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菜馆、烟馆、旅馆，为何会在沦陷后的苏州愈加兴盛？这些繁荣表象的背后隐藏了什么？
沦陷区的百姓又是如何度过那动荡的八年？对伪政权统治沦陷区又该如何进行评价？
本书对焦沦陷区城市中的普罗大众，揭示战争阴霾与畸形繁荣交织下的城市生活真相。
【图书简介】
俗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最富庶的天堂，在中国对日抗战期间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这动荡的八年，身处沦陷区的苏州百姓是如何度过的？
本书透过苏州的茶馆、菜馆、旅馆与烟馆等四种休闲行业的研究，呈现抗战时期苏州“畸形繁荣”的城市生活，扭转了过往对沦陷区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工商与金融萎缩等的既定印象。同时从大时代的城市看人民的日常生活，亦从畸形的繁荣见民众的消费习惯与集体心态。此外，作者通过对沦陷区的城市史研究，试图扩大抗战史的研究视野，从普通市民大众及沦陷区百姓的生活生命体验的角度，揭示不同面向的抗战历史。
【本书看点】
1.城市史、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新近力作，少有的沦陷区城市生活史，为观察20世纪中国的沦陷区城市特征提供了一扇窗户。
台湾著名明清史专家巫仁恕先生聚焦身处沦陷区百姓动荡的八年生活，通过对沦陷区的城市史研究，试图扩大抗战史的研究视野，从普通市民大众及沦陷区百姓的生活生命体验的角度，揭示不同面向的抗战历史。
2.以小见大，视角独特，从公共生活的常变兴衰，再现长期为人忽略的沦陷区百姓生存面貌。
从社会文化史以及市民大众的角度出发，透视茶馆、酒菜馆、旅馆及烟馆这些具体而微的物质空间，揭露沦陷区城市“畸形繁荣”的风貌，挑战长期以来读者对沦陷区城市的既定认识。
3.史料丰富扎实，视野广阔。
作者以大量的档案公文、新闻报道、地方文献、口述史料为基础，综合当地知识分子的私人日记，细节丰富生动，充满生活气息。
4.一部眼光向下的民众生活史，让我们看到抗战时期苏州城的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变迁，并留下深刻的思考。

查尔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1920～1994），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小说家之一。阿尔贝•加缪称他为美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时代周刊》评论他是美国底层社会的桂冠诗人。他的创作继往开来，独树一帜，被誉为“地狱的海明威”。
布考斯基年轻时做过洗碗工、卡车司机、邮差、门卫、仓库管理员、电梯操作员等多种底层工作，其写作的主题大多源自他的生活经历。
布考斯基善于洞察生活本身，《苦水音乐》是其短篇小说代表作，侧重描写社会边缘人的生活。落魄作家、无业游民、酒鬼、妓女，是布考斯基故事里的主人公，他们的生活卑微、肮脏、甚至疯狂，但现实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
因此书的出版，美国成立了一支同名的朋克摇滚乐队，名噪一时。

本書重新考掘被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大敘述遮蔽的同志書寫（1849年至2001年），反思以父權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近現代中國男性建構如何支配中國的同志書寫和性別政治。本書指出曾經作為中國性愛藝術的「豔史」傳統敘事癖好，發展到近現代中國是如何被民族國家以「性科學」為名的「性史」病理 敘事機制所邊緣化，而這些轉變也非常弔詭地正是與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男性建構並肩同行，並以民族國家男性建構的「同志」之名進行連結和互相詢喚。本書重新想像「同志」的系譜，解構中國民族主義的男性建構，並提出以「『老同志』－新同志」範式來描述那些在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或「社會性」論述的理論基礎上有所差異的不同男性建構表現。本書的分析對象主要是選取那些在中國大陸以男同性戀、「哥兒」或「兄弟」情誼或其他性／別議題作為敘事主軸的同志書寫，除了大量的舊報刊史料，其餘是自敘傳、私函、日記、筆記、小說、散文和詩詞，也包含從小說改編的同志電影、網路小說以及現有同志論述和反同志論述的再解讀。
導讀、推薦
推薦
本書探討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男性欲望的流變以及其歷史意義。作者以同志論述角度切入議題，探索「豔史」與「性史」的辯證關係，以及其書寫與藝術創作的呈現。從王韜到王小波，從張競生到郭沫若，全書考證細膩，議論深刻，堪稱現代中國性別研究又一重要貢獻。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許維賢的大作《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審思男同性欲望論述從晚清至今在華語文化的發展。除了結合了淵博的全球理論和前現代中國論述外，此書的重要貢獻在於批駁一些認為酷兒理論僅為西方英語世界獨有現象的謬論，並在正值茁壯的華語學術世界裡，注入了深具生動原創性的研究和理論。
──裴開瑞（Chris Berry），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電影系教授
從男男情感和身體欲望為主的同性戀，到社會角色和氣質展現為主的男性建構，加上以革命情操和救國大業為主的國族打造，在許維賢精闢的歷史文學分析中編織成繁複而明確的軌跡，也寫出了「同志」概念在中國風起雲湧的時代氛圍中所形成的重要凝聚意義。
──何春蕤，台灣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專任教授
一份非常具有重大價值的文獻記錄。
