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作出的努力。林超超著的这本《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估量的效益流失。

《上海警察(1927-1937)》系统地研究和描述1927年至1937年上海特别市警政及其与多种政治力量对抗与台作的历史，其中重点分析了国民党如何在这十年中依靠警察力量将上海转变成一个国民党表现自身的舞台；澄清了国民党政权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央的党国体制与民国地方势力间的关系，秘密组织和犯罪集团在腐蚀国家政治机构中的作用，警察力量和民间势力在都市中的平衡，在军事八侵和占领的巨大压力下上海政治组织的演变；并在“新市政秩序的局限”中对上海公安局最终失败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作者魏斐德完全摆脱了孤立地就警察论警察的模式，而将上海警政的变迁与整个城市治安环境的变迁乃至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迁有机地结台起来加以考察，缜密地分析论证了国民政府上海公安局的成立、作用及其演变，体现出一个史学大家的大史识和大视野。可以说，这是一部上海警察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也是一部有关城市社会控制的范式性著作。法国知名汉学家白吉尔教授称这部著作“必将具有历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本书以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工业建筑形式为研究对象，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入手，研究弄堂工厂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力求对其历史价值和作用做出客观的分析，并以田子坊和同乐坊等同类开发项目为例，探索出一条适合弄堂工厂再生的开发和改造模式。

1937-1945年的上海，正经历着由孤岛转为全面沦陷的最黑暗时期。乱世求生与民族大义，成为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道德困境与政治抉择。本书以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作者群为代表，通过大量翔实的史料和精彩的文本分析，记录了身处“灰色上海”的中国文人或隐退、或反抗、或合作的相互纠结的生存形态，细致逼真地还原出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精神拷问和无情的道德审判。本书的杰出之处不仅在于为我们记录了这段讳莫如深的民族精神史，更在于它向正统的历史叙述发出了挑战：究竟谁是汉奸？汉奸该怎样认定？谁能做出最终的判决？究竟该如何理解这段沉默的历史？本书带来全新的阐释。

这是一部地域小说，人物的行走，可找到“有形”地图的对应。这也是一部记忆小说，六十年代的少年旧梦，辐射广泛，处处人间烟火的斑斓记忆，九十年代的声色犬马，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叙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传奇迭生，延伸了关于上海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上海的时尚与流行；昨日的遗漏，或是明天的启示……即使繁花零落，死神到来，一曲终了，人犹未散。
《繁花》让人为之一震，小说的好处自有高人评说----程永新
优雅之野心，当今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文体----张辛欣
近年来最有看头的小说---吴亮

从字面上看，“先生”是十分超然的。“先生”这个词过滤掉了一切职位和财力的痕迹，留下的，只是纯粹的礼节上的称谓。轻轻一声“先生”，先我而生，肯定在心智学识都要较自己成熟，就这样微微将自己往后靠一靠，很有中国谦恭内敛的传统在其中。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先生与权势财力无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是在同一地平线上，只是礼节地稍稍抬高一下对方，不比“长官”、“大人”，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下的地位，这个观念完全是近代西风所吹入的，相比强调有同一共事目标的带有强烈排他性的“同志”或“弟兄”，覆盖面要宽泛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