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书名原文:Man,the state and war: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
出版前言：
肯尼思·华尔兹这部《人、国家与战争》串版于1959年，当时正处于乔治·利斯卡称之为“英雄年代”的1955—1957年间。自1957年莫顿·卡普兰发表《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开始受到系统论和行为主义的冲击和挑战。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从此获得了新的动力，进入了一个方法各异、学派林立的新阶段。华尔兹正是处在这新阶段中，并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局势虽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显得依然紧张，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似乎更加分明，颇有囊括全球之势，但就在美国地面部队战后大规模干涉亚洲之时，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股中立于冲突双方的势头。这股势头最初表现为要求美国停止干涉朝鲜，然后发展成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有别于传统的中立主义的倾向。此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停止以及亚洲万隆会议的召开，使一批原先不怎么起眼的角色以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他们要和久占舞台的主角们分庭抗礼。这些，都是人们感觉得到的。还有一些不那么容易触摸的因素却是更起作用的，其中之一，便是世界经济在这时正酝酿巨大的变化。受战争破坏的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此刻大体已经恢复，开始真正的复兴。风起于青萍之末，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自然感到这股微风的潜在能量，从而萌发起理论的冲动。一部分人觉得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说己很难解释新的现象，更不用说这个学说的“终极理论”了。于是，在美国开始了一场辩论，被称之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辩论”，即以澄清理论概念和将学科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基础上为己任的“行为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尽管系统论和行为主义指摘“现实主义”在概念上如何含糊不清，分析上如何因循守旧，缺乏科学依据，却无法否认或回避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以及主权国家间并不存在支配和从属关系这个现实。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第一次辩论相比，这场辩论实是方法论之争。用斯坦利·霍夫曼的话来说，“科学行为主义只提出问题”，其倡导者企图冲破诸如历史分析等传统方法的局限，把社会科学方面诸多学科的新经验综合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以赋予严密的科学性。这场方法论之争激起了千层涟漪，它吸引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纷起为“变革”国际关系理论而著书立说。
在新见解、新方法层出不穷的十年“英雄年代”，以社会学的宏观分析和心理学的微观剖视相结合为特征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大有技压群芳，独占鳌头之势。无奈过分强调计量分析和一味依靠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倾向，并不能说服原先的反对派和对这类倾向持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者。按传统范例研究国际关系的人，不仅没有退避三舍，反而在这场大辩论中得到启迪。在坚持历史的、法律的和哲学的分析基础上，他们开始注意对国际关系总体进行分层次、分系统的研究。《人、国家与战争》就是一部从探讨战争起源这个国际政治的传统范畴入手，概括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代表作。它从人、战争和国家系统三个层次的性质和行为，来分析资产阶级古典政治学关于战争起源和性质的看法，认为理解这三者的关系，对研究国际关系都是带根本性的问题。
序言——为中译本所作
作为一位国际政治学的学者，我的主要兴趣一直在于了解发生战争的根源和实现和平的条件。当然，战争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国际问题，然而却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果集中注意力于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可能导致战争的国际政治结构以及最后转化成战争或者和平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对国际政治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在我完成博士论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这本在论文基础上写就的书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关于国际政治的第一批名著译丛中的一本。在这里，我想简要地谈谈我是怎么会写这本书的，中国读者对此也许会感兴趣。
在我准备国际政治学毕业考试的过程中，我试图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有造诣的学者考察同样的一个世界却得出如此不同的解释。我试图弄懂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国际政治的含义，找出其中的一致性。然而，直至我认识到不同的学者对什么原因产生什么结果有着不同的看法，我才得以做到这一点。有些学者认为，人性是战争的根源。因此，解决战争问题的一个办法（如果有这么一种解决办法的话），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人性。我把这叫做第一种基本概念。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国家的内部结构决定它们的外部行为。好的国家，无论怎么界定，都会和平相处；坏的国家常常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解决战争问题的一个办法（如果有这么一种解决办法的话），就是要对国家进行改造。我称这是第二种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国家共存的环境。由于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政府，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在缺乏能够裁定纠纷并实施解决方案的权威机构的情况下，每个国家必然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因此。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冲突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无政府状态下，冲突有时会导致国家间的战争。我把这称之为第三种基本概念。
这三个层次的每一个层次所分析的根源都是重要的。我试图表明，要充分地阐述国际政治就需要把第二种基本概念视为一种结构，其他两个层次上的根源正是在这一结构之内起作用的。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世界最终面临的问题可以这样加以描述：只要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仍然可能发生战争；只有建立世界政府，无政府状态才能结束，但建立世界政府是既不合人们心愿又无可能的。然而不解决战争问题，我们又怎么能够维持永久的和平呢？如今一些国家已经拥有核武器，这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这本一书能帮助中国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提出有价值的解决答案的话，我将会感到非常欣慰。
肯尼思·华尔兹