──韓依薇（Ari Larissa Heinrich），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副教授

本书以山东安丘一座清代石坊“庵上坊”为考察对象，从追溯它的建造缘由入手，讲解它的建筑式样和装饰题材；由欣赏它的艺术之美，既而分析它的表面与实际功能；以这座牌坊为例，揭示了清代流行起来的建筑样式“贞节牌坊”的隐匿意义：虽然建造的名义是为纪念那些籍籍无名的妇女，但这些牌坊并没有提供表彰对象的真实生平，其真实功用乃是作为地方富豪彰显和增强一己势力的载体。在富贵吉祥的装饰图像和庄正醒目的匾额题词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意旨和不曾言说的故事……
作者对这一典型题材进行过多年的深入探查，亦参考和援引了多方的研究成果，在历史语境下清晰勾画出石坊所衍生的各种形式的话语及其彼此间复杂的关系；在精心铺叙的种种故事之间，巧妙地穿插着对于许多理论问题新颖的思考。其精到的述说呈现了丰富灵动的历史文化景观，堪称见微知著。作为艺术史、建筑史的个案分析，本书将历史、建筑、雕刻、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等诸多领域融于一炉，篇幅精短然而颇见功力；配有插图106帧，以亲自测绘和访查拍摄为主。这使本书同时成为一本具有亲切感的图文艺术书和文化旅游读物。

這本小說敘述的是一群朋友的故事，這其中有學生、老師和工程師。他們在獨裁政權下瓦解了，自殺了。透過書中第一人稱的我的童年片段以及經歷構成了這一段敘述這幾位死者的故事。所有的故事在主角和敘述者的聲音之間來回擺盪，所有的故事都讓人對事實與謊言、正義與欺瞞

爸爸媽媽養育兒長大，兒非但沒有報養育之恩，反留給爸爸媽媽悲傷，死前就是此點使兒流淚不已。爸爸媽媽生兒並非沒有可安慰的地方。兒從小自知努力，家雖窮，卻因此更求上進，長大更立志，希求人們都能快樂過著日子。
──江炳興寫給父母的遺書
生死已定，唯有恐怖年代遺失的歌還要再唱。
作家用文學的筆、歷史的眼，重現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遺書
一九五○年代與一九七○年代，在臺灣，有兩群年輕人，為了希求一個更好的社會，成為抗爭者。前者是「省工委」（全稱是「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參與者，後者則是泰源事件的當事者。他們遭到政府祕密逮捕，祕密偵訊，祕密審判，祕密槍決。槍決前，他們寫下遺書，對家人做最後告別。但遺書被扣押，告別不被允許，直到二○一一年後，遺書才送達家屬手中，但許多受難者的父母、妻子、兄弟早已不在人世。
這些受難者留給家人的遺書中，有歉意，有期許，有思念，有祝福。他們想透過隻字片語安慰倖存的家人，但家人沒有收到，唯一收到的卻是領屍通知單以及不知如何面對的漫長未來。在親人被槍決後，失去丈夫、兒子或父親的破碎家庭要如何繼續下去？在備受盤查與監視的日子裡，倖存的家屬能有什麼樣的人生？在白色恐怖之中，失落的不只是當事者，也包括當事者的家人與朋友。
這本書裡收錄的書信及所呈現的受難者生平與家屬經驗，只是白色恐怖記憶的少許片段。寫下遺書的受難者，有些人懷抱社會主義統一中國的理想，有些人渴望臺灣獨立建國；他們不但背景各異，理想不同，受難時間也相隔二十年。但都是瞭解那段年代歷史的重要線索。
為了理解受難者與家屬，重現個人在其中的情緒、感受、體驗、價值、認同、記憶，與那些烙印在身心上的斑斑痕跡，五位作家首度跨界合作，藉由閱讀遺書、訪談家屬、研讀歷史文獻，以「說故事」的方法呈現了人們在國家暴力的槍口與鐵欄前，生與死、愛與恨、執念與超脫、果敢與背叛的反覆徘徊與懸念。
本書特色
本書除有寫作者的專文，更收錄了遺書與家書的原件檔案，以及每一個傳主珍貴的照片。
丘延亮、季季、陳列、唐香燕、張則周 站在歷史推薦
我向讀者們推介此書，不是希望讀者們在半個多世紀後，背負或痛心於前人家屬都不得以見的最後心聲；但求我們這些後人能夠體會臨刑前這些人明知其「遺書」很可能不為家屬所見，更可能永無得見世人之一日；卻仍不能不發聲明志的實存景況——有感於我景美獄中對摯愛親人書函從未被收到的經驗，贅言如上！！
──丘延亮
丘延亮、季季、陳列、唐香燕、張則周 站在歷史推薦
我向讀者們推介此書，不是希望讀者們在半個多世紀後，背負或痛心於前人家屬都不得以見的最後心聲；但求我們這些後人能夠體會臨刑前這些人明知其「遺書」很可能不為家屬所見，更可能永無得見世人之一日；卻仍不能不發聲明志的實存景況——有感於我景美獄中對摯愛親人書函從未被收到的經驗，贅言如上！！
──丘延亮

本書講述的是泰北孤軍的故事。
孤軍為何而「孤」？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國共戰爭中落敗撤離大陸時，千餘名在雲南的國民黨軍人與不願受中共統治的本地人，從雲南撤退進入緬甸，自此流落異域。這群人後又遭受緬甸政府武力驅趕，最後勉強棲身於泰北金三角地區，直至一九八〇年代才終於被泰國政府接納為公民。也就是說，期間這三十年，他們沒有政治歸屬，沒有經濟根基，歸鄉無期，孤立無援，一切只能自力更生從頭再來。
這些離散人群，是如何在陌生險惡的金三角叢林間「借土養命」存活下來？本書作者人類學家黃樹民率領團隊，在該地區一個規模較大的村落美弘村（化名）進行田野調查，帶著兩個主要提問，為這段奮鬥歷程寫下生存紀事。
眾所周知，金三角是惡名昭彰的毒品原料生產地，美弘村民初期也曾積極投入組織性販毒事業。但在好不容易擁有泰國公民身分後，即努力轉型，摸索發展出一套山地農作模式，專攻熱帶水果產銷，經營成功，物質生活逐漸充裕。但成功背後，他們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否符合永續農業標準？在拚經濟的同時，是否有兼顧生態環境？這是作者第一個關懷。
作者第二個關懷則與他們的精神世界有關。本書描寫的人群，崇奉中華傳統文化，自詡為忠實守護者。他們如何於偏遠異地保存及再造其理想（想像）中的儒家道德秩序？作者透過勾勒美弘村的教育、儀式等日常機制，來呈現這類文化複製行動，並穿插村中年輕輩的想法。
時間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上世紀五〇年代開始在金三角建立聚落的雲南武裝流亡者，早已擺脫借土養命的艱辛，轉為落地生根的安居。然而，作者指出，因為權力轉移問題和世代認同差異，衝突和緊張正在村內節節升高。
新時代帶來的難關，他們這次能順利度過嗎？微觀的民族誌研究，對巨觀的全球化理論，又能提供什麼反省啟示？作者將在本書末尾提出他的答案。

