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代表作之一，自传性质的小说，获一九八四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全书以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生活为背景，描写贫穷的法国女孩与富有的中国少爷之间深沉而无望的爱情。

爱德华·卡尔是当代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卡尔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卡尔将国际关系思想划分为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这间的国际局势，批判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书中提出的基本论点，诸如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国家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等，都成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命题。《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里程碑式的经典理论著作，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次学理论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的发展奠定的基础。至今，这部著作仍然是国际关系专业学生和学者的必读书。

东野圭吾成名作
荣获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
草长莺飞的青春，忽如琉璃般生生粉碎。
当美丽、纯粹、真实的事物被破坏，重视的回忆和梦想被摧毁时，恨意便开始萌发，恣意蔓延开来……
在这所清华女中，有人喜欢我，有人恨我。
星期六早晨，车站月台上，有人突然从旁撞来，我险些跌落铁轨；
星期一放学后，我游完泳进入淋浴间冲洗，差点中机关触电身亡；
星期二放学后，一盆天竺葵从教学楼三层坠落，直直砸向我头顶；
星期四放学后，一位老师被毒死在我常用的更衣室，他是替我而死？
悚然之间才明白，我似已无路可逃……

每天早上都有一张我女朋友尸体的照片放到我的收件箱里，照片显示着女朋友的尸体正在一天天地生蛆、腐化。她是在我们去过动物园之后失踪的。所有人都认为她只是失踪了，只有我知道她被杀了。我辞了职，拿着她生前的照片四处寻找凶手的线索，一副心力憔悴的模样。然而苦心寻找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我不愿面对的真相，是我亲手杀了她……

