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编选其父文稿三十余年，从读过的无数文章中，精选出印象特深、一读再读、不忍释手的四十篇，并亲自为每篇撰写了编者导言。梁漱溟一生东奔西走，经历之多，常人少有。书中既有人生的思索与领悟，亦有自述经历、思亲忆旧的回忆文章，也有读书与论政的独特心得，其中《谈禅宗》《谈静》《纪念先妻黄靖贤》等皆为首次发表。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艾氏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1980年8月特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
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等，回顾了他一生的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
书中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 ——艾恺
「此次长谈时，先父已87岁高龄，可算时届垂暮之年了，可他不仅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而且话里话外不时流露出平和而乐观的心态，毫无老年人易见的感伤、消沉的影子。例如谈到中国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如今尚保存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多少时，他承认旧习俗多遭破坏，可他说“但不能说一扫而光啊！”“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因此他对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至于说到世界的未来、说到人类的前途，他说：“我是比较乐观的。”那为什么如此乐观呢？这自然与他自有其坚信不移的理念有关，而这一理念又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所提出的。他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的问题。」
——梁培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