（学者邓小南、包弼德、冨谷至、赵晶、山根直生联袂推荐）
从墓志中看五代女性世界。让死者说话，揭示墓志碑文里面隐藏的五代家庭史
【内容简介】
五代时期的女性，有着怎样的家庭地位？本书立足32帧女性墓志碑文，结合史书等百种以上的史料，通过探讨墓志笔法与史学方法、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世变下的妇女角色，藉以观察五代至北宋社会家庭史的连续和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五代女性“男尊女卑”“无所作为”的固有认识。书中穷尽挖掘墓志碑文里的信息将成为研究家庭史和社会史不可或缺的史料，也为五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从文人武人的妻妾、官女子、平民女子、英雄子女、寡妇到后宫嫔妃，书中探讨的女性身份多元，呈现了一幅五代女性图像，借此我们得以窥探当时五代女性周围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五代女性扮演的世变中的贤妻良母，除了具备传统的美德，还要帮助夫家的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
【本书亮点】
1.专业权威，名家推荐。宋史研究专家柳立言领衔编著，历史学界学者邓小南、包弼德、冨谷至、赵晶、山根直生联袂推荐。
2.利用墓志碑铭发掘出的有效信息，是研究五代社会史及女性史不可或缺的史料。特别在一些国内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如女性与社会、社会流动和文武交流、宗教信仰与社会等方面，书中也做出了一些综合性的研究和总结，增加了我们对世变下的五代女性的了解。
3.多身份探讨，为五代社会及女性地位提供了另一视角的考察。从文人武人的妻妾、官女子、平民女子、英雄子女、寡妇到后宫嫔妃，书中探讨的女性身份多元，借此窥探当时五代女性周围的世界。
4.研究方法新，授人以渔。本书采用“史学六问”“五鬼搬运”“数馒头”等科学方法，以传统的史学方法找出史料之真正重点，一起在形式上和在内容上，既揭露墓志的殊相，也表现墓主之不凡。
【编辑推荐】
五代时期的女性，有着怎样的家庭地位？是否真的像后世定义的“男尊女卑”？
五代女性，面对社会动荡，是否无所作为？她们对家族的地位升降，有怎样的影响？
家庭内部妻与妾的较量，又怎样体现在子女的身上？
通过女性墓志我们能挖掘出哪些真相？又是通过怎样的科学梳理、对比整理各种碑志史料，来得出接近于真实的结论？
这些问题都能在《世变下的五代女性》找到相应的答案。本书将如剥茧抽丝、老吏断案般，循循导引，揭秘隐藏在墓志碑文中的家庭秘辛。
【名家推荐】
碑志中的五代，考验着研究者的能力。本书自通常“无疑”处入手，以老吏断案的方式分析文本，为趋近历史实相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
墓志铭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史料，它们对群体传记学研究至关重要，并对社会与政治提供珍贵的洞见。这部墓志铭集对五代及主导此时代的武人研究具有贡献，也是深入阅读墓志铭的的指南与典范。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包弼德（Peter K. Bol）
当我拿到《世变下的五代女性》一书时，看到关键词“女性”“石刻”“世变”时，首先让我想起了李清照。当然，这与李清照相隔了一世纪，然而，本书将会揭示，像李清照这样的独立文人女性的出现，乃源自唐末五代开启近世序幕的“世变”，以及生活于这个时代的“女性”，或许隐微中也可能与金石、书画等事物有关吧！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冨谷至
本书先听取墓志的口供，再搜求旁证，质询可信性、完整性、关联性，最后作出判决，借美国法学经典之名，可谓Cases and Materials on Historical Method。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
2016年有幸参与以柳立言老师为中心的五代墓志读书会，对其严格而周到的指导风格大为惊讶。此书正是如此千锤百炼下的大作。
——日本福冈大学人文学部历史学科山根直生

序
陆扬
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影印出版美國中國史專家賀凱 (Charles O. Hucker, 1919-1994) 的名著《中國古代官名辭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並希望我能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部著作的價值。猶如許多在西方從事中國史研究的人，賀凱教授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我平日手頭必備的工具書。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和古代中國的某些官制亦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對這部辭書的內容和特點也算比較熟悉。但對這部著作的熟悉並不等於說我就能夠精確而全面地評價這一部範圍幾乎包括整個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名作。這部書的作者在選擇條目以及英文譯釋等方面都體現出很不尋常的功力，要充分評估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光是具備一定的中國古代制度史的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西方特別是英美中世以來的官僚制度有相當的瞭解，而這一點是我所欠缺的。所以在這裡，我只能根據我個人對這部著作的特色及其作者的學術背景的瞭解，擇要寫幾句。