《刀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且这个人干脆不再是作者惯用的阿辛登笔
名，而是直接用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小说写一个参加第一次大战的美国青年飞行员
拉里·达雷尔。在军队中，拉里结识了一个爱尔兰好友：这人平时是那样一个生龙
活虎般的置生死于度外的飞行员，但在一次遭遇战中，因趋救拉里而中弹牺牲。拉
里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弄不懂世界上为什么有恶和不幸（这也是毛姆在《总结》
中提出过的）。复员后，拉里既不肯进大学，也不肯就业，一心想探求人生的终极。
为此，他丢下未婚妻来到巴黎；两年后，和未婚妻解约，又从巴黎遍游世界各地，
最后到了印度，找到了印度的吠陀经哲学。于是了悟人生，把自己的一点薄产分散
给亲友，自己返回美国，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出租汽车司机，打算隐身人海，以终天
年。小说以拉里为中心，描绘了许多美国男女，有拉里的未婚妻，贪图物质享受的
伊莎贝儿；有以买卖古董起家，一心想钻进上流交际社会的艾略特·谈波登；有头
脑简单但心地忠厚的格雷·马图林，他原是百万富翁的独生子，但是一九二九年的
经济大崩溃使他破了产，他是个只知道做生意发财的典型美国社会产物；有伊莎贝
儿的同学，索菲·麦唐纳，因丈夫和儿子在车祸中丧命，被夫家放逐到巴黎来过着
堕落的生活，终于被不逞之徒杀害；还有一个模特儿兼妓女的法国女子苏姗·鲁维
埃，和拉里与作者都相识，最后和法国一个外地厂商结婚而得到生活保障。作者本
人在书中也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他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背景多半是在法国，特
别是巴黎。由于毛姆大半生是在法国度过的，而写作本书时，正因战争避地美国，
所以写到巴黎时，特别流露出怀乡情绪，如写他在赴拉里约会之前，穿过卢森堡博
物馆的公园时，描写园中游人的那一段回忆自己青年时期的描述，完全属于自叙性
质，和小说毫无关系。又如第六章论述莱辛的《贝蕾妮丝》，都是离开主题发挥自
己的文学见解。书中的主要角色除掉苏姗·鲁维埃外，全都是美国人，使人想起一
句调侃美国人的谚语：“人死后进天堂，美国人死后去巴黎。”但是，他们最后都
死的死了，回国的回国了，连苏姗·鲁维埃也嫁到外地去，如作者所说，“在我的
生命中也消失了。”当然，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只占据作者生活的很少一部分，但我
们仍不免兴一种落寞之感，仿佛作者是“珠箔飘灯独自归”。
正如作者在小说中交代的，他这本书并不想“阐述所谓《奥义书》的哲学体系。”
“我懂得太少了，但即使懂得很多，这也不是阐述《奥义书》的地方……我想的只
是拉里。”在本书结尾时，他又说，“我是个俗人，是尘世中人；我只能对这类人
中麟凤的光辉形象表示景慕，没法步他的后尘。”因此，他和克里斯朵夫·衣修午
德[注]不同，并不打算向西方推荐吠陀经哲学，或者提倡人人都学拉里；单拿一点
来说，不近女色，如果人人都象拉里那样奉行，岂不会造成灭种的灾祸！毛姆的道
德观是如我国嵇康在《绝交书》中所主张的“四民有务，各得志为乐”。他把拉里
捧得很高，但并不把艾略特·谈波登那个“大大的势利鬼”贬得很低。他对放浪形
骸的索菲·麦唐纳只有同情，对当模特儿兼妓女的苏姗·鲁维埃能够有一个归宿感
到欣幸，对头脑简单的格雷·马图林，在他的笔下绝少挖苦，而往往突出他的忠厚
和慈爱，但对伊莎贝儿则毫不徇情地揭露她蓄意破坏索菲和拉里婚事的阴谋，尽管
他很欣赏她的美，并且是她多年来的“知心”朋友。但他接着也写伊莎贝儿获悉拉
里分散自己财产，并且返回美国预备当司机的消息后，伤心啜泣的情景，从而让读
者自己对伊莎贝儿作出结论。不妨说，伊莎贝儿的用心是狠毒的，但是，她破坏的
是一个本来不可能有好结果的婚姻，因为如果索菲连伊莎贝儿布置那点诱惑都抵御
不了，拉里即使学会了瑜伽修道士的那点法力，能把她从自甘堕落的道路上拉得回
转吗？
尽管作者在本书开头声称，他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可述，但是，他仍旧充分运用
了叙事的技巧，从而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碰到这样的
情形，即一面译，一面盘算着不知他对这种铺开的局面怎样收拾法。但是，使我佩
服的是他笔头一转，很快就结束掉；例如在第二章末尾，当伊莎贝儿告诉作者自己
和拉里解约的经过，以及作者给了伊莎贝儿忠告之后，他只用两三行文字就结束了
他们精心策划的汉普顿宫之游：
雨仍旧下个不停，我们认为不去看汉普顿宫那些华贵建筑，甚至伊丽
莎白女王的床，伊莎贝儿也可以活下去，所以就坐车子回到伦敦。
我想如果有个金圣叹的话，很可能在这一段后面插进一些双行批语：“随手收拾掉
汉普顿宫，妙。盖汉普顿官之游不过是为了找个场合让伊莎贝儿能向作者倾吐胸臆，
现在目的已达，再叙述作者领她游览汉普顿宫便是呆鸟矣。”
......
小说不是历史，不需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其
中的人物，必须给人以真实感，不能只是影子。有时候，由于文学修养差，欣赏不
了作家所创造的人物，这情形是有的。我当学生时，对莎士比亚的黎耶王形象就不
能欣赏，后来读了A．C．布雷德利[注]的《莎士比亚悲剧》才发现自己的文学修养
不足。但是，有些名家笔下的人物，如最近我读到的狄更斯的《小杜丽》，就只能
说是概念的产物了。毛姆的《刀锋》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两次大战之
间那个时期的一个人物画廊。
周煦良
一九八○年十一月六日
（译者序的节选）

《安魂曲(外国剧本卷)》主要内容：在金钱拜物教如此猖獗的年代，我们是否还能找到自己？在欲望迷人的丛林中，我们是否还分得清真实与虚幻？在众声喧哗之中，我们又能否找到确定性和意义之所在？这卷外国剧本选将引领我们走进那谜一样的世界，带我们去面对谜一样的自我，去体会人心的崇高与卑劣，去品味世界的温暖与残酷……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本书为他赢得广泛的注意，他的世界性声誉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这一论点是从休漠、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历史学派那里继承过来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由此出发，哈耶克认为，良好的社会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追求私利，相反，它应依赖于一套复杂的法律、道义传统和行为规则的框架，这套框架的特点应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理解和认同。<br />这部著作从问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学术界中存有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本书本身的内在悖论。我们知道，哈耶克这本书的观点来源于关于市场和其它非主观设计的制度所具有的“自发秩序”的特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他不可避免地陷于社会进化和团体选择的争端之中。他对选择机制特点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不总是清楚的。这些论点的非理性特征与其高度理性的几近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所存在的这种缺陷，日后也为作者本人意识到，他在后来出版的《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中，多处涉及这个难题，试图将古典自由主义与“进代”的主题结合起来。至于这一尝试成功与否，尚有待评说，但哈耶克及其著作无疑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政治思想领域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
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它的问世，是时代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产物；它正确回答了历史进程提出的问题：法国命运的航船驶向何方。人类是幸运的，人民是伟大的，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总有人指引前进的道路，人民总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三种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说：孟德斯鸠主张立宪君主制，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制，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