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可悲复可笑，可恨复可怜的历史；
一目沸沸扬扬，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闹剧；
大脑健全的人像精神病患者扭动躯体——那是在跳“ 忠字舞” ；
坚定的无神论者像宗教徒一样念念有词——那是在“ 早请示，晚汇报” ；
造反派、走资派、红卫兵、小爬虫，稀奇的名词不胜枚举。
本书摄取了近 300个历史片段，以七分纪实，三分传闻的笔墨再现了那些个难忘的往 事。 “ 过来人” 们，你重温过去，在忍俊不禁之后，该不至于一笑了之吧！ 70年代后长大、出生的“ 后人” 们，你读到这段难以置信的历史，也许会拍案惊奇吧！ 不要简单地说——别了，那段历史，因为那毕竟是可引以为鉴的啊！
于此，本书将一切层次的所有非文盲者视作读者。如果有兴致收集“ 文革牌文物” ，那么 不要遗忘了《文革笑料集》。

《清华美术(卷5):中国城市文化及其视觉表征》主要内容：城市犹如一个有机体，有生死、有兴衰，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可能经力波澜起伏；也有偶然性，有不可预测的一面，即使是数百万人集聚的城市，其成长的节律亦可能是非逻辑的，令人无法揣度。中国城市的文化自觉将为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开创一种局面，但这与中国文化的当代使命仍有距离，我们不敢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在21世纪中国人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则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包括中国城市文化能够奉献什么仍然耐人寻味。

《思考建筑(原著第2版)》内辑录的多篇文字曾被译为中文，并刊载在国内建筑专业杂志上。《思考建筑(原著第2版)》“思考”一词没有用静时态的“thought”，而使用显示着动态过程的“thinking”，卒姆托在此意指不断接近的思考过程。所有经过精心挑选的照片为彼得•卒姆托建筑思考的沉思品质提供了证明，这种品质有材料的美感、尺度的精确模制化、抽象构图的纯粹性、完美细部的快感、以及建筑与自然之间动态的联系共同构成。卒姆托的建筑将色彩范围控制到光与影的尾差之中约束了光与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它通过增强建筑的形体与体谅的感觉强调了建筑物固有的严密与精确。这些照片所展现的建筑抽象的美感恰到好处地解说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句：“‘简洁’修饰着美！” 为了设计一幢与生活感性相联的建筑，设计师必须从远远超出形式和构造的层次来考虑。《思考建筑(原著第2版)》自第1版脱销数年以来，在此第2版中增加了三篇新论文：“美是有形式的吗？”，“现实的魔力”和“景观中的光线”。《思考建筑(原著第2版)》不仅由Hannele Graulund重新排版，还新增了卒姆托在哈尔登斯坦新家和工作室的彩色照片，由Laura Padgett本人亲自为此书摄影。在文中，彼得•卒姆托表达了他设计这些建筑的动力，是出于我们自身多方面的感受和理解，并拥有了强大和正确的表现方式和人格。同样的宁静平和的感觉也同样体现在《思考建筑(原著第2版)》的姊妹篇《氛围——建筑环境》一书中。

这是一部跨学科的经典之作，在旅行书写研究以及（后）殖民批判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深入探究了18世纪中叶以来，旅行书写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的作用，以大量南美洲、非洲的案例，具体阐释了旅行书写如何为欧洲读者生产出一个“欧洲以外的世界”。普拉特细数不同类型的旅行书写，既关注帝国主义事业中占支配地位的宗主国文化，也关注从属的、边缘的接受端文化，并强调两者接触之时产生的互动。本书史料详实，叙事生动，将会带给读者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新认识。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由一个导言、一个文化研究理论的概述和五个专题研究（即对法国战后平民主义摄影、博物馆展出等）组成，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均展现了文化研究的基本品格。

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开始，知识分子在中国就一直处在国之栋梁和酸腐书生的两极摇摆中。民国至今的百年间，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从群星灿烂到集体失语，再到众声喧哗的巨变。当下中国，大师罕见而公知名污，知识分子处在上难达高层、下难抵民意的尴尬语境。
周国平、杜维明、许纪霖、杨奎松、谢泳、马勇、雷颐、西川、周濂……10多位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直抒胸臆，对于从屈原开始的知识分子定位，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内在的精神追求，士族的没落和传统继承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各种力量的影响，当下的发声环境、话语权，新媒体、自媒体的冲击，以及公众对“公知”的妖魔化等各种大众关注的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的回答和反思。作为最有话语影响力的这个群体，他们的思考和声音值得被重视。