先談一下賀凱。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那就是從以考釋語言文獻為重點的漢學研究轉向更為全面的中國歷史研究，賀凱就是在這種變化下出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九一九年，賀凱出生於美國中部文化經濟的大都會聖路易市。他從德克薩斯大學本科畢業時，正值二次大戰戰酣之際。賀凱投筆從戎，由於卓越的表現，戰爭結束時竟已獲得美國陸軍上校的軍銜。他那一代的美國學者，在二戰期間服務於美國軍隊的並不少見，但能像賀凱這樣在取得如此高的軍銜之後又投身於東亞史研究的則不多見。賀凱的博士學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在那裡接受了當時美國最好的漢學訓練。對他指導最多的是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稱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會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兩位教授。顧立雅的影響尤其顯著。顧氏的學術路向有一種很特別的混合，他十分強调以解讀文獻為重心的漢學傳統，但又開創用綜合的方式來全面研究上古思想文化。他致力於培養能讀懂中文報紙和新聞的人才，但卻又不看重兩漢以下的研究，認為那是的“新聞调查工作”（journalism） 而非嚴肅的學問 (scholarship)。這種學問上的嗜古和學術上的求新並存的現象並不出人意表。儘管顧立雅這一輩的美國漢學家開始承擔起瞭解現實中的中國的責任，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看法還是較為保守的。
賀凱是顧立雅培養出來的最出色的學生之一。賀凱本人對學問看法並不像顧氏那樣保守，但他接受了顧氏古典學風的熏陶，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不是由今溯古，而是由古及今。比如中文的學習以文言為中心，從研讀儒家經典開始。賀凱曾告訴和他同過事並相知甚久的余英時先生一則關於他自己的趣事。五十年代時賀凱到台灣訪學，坐船到基隆，上岸時海關人員問他要去哪裡，他用文言回答說：“吾欲之台北”，海關人員聽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不懂他在說甚麼，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說的原來是文言。這則故事很傳神，頗能道出賀凱這一代漢學家的特點，很難想像今天的西方中國學界中人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也許正是這種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視，才使得賀凱對中國傳統產生同情的瞭解，同時也使他能在幾個難度很高的研究領域內游刃有餘。雖然賀凱的學術重心和顧立雅完全不同，關注的層面則深受顧氏的影響。顧立雅對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的內涵有濃厚的興趣，而賀凱的研究也是集中於這一領域，區別只是顧氏專注於傳統政治的形成期，而賀凱則專注於傳統政治的高度成熟期，也就是顧氏不屑注意的時期。顧立雅對中國傳統思想有淵博的知識和貫通的認識，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賀凱的工作，使他的視野並不局限於某個狹小的領域。
自芝大獲得博士後，賀凱曾先在圖桑的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任教，在短短幾年之內，對奠定那裡的東亞研究基礎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雖然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轉往密執安大學任教，賀凱對圖桑這個地方可說是情有獨鍾，退休他後又回到圖桑終老，成了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而我這裡要介紹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也是在圖桑定的稿。賀凱以明代政治制度史作為學術工作的中心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亞利桑那大學執教期間確立下來的，其它的工作都在此基礎上擴展。就在賀凱從亞利桑那轉往密執安執教的那一年，他出了本小冊子，叫《明代的傳統中國政權》（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此書封皮上的中文標題是《明代政治考》，似乎不甚貼切，應該是《明代政制考》）。這雖然是一部小書，卻不妨說是賀凱研究明史的成名之作，尤其體現出他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特出能力。書的篇幅不過八萬來字，卻能將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和行政特點交代得很清楚。在書的小序裡，賀凱告訴讀者在他完成這部著作的時候，他已經有長達十二年的研究明代制度的經驗了。其實這原來是他提交給一個有關傳統中國政治權力的研討會的論文，所以在小書的序言裡他還特別感謝當時同樣是明史新起之健者的牟復禮（Fritz Mote）先生在會議期間對他的研究所作的評論。有意思的是，就在這部小冊子出版後的一年，牟復禮先生研究高青邱的專著也出版了。這兩部著作的先後問世多少可以說標誌了美國新一代明史研究的起步。