20世纪以来，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
作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向何处去？
《冷眼向洋》书系从19世纪留给人类社会的问题谈起，讲述百年间美国、欧洲、俄罗斯走过的不同道路，这三块地区的经验，都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时期对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书系没有拘泥于历史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单纯叙述，而是从社会发展的既成事实入手，透过沉浮兴衰的现象，深入探讨对20世纪历史走向起重大影响的精神、思想体系和发展模式。增补修订版添加了许多重要内容，既有对历史的进一步追溯，又有当代新的发展，但初版的基本取向不变。
“全球化”在20世纪浮出了水面，但它绝不是一片芳草蓝天；在这看不到尽头的进程中，到处都是荆棘丛生——人类还远没有达到有能力“自治”的境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眼看世界，心想中国，作者没有须臾离开对中国命运的关注，让历史告诉当代，让世界映照中国，作为参照，引人深思。

《大外交》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最新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作者凭其致力于外交事务的亲身体验，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和幽默的文笔，展示了自黎塞留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几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其独到见解分析了世界各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风格的差异，重点提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实质。同时，体现了那些对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各国领袖，罗斯社斯大林，丘吉尔、戴高乐、尼克松、毛泽东、周恩来、里根、戈尔巴乔夫等政治家的风采。

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是罗伯特·吉尔平教授在本书中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为此，他力图构建出全新的概念框架，用以思考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各个行为主体不平衡的实力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世界秩序的变革的动力与根源。
自本书初版至今二十余年间，吉尔平的观点面临着来自国际形势激变和理论的双重挑战，但是它对国际政治研究的贡献远远超出了有关美国霸权衰落的预言，其作用“不是对政治变革作出精确的科学解释，而是充当整理和解释人类经验的分析工具”。因此，本书堪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爱德华·卡尔是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卡尔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卡尔将国际关系思想划分为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这间的国际局势，批判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书中提出的基本论点，诸如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国家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等，都成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命题。《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里程碑式的经典理论著作，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学理论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的基础。至今，这部著作仍然是国际关系专业学生和学者的必读书。

本书通过缜密的逻辑演绎，将先前的国际关系学中散乱的术语整合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广泛借鉴了其他学科（包括科学哲学、社会学、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在书中，作者从排列原则、单元功能和权力分配三个角度界定了国际政治结构，认为结构是系统中的一系列约束条件，通过奖励一些行为、惩罚另一些行为而限制了国家的行为。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比较系统地阐述了1648－1945年以来近现代国际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为线索，把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演变划分为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维也纳体系、俾斯麦体系、一战前的两极体系和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等几个阶段史论结合，对每个体系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主要矛盾、大国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力量的分化组合等进行了剖析《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叙述和分析详略得当，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逻辑连贯，在已有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评价。

《国际政治学概论(第3版)》内容简介：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此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错综复杂、变化万千的国际环境。目前，我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总的来讲是好的，但面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同时，也存在边界、领海、国际能源供应、区域和次区域冲突等其他不安全因素的困扰。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正在大步走向世界。这无疑为全球的繁荣带来生机和活力，但也引起种种疑虑和阻力。中国如何避免走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探索出一条和平安全的、既造福于中国又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崛起之路？这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现象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并极大地推动了国际问题研究，带动了相关人才的需求。
与之相适应，高校的国际政治学学科迅速发展，迄今为止仅建立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政治系的高校就达到四五十所。很明显，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对我国周边地区和整个国际形势作出冷静分析、准确判断、正确预测，为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选择切实可行的战略策略，为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为我国的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提供科学的依据，也为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创造有利条件，这无疑是21世纪国际政治研究和外交活动的极为重要的任务。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三次大论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前后时间跨度为80年，内容涵盖西方近十个主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观点。包括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和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等等。作者在书中对各学派、各主要理论的内容及研究方法作详尽评述的同时，重点介绍分析了近20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和探索，如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软权力论”、“地缘经济学”等，以及关于国际安全和全球化的新观察、新论点。

《国际政治学新论》以简洁的语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政治学的最基本范畴和最基本原理，分析了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外交政策等的含义和特点，阐明了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以及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条件和方式，探讨了国际政治体系及其基本格局的演变与发展趋势，最后论述了战争与和平、全球化与现代化等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国际政治学新论》适宜于作为高等院校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相关专业的本科教材及研究生参考用书。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套装上下)》既是一部学习和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史的教材，也是一部专著。在本世纪行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依稀可见之际，我们编写了《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分析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格局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力求准确、科学地揭示这一时期风云变幻、扣人心弦的历史进程。本书在体例上主要按编年系统撰写，共分6编23章，既反映战后国际关系史的连续性，也呈现一定的阶段性。书中依据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原始文件，特别是二次大战后一些国家陆续公布的解密档案材料，同时我们也利用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一些新材料，并参阅了大量中外书刊。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在书后附录了1945—1995年苏联、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历届政府更迭表、大事年表、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和外国地名译名对照表。

《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由于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把中国排除在战胜国对日交涉之外，中日“战争状态”持续20余年，到1972年才实现“邦交正常化”；并且仍然不幸的是，具有了邦交形式的中日关系反复受到“历史问题”的控制而呈现国家外交对抗和民众情绪对立的僵局。政治“议和”之后历史“和解”的“烂尾化”综合症，考验着政治家的外交能力；而把“不正常”中日关系对象化的知识阐释和思想把握，则是学术所必须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