本书是传播学媒介分析和文化研究经典著作，2012年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20周年纪念版。本书反对将粉丝看做愚昧、盲目的“文化白痴”，而是将他们看作媒体内容的积极消费者、熟练的参与者，是从借来的材料中建构自己文化的游猎式的文本盗猎者，是勇于争夺文化权力的斗士。电视粉丝热衷于对媒体文本进行各种自主性的符号阐释，并且从大众文化资源中盗取零散的片段，讲述自己的故事，阐发自己的欲望。本书的作者从粉丝和学者双重知情人身份的角度出发，以详细而生动的具体案例，分析了《星际迷航》《布雷克七人组》《异形帝国》《侠胆雄狮》《双峰》等电视剧粉丝的再创作行为和社群生态，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主考察粉丝社群，重点关注其社会机制、文化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大众媒体、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观众意识形态及能动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是一本在诸多收集旅游回忆的方法中，谈论有关摄影的书。面对我心怡的风景，我感觉我确曾在那儿，或者，我应当去那儿。罗兰・巴特说，“对我而言，风景相片（城市或乡野）应是可居，而非可访的。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希望可以居住在巴涂、桑塔格、本雅明的照片里。

本书在当今批判与文化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的基础上，考察了其所涉及的各种哲学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共十八章，每一章都将一个主题处理为一个概念，对于每一个概念都进行了独立的分析，同时提供了一系列可供讨论的问题以及进一步阅读的材料。作为主题性的介绍，各主题环节贯穿各章，把相关材料连接起来，使读者能够按照自己的学科研究兴趣和目标自行选择文本阅读方式。
第一部分介绍了对于世界和象征体系之间关系的各种批判性立场，指出只有当特定文化赋予其象征意味时，即人类及其处身环境只有通过他们与符号性建构的联系才能获得意义。第二部分探讨了身体、心理、政治、意识形态、性和种族等因素在建构社会身份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人类及其环境都有赖于建构。第三部分集中考察知识问题。社会构造生产出了知识体系，又是知识体系的产物，知识的意义与特定知识得以形成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清季民初之时，传统的中断与传承并存，断裂与延续交织。这不仅是史家观察到的现象，也反映在士人的愿望和表述之中。注重继往开来的历史眼光并非只存在于不特别激进的士人心中，就是那时被认为非常趋新的知识分子，也分享着类似的观念。当年不少士人的共同期望是让中国像欧洲一样通过复古的手段而“复兴”，同时相当一部分趋新士人又怀有将中国的传统送进博物馆的持续愿望。这些曲折微妙的现象提示出一个与既存认知不甚相同的早期20世纪中国，且早年的关怀和思考已延续下来，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全程，非常值得进一步反思。

自1981年在法国首次出版到现在，《弗兰西斯·培根》逐渐被公认为德勒兹最重要的美学文本之一。这本著作早于他关于电影、巴洛克和文学批评的写作，它不仅可以被当作针对培根绘画的研究来读，也可以被当作德勒兹广阔的艺术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文本来读。在书中，德勒兹创造了一系列的哲学概念，每一个都与培根画作中的某一个特定的方面相关，但它们同时也可以在“感觉的一般逻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对培根的绘画、感觉的非理性逻辑和绘画行为本身做出说明的时候，这本著作也同样指出了绘画与诸如音乐、电影和文学等其他艺术类目之间的关联性。《弗兰西斯·培根》是了解德勒兹哲学思想中的概念增殖所不可或缺的切入点。