從六十年代起，賀凱一直是明史方面的重鎮，他在這方面的著作為數不少，但就其對中國學的整體影響而言，這些著作都不如他的通史著作《帝制中國的歲月》（China’s Imperial Past）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帝制中國的歲月》完成於一九七五年。這部涵蓋整個中國歷史的著作篇幅並不很大，但剪裁得頗為用心，敘述也得當，很符合美國大學優秀通史教材的特色。全書劃分為帝制以前，早期帝制和晚期帝制三個部分，每部分又再按照“歷史概述”（general history）, 制度與社會，思想和文學等門類來敘述。可以說到九十年代初以前，這部著作被美國的大學廣泛採用來做為中國史的基本教材，在流行的程度上堪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英譯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撰寫的《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這雖然是一部教材，而且也不免帶有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種種印跡，但依然顯示出賀凱對中國歷史的通盤認識。尤其讓我印象很深的是賀凱那簡練而精確的文筆，這一特點在該著作的幾個“歷史概述”的部分裡特別突出。他常常用一兩段文字中就能把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或脈絡交代清楚，而且描述得頗有韻味。這樣的例子觸目可見，比如第一部分的“歷史概述”末尾描述陳涉起事和秦朝覆亡的兩段文字（頁46－47），第二部分裡評述武曌的段落（頁142－143）和第三部分中概括明代文化的一段話等等。這些文字譯成中文就很難傳達，甚至還會顯得平淡無奇，但在英文原文裡上卻是錘煉頗深的史學文字，幾乎可以誦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出現撰寫中國通史的熱潮，但我覺得很難再看得到賀凱的這種精煉而暢達的文字了。
就賀凱一生的史學成就來說，《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無疑是代表了他的名山事業的 Magnum Opus。他在序言裡說，他在做研究生時把《周官》裡的職官名稱編成索引給自己作參考，後來才意識到這其實就算是編撰這部辭書的開端了。他正式開始著手這一工作是一九七六年。整個過程中雖也請過密執安大學和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做助手，但基本工作都是由他自己親手完成的。這些工作包括全書引論部分的撰寫，所有條目的起草和修改，英文索引的制作，以及電腦打字和漢字字條的輸入等等。真可說是在處處親自把關的基礎上完成的著作。從賀凱一生的學術軌跡來觀察，他在晚年完成這樣一部以辭典形式出現的大著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但在整個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脈絡裡，出現這樣的著作又是一個異數。為甚麼說是異數呢？賀凱自己在給《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所作的序言裡就已經提供了線索。他說他完成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將那些並不專治制度史的漢學家們從長期試圖應付傳統中國無所不在的官僚命名系統時所承受的困擾，困惑和羞愧中解救出來” （頁 V）。這個率直而又入木三分的說明，點出了兩個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實況，第一，中國古代制度史是個令西方漢學家頭痛的領域；第二，西方在中國官制史方面的研究很薄弱，連許多資深的學者也會老犯常識性的錯誤。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在很多領域內都有了傲人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官制研究甚至廣義上的制度史研究恰恰就是其中之一，這和西方中國史重文化和社會的取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學術訓練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並不等於說西方沒有致力於某個朝代的制度史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績的學者。舉例而言，除了賀凱本人的明代官制研究之外，還有瑞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對漢代官制的研究，法國的戴何都（R. des Rotours）對兩唐書中百官志等文獻的譯註，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對宋代官制的考察，蓝克立（Christian Lamouroux）對《宋史 食貨志》的譯註，拉契涅夫斯基（P. Ratchnevsky）對《元史 刑法志》的譯註，英國的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對唐代官僚機構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對清代軍機處，歐立德（Mark Elliot）對滿清八旗的研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上述有些成果出現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完成多年之後。而以一人之力成就一部涵蓋上下兩千年的中華官職辭典，當代西方僅賀凱一人而已，這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不能不說是個異數。同時也因為西方對中國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對薄弱，這部著作在西方學者的日常研究中所具有的參考價值就更是明顯而持久。
