓦格纳》是《瓦格纳事件》的某种附件。一方面，它表现了与瓦格纳的敌对立场，另一方面，对于敌手的尊敬之情亦如此明显。例如在标题“我有异议的地方”和“我敬佩的地方”下的文字。有关拜罗伊特，尼采的批判尤为强烈——作为浮夸的戏剧演出的概括，它麻醉大众，欺骗个体。尼采的认识是在最最痛苦的努力之上，亦即分裂自身乃至抛弃自身所获得的一种对真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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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刘小枫）
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KSA版编辑说明
Puetz版编辑说明
前言
瓦格纳事件：1888年5月都林来信
附言一
附言二
附言三
尼采反瓦格纳：一个心理学家的笔记
KSA版编辑说明
Puetz版编辑说明
前言
我敬佩的地方
我有异议的地方
间奏曲
瓦格纳作为危险
一种没有前途的音乐
我们是对跖人
瓦格纳属于何处
瓦格纳作为贞洁的信徒
我是如何摆脱瓦格纳的
心理学家发言
后记
关于最富有者的贫穷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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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按原计划，《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同《偶像的黄昏》并为一卷出版。现情况有变，前两部作品在此单独成书。就它们均与瓦格纳有关，变动顺理成章。
背弃瓦格纳，在尼采生平中，是个重大“事件”。尼采曾在不同的论著中，试图对这一“不可理喻”之事，进行说明或辩解。而比较集中涉及此题的，即为《瓦格纳事件》和《尼采反对瓦格纳》。但是，通观尼采以上著述，可见这些理由常常顾左右而言他，并不怎么令人信服。其实，尼采对于此事的真正原因，始终讳莫如深。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材料不断呈现，尼采所举审美或价值判断方面的缘由，往往蜕变为与瓦格纳的个人恩怨。曾有德人，仅就此事，旁征博引，写出几百页的专著。不过这是另话。
多年前造访拜罗伊特，看完瓦格纳故居后，入一雅静餐馆。墙上有一幅字，赫然入目，至今让人难忘：
Irgendwann einmal sitzen wir alle in Bayreuth zusammen und begreifen gar nicht mehr, wie man es anderswo aushalten konnte.
试译为：不知何时，我们大家聚坐拜罗伊特，就再也无法明白，以前怎能忍受别处。事后，还在一旁书店里，觅得印有这句话的明信片。据考，此言出自尼采1873年2月底给女友马尔维达·封·迈森堡的一封信。那时，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尚处“蜜月”期。可见，尽管尼采以后对瓦格纳百般“攻讦”，拜罗伊特人对他似未生气，至今还引他为荣。这是尼采的魅力所在。
本著作的法文F版注释由黄迅余博士译出，法文G版注释由姜宇辉博士译出，谨对他们的劳作，表示感谢。
卫茂平
2007年6月28日补记于上海

本书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这份课堂讲录大致可以按内容分为四类：一类是讨论现代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如何能够运用到中国思想是的研究中，这里包括年鉴学派、福柯和后现代历史学；一类是讨论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包括考古发现、文物、图像、甚至地图，主要是想改变过去思想史研究资料狭隘其实是视野狭隘的缺欠；一类是尝试使思想史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比如文明史、知识史、观念史、法律史以及社会史——之间有沟通和互动；一类是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不同的一些想法，比如作者首倡的思想史研究中“加法”和“减法”。此外，在一头一尾，还讨论了近来中国文史学界的一些新变化和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力图在更大的背景上考量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境遇、问题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