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Pollan, whose curiosity about our eating habits led to thoughtful, culturally transformative writing in The Omnivore’s Dilemma and, most recently, Food Rules, here explores the potential psilocybin and other psychedelics hold f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kind. As he tells it in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a fascinating, sometimes moving look at the history and uses of psychoactive compounds, Pollan avoided such drugs in his youth, but later in life became intrigued by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more ‘open’—especially at this age, when the grooves of mental habit have been etched so deep as to seem inescapable.” And then there was the chance of experiencing a spiritual epiphany—“touching the face of God,” as one ecstatic user put it. Pollan’s natural skepticism and wry humor is a good match for the detailed accounts he includes of mind-blowing, trip-induced revelations. Ultimately, whether such experiences lead to genuine insight into, say,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e or what we can expect after death seems less interesting to Pollan than the hope psychedelics offer people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addiction, and acute illness. Can magic mushrooms be used more broadly for “the betterment of well people”? Readers who begin reading Pollan’s book feeling doubtful about the responsible use of psychedelics may find their own minds changed by his engaging, enlightened, and persuasive combination of personal and journalistic research. “I felt as if I were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a wide-open frontier, squinting to make out something wondrous,” he writes, and with him as our guide, so do we. —Sarah Harrison Smith, Amazon Book Review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社会性动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圣经》”（Revue des Questions Scientifiques的评价），“仍然是最好的……是一部杰作”（Contemporary Psychology的评价）。本书从1972年出版第一版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畅销数千万册，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内最具影响的著作。

◆《游戏改变世界》是著名未来学家、TED大会新锐演讲者简•麦戈尼格尔探索互联时代重要趋势的最新力作。在书中，作者指出：游戏可以弥补现实世界的不足和缺陷，游戏化可以让现实变得更美好。
◆作者在书中用大量事例告诉我们，游戏击中了人类幸福的核心，提供了令人愉悦的奖励、刺激性的挑战和宏大的胜利，而这些都是现实世界十分匮乏的。她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借助游戏的力量，让生活变得像游戏一样精彩。
◆作者指出了游戏化将要实现的四大目标：更满意的工作、更有把握的成功、更强的社会联系及更宏大的意义，并用大量实践告诉我们该如何驾驭游戏的力量，解决现实问题，并提升幸福感。她告诫我们：如果人们继续忽视游戏，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处在极端不利的地位。

基辛格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基辛格博士还在书中记录了自己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同性恋是一种跨文化而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性恋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无论从同性恋活动对家庭和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影响程度，还是同性恋者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同性恋研究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作者多年来致力于对中国同性恋现象的深入研究，其学术观点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肯定。本书是国内社会学界在同性恋研究领域最早的成果之一。

《假装的艺术:一本让你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书》简介：在信息疯狂传播的今天，傻瓜才会花工夫去研究嘻哈文化，谁是新锐导演、哪部独立电影最近独领风骚关我屁事呢？但是，无奈的是，我们活在一个没谈资就会被圈子抛弃的时代，社交、把妹、接近上流人物无处不存在要与人交流话题的需要，在经过一百多种选择的思考之后，还是选择最经济实惠的“假装”吧，这本《假装的艺术:一本让你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书》教给你的就是如何“装”出你的范儿来，作者无所不知的经历以及辛辣嘲讽的个性教你在读书、电影、古典音乐、建筑、美酒等常用装B话题中自由穿梭，在掌握了这些常人不容易知晓的知识后，还请根据需要研究出一套和你相匹配的微笑、耸肩、皱眉、嘲讽等表情，这样，才能将“假装的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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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 of Faking It: Sounding Smart Without Really Knowing An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