《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體例頗嚴謹，分為序言，引論，使用須知，條目及中英名詞索引。書的引論部分按朝代来分别概述其官制體系，每個朝代或時代（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有其專門的章節，讓人一目瞭然。全書八千二百九十一個條目，包涵了從《周官》所載的職名到晚清的主要職官名稱。每個條目先註出官名所屬的朝代，如果在好幾個朝代都存在，則按時代順序解釋其職能的異同。而如果某一官名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裡的英譯和該辭典所參考的幾種英法文中國官制研究著作中的譯法不同，則賀凱還會在條目的結尾列出不同的譯法及所出自的著作，以供讀者參考。如清代佛道機構中的“至靈”一職，賀凱採用的英譯是 Sacrificial Priest，而在英譯的布魯纳特（H.S Brunnert） 和哈蓋爾斯特洛姆 （V. V. Hagelstrom）的著作《當代中國的政治設置》（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裡，這個職位的譯名是 Thaumaturgist，所以條目的結尾又將此譯名附上供讀者參考。又比如隋唐的“果毅府”，賀凱採取了基本是直譯的 “Courageous Garrison”，而他同時又列出戴何都在《新唐書 兵志》的法文譯註中所採用的 milice intrépide。《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的條目解釋一般都突出要點，但也有不少條目解釋得很詳盡，不僅勾勒出其中變化的歷史過程，而且連變化出現的具體年份都有列出。辭書中對唐代的十六衛府和明清時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的解釋就是體現此種特色的兩個典型例子。由於是用西文撰寫中國古代的職官辭典，所以不能像用中日文撰寫那樣能比較方便地直接引用原始文獻，作者因此必須能對相關資料有自己的把握，才能用文字敘述出來，但正因如此，在寫作上要花的功夫就很大。 而且這部著作主要是為西方的學術界而撰寫，所以賀凱盡量要在中國古代職官的英文譯名上斟酌選用比較易於西方一般學界理解的稱謂和名詞。所以這部著作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職官辭典，而是一部研究性很強的著作，處處都顯示出編撰者自己的判斷。
但《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並不追求巨細靡遺，賀凱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歷代官制的結構及其變遷作一個總括性的呈現。中國古代職官的變化和延續性都很強，常常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賀凱的工作也是要讓讀者盡量能體會這些細微的差別。辭典中的條目雖多，卻並不瑣碎。比如條目中有明清時代的總督一職，而清代的各省總督只是在該條目解釋清代的部分裡提到，並不作單獨條目列出。在辭典的使用須知裡特別提醒學者在參考這部著作時要能有想像和綜合的能力，才能舉一反三。賀凱在編纂此書時最主要的中文參考著作是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但他也指出《歷代職官表》過於強调沿革而產生的弊端。他同時還參考了較少為西方學界所知的梁章鉅的《稱謂錄》，用來作為非正式官稱的依據。此外還有日中民族科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歴代職官辭典》和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等等。當然中國古代的官制的功能和變化常常很複雜，現代的研究工作也總是不斷深入。《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以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研究中國官制史的成果為基礎的著作，今天若以專家的眼光來看自然會發現其中的缺失，比如對唐代的學士院和翰林院，翰林學士和翰林待詔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就沒能完全分辨清楚就是一例。但像這類重要的分別即便在唐史研究相對發達的中日學界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才開始普遍受到重視。所以這些因學術發展的階段性所造成的不足一點都不妨礙引介《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這部名著到中文學術界來的價值。中國古代官制的研究在中國史學界一直算是一門顯學，出版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地方。但就我所瞭解，若以全面性的職官工具書而言，無論編排的用心還是撰寫的講究，中文世界的同類型著作中能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相媲美的其實還很少。我相信，引進這部作品對日後在中文世界能出現更高質量的中國古代制度史工具書將會有非常良好的影響。

《诗大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在风雅正变的话语中，“变”只是一个脱离常轨的时刻，最终还是要回到“经”与“正”。但清季民初“变风变雅”的正面化，却萌发了“风雅”独立于“政教”的可能。
本书所集文字大致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清季民初诗文、学术二者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此类讨论当然不限于考索文学文本或学人文献中的政治本事，更非出于机械的社会反映论，而是意在摸索“变风变雅”时代共通的表达结构。
收录十篇文字，大略分为三辑：甲辑“雅废夷侵”，主要从解读诗文和文人群体交游入手，探索晚近学士大夫在他们所谓“小雅废四夷侵”局面下的委曲心境。乙辑“道术科分”，收入三篇在学术史、教育史方面试探的长文，分别讨论教育体制与史学、经学的近代转型。丙辑“文学小言”，围绕近代文学研究，涉及文论、小说、文学教育等话题。

【2014年美国亚洲研究年会列文森图书奖】