在文化研究领域，无论怎样赞美雷蒙德·威廉斯的贡献都不过分。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把文化视为人类“所思所言的精华”，宣称只有少数人才享有文化，他们强调了文化本身超越物质性的一面，以精神贵族自居，垄断了文化话语权。威廉斯则把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彰显文化的物质性和日常性，从而颠覆了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用文化来诠释大众的日常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威廉斯对文化定义的拓展预设了当代文化研究的疆域，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从事文化研究，威廉斯是必须加以了解的一个人物，《政治与文学》是《新左派评论》三位编辑对威廉斯的学术访谈，《政治与文学》内容涉及威廉斯个人生活和学术发展的几乎全部主要历程，对于理解威廉斯的学术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我们为何膜拜青春：年龄的文化史
[美]罗伯特·波格·哈里森著 梁永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
ISBN：9787108060426 定价：36.00元
读哈里森的书就像是在一条小径上漫步，穿过一座细心灌溉、大量播种和阳光斑驳的树林……就像打造一座花园那样，它带给你的惊奇是无止境的：过程就是一切。
——《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哈里森是当今最优秀的文评家之一。他极其渊博，心胸宽广，热情洋溢而充满好奇心，有着多方面的修辞天分。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本书是对人类“年纪”的哲学思考。以半个多世纪前出现在美国、之后逐步东渐的人类的“返老还童”现象为切入点，力求揭示人的年龄这一现象中错综复杂且彼此作用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与历史内涵。作者穿梭往返于哲学、文学、科学和历史之中，探讨了西方文明史中成熟（智慧）与青春（天才）这两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冲突、平衡或协作，论述了现代世界以科技为核心表现方式的“天才”所起的主导作用，及其过度发挥所造成的精神困境。
作者自科学借来“幼态持续”(neoteny) 的观念( 指将幼年生理特征保持至成年)，又把它扩大应用至文化领域，大力论证“青春”是文化的创新动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出战后席卷西方文化的“返老还童”现象，乃人类文明史前所未有。在历史、文化方面，我们这个时代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成熟，但同时又愈来愈趋于年轻化，如此两极化的剧烈变动可能会打乱历史连续性，将人类未来带入不确定的领域—一个与过去全然断裂的不可知世界。

简介：
本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研是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导读：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大弊病。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本书是部从城市形成和发展与人类生活互动视角切入的另类的文化史著作。作者打破传统史学研究框架，独辟蹊径，聚焦于人类身体和城市这两大要素，考察了人类文明演进，确立了复原人类文明史的架构。
在桑内特的架构中，人类自希腊以来的城市发展史被浓缩概括为三种身体形象，分别以身体的不同器官来命名，相应再现了三个重要时段的身体体验与城市形象的相互关系。第一种类型命名为“声音与眼睛的力量”：以具体社会生活的事例，向我们展示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代人们如何以声音和眼睛来参与城市生活、塑造城市形象，以及城市的形态如何规训f着人们的身体行为；这些身体行为在城市空间的展示，从具体的角度反映了希腊和罗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尚。第二种类型称作“心脏的运动”，主要是探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理念和身体的体验，以及这两对矛盾如何体现在城市空间方面。第三种类型称为“动脉与静脉”。作者认为，哈维对人类身体血液循环理论的发现，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理念的改变。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道路犹如人身体中的血液的动脉和静脉，而循环系统成为城市结构中最中心的设计。强调畅通、迅速和舒适构成了迄今为止的现代城市设计的模式，而这种设计给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排斥了人的身体对城市的参与和在公共空间的停留。过去的公共空间不存在了，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意识，人们的感觉和感受的能力越来越弱，舒适和快速是以麻木人的心灵和同情心为代价的。
通过这三种类型的描述，桑内特试图告诉我们，文化在创建和利用城市空间方面曾经起到过重要的影响，但现在的城市理念却在造成文化的缺失和人们心灵的麻木。人类只有重新回归身体，回归感觉，才能真正恢复被现代城市文明所排挤掉的人的身体和文化，这是本书写作的目的，也是本书所得出的结论。
本书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忧思，从另类视角阐述了历史和现代发展，涵盖历史学和社会学，视野开阔，观点新颖，颇具参考和借鉴价值。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神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本书为詹明信的学生张旭东所选编，辑录了詹氏的十二篇批评理论论文，可以让读者一窥詹氏批评活动的时空跨度和理论特征。
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大众文化是后现代主义的形式。在西方理论界，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于人们看来是相互排斥的问题领域，詹明信以其犀利的批评姿态和纵横裨阖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其理论地位，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并改变了人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思路。作为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那似乎无所不包的“大叙事”，并不是理论运作的框架，而是一种历史信念和乌托邦理想的投射。他的理论贡献对于已经陷入后现代文化工业及其意识形态沼泽的中国文化圈，仍有其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本书概述了身体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提出创新框架来分析具身体现，融贯了有关该主题的古典探讨与当代研究，力主将身体解读为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并在此基础上铺陈一系列具体分析，从经济、文化、社交、工作到运动、音乐、技术，将身体与多个领域联系到一起，为研究者聚焦主题，引初学者进入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