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初版于1992年，于2012年修订再版。如作者所述，本书并非一部考据葡萄牙亚洲殖民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史实细节的作品，而是旨在提供一种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综合分析的图式。从1992年到现在，这种图式提出已有二十多年，但依然经受了考验，并未被后来的研究成果超越。
全书共分十章，既历时性地讲述了葡萄牙到来之前亚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变化以及葡萄牙自身的国家和社会结构、葡萄牙创立亚洲帝国的模式、逻辑及其兴衰历程，也具体地分析了葡萄牙亚洲社会的不同社群，最后的结论部分则对传统的观点提出挑战。
从方法论上，作者突破了单纯的亚洲史和欧洲史的视角，而是要求将葡萄牙的亚洲事业放在全球史的视域中考量，使得本书具有全面性；同时作者也反对模式化的解释，使得本书具有穿透力。因此我们了解到：早期近代亚洲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精英的流动，自身已然发生深刻的变化；葡萄牙在亚洲的地位被荷兰、英国取代，也绝非简单的“中世纪”被“近代”战胜的历史神话。
▼名人推荐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对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亚洲帝国的经典研究已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该书坚实地立基于对葡语史料的娴熟掌握和对亚洲语境的深刻理解，以丰富的洞见和自如的清晰，描绘和解释了一段长期被无知、偏见和误解遮蔽的历史。
——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 A. R. 迪斯尼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给我们提供了对早期近代葡萄牙亚洲帝国的一个练达的综述，一项对葡萄牙和亚洲在16世纪和17世纪复杂互动的启迪性研究。该书对所涉领域进行了完全的重新定义，这也是为何它写于20年之前，却能克服自然“老化效应”的原因。
——欧盟大学研究院 若热•弗洛雷斯

每到八月份的“虫季”，中国有百万“蟋蟀大军”开始围绕“蟋蟀”流动。该群体一直没有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一群体在蟋蟀收购时聚集在一起，收购完成，群体成员就会像蒸发了一样顷刻间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中；第二，当这一群体的成员再次相聚，他们每个人都成了进出全国各大小斗蟋“堂口”的斗蟋者。因为“堂口” 要防止国家对斗蟋博彩的打击，所以往往只对“熟人”开放，这进一步增加了斗蟋人群的封闭性。但同时，这一斗蟋群体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其中的人员尽管分布在五湖四海，但他们分享着同样的宏观历史叙事；阅读着同样关于蟋蟀的“古谱”；信守并遵从着几乎相同的斗蟋原则和规则；以类似的方式言说和行动。他们靠传统文化的连接，俨然在现代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 “隐遁社会”。
斗蟋蟀不是简单蟋蟀在斗栅内的拼杀，而更主要的是在斗栅外人与人的较量。而他们较量的依凭不是简单对斗蟋技术的掌握，而是对内含于斗蟋传统文化的谙熟。另一方面，面对国家的“爆堂子”，一个生活于斗蟋社会中的真正斗蟋者不是简单地抗拒和躲避，而是把“嬉戏”的逻辑运用其中。他们把国家也纳入进来，当作了斗蟋嬉戏