·《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通过探研伶人、观众、剧作家及清廷之间的种种关联与碰击，揭开了十八、十九世纪北京商业戏园的面幕……（该著）研讨深入，文笔精妙，分析入微，本身就是一场风骚独领的表演大戏。——美国亚洲研究协会2 014年列文森图书奖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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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清代的北京戏曲流派百花齐放，吸引了大量观众。它就像一种文化黏合剂，跨越社会阶层、性别和文化，成为清代北京城公共话语表达的重要场所。
作者通过“观众与演员”“场所与剧种”“剧本与表演”三个部分探讨戏曲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呈现了戏曲在清代北京的重要地位。从对戏曲表演的描绘中作者带给我们一部近代北京的社会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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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推荐】
此书是我近些年读到的最让人兴奋的关于清史的著作……引发讨论是一本历史著作最重要的贡献，在郭安瑞的书中，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罗威廉（William T. Ro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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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安瑞对北京戏曲的研究是透彻的、令人信服的，且引人入胜的。本书将成为中国戏曲、帝国晚期文化、清史、性别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史恺悌
（Catherine Swatek）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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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置身于清代北京戏园，在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此书是一场活泼的、撩人的、具有高超技艺的表演。郭安瑞对于戏曲的博学和激情使她对清代商业戏园中性别、阶层、宫廷政治的研究充满生机。对清代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必读书。——柯必德（Peter J. Carroll）《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作者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tells the story of how Chinese medicine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antithesis of modern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to a potent symbol of and vehicle for China’s exploration of its own modernity half a century later. Instead of viewing this transition as derivative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Sean Hsiang-lin Lei argues that China’s medical history had a life of its own, one that at times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over the meaning of China’s moderni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Far from being a remnant of China’s premodern past,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evolv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Nationalist state,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institutionally, epistemologically, and materially—that resulted in the crea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This new medicine was derided as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because it necessarily betrayed both of the parental traditions and therefore was doomed to fail. Yet this hybrid medicine survived, through self-innovation and negotiation, thus challenging the conception of modernity that rejected the possibility of productive crossbreeding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traditional.
By exploring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a’s modernity in tandem, Lei offers both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 med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tate.
Review
“In this insightful and provocative book, Lei shows us what it meant to practice ‘modern’ medicine in Mao Zedong’s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Drawing on rich historical sources,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reveals that modern medicine will always be mongrel medicine. Importantly, Lei gives us the critical postcolonial genealogy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epitome of Chinese modernity, now a global phenomenon.”
(Warwick Anderson, University of Sydney)
“Reaching far beyond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challenges 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science, and state power through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al debate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forward. This is a thoughtful and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investigation of transnational modernizing proce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they touched down and transformed worlds in China. The book demonstrates that med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whether ‘modern’ or ‘traditional,’ historicized or fixed as policy, are nowhere innocent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al hierarchy. It offers surprising historical lessons for everyone interested in science and local knowledge,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institutions and ideas about nature as they weave together in modern regimes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 governance.”
(Judith Farquhar, University of Chicago)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is a tour de force of how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medicine played central roles not only in Chinese modernity but also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in Republican China. Lei thus adroitly relates 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and debates over making Chinese medicine more scientific to the big themes of nationalism, the state, and modernity that dominated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rta Hans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is a major work by the leading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moder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Lei argues that what we now know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it emerged as a discours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as fundamentally shaped by the encounter with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 that this dictated. Chinese medicine was something new that was created during this period in response to themes with Western biomedicine as traditional practitioners sought social mobility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the state. Lei’s argument is backed up by research of the highest standard: his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is outstanding, and he is impressively familiar with the secondary and theoretical literature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His book will be of interest not only to historians of Republican China but also to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more widely.”
(Henrietta Harrison, University of Oxford)
“If you are going to read just one book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is the work to read. Lei’s analysis of the entwinement of medicine, science, modernity, and the state is brilliantly original and persuasive, and argued with admirable clarity.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studies and the history of global health, as well as to the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higehisa Kuriyama, Harvard University)

简•奥斯丁的小说里出现了多少既亲切又刻薄的阿姨？爱尔兰大诗人叶芝的父亲竟然也写短篇小说？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巅峰剧作中，时时可见他心爱的姐姐的身影；萨缪尔•贝克特属于那种生来让可怜的母亲心碎的年轻人；詹姆斯•鲍德温笔下的儿子形象是父亲眼里的陌生人……
科尔姆•托宾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更是细心的读者。本书收录的文章多刊登于《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梳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托马斯•曼、萨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哈特•克兰、田纳西•威廉斯、詹姆斯•鲍德温等作家与家人复杂而幽深的关系。

从理论到文本，从文化到国族，从时尚到历史，张小虹穿梭在各个不同畛域的缝隙间，以小观大，对民国以来的时尚抽丝剥茧，为我们理出另类现代性的头绪。从林则徐的裤子、鲁迅的头发谈到张爱玲母亲的小脚，那些被折叠到历史长河中的细节反映了什么样的现代性？从上海旗袍、巴黎洋装到台湾日据时期的服装改革，从鸳蝶派小说杂志封面的“时装美人”到抗日时期的阴丹士林蓝旗袍，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现象传递了什么样的时尚信号？
《时尚现代性》耗时十年完成。作者对此书所下的功夫不言可喻。而此书不论从理论架构到历史辩证，也足以代表她学术成就的高峰。
——王德威

庄氏史案是清初文字狱之一，金庸《鹿鼎记》就是以这桩文字狱开场的。这桩株连甚广的文字狱对江南士子和文化是一个沉重打击，也给牵涉其中的幸存者们留下了黑暗记忆。其发生看似荒谬，却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本书即从清人记载入手，以汉学家素有的严谨，梳理了这桩文字狱的发生、经过和结局，再现了清人的种种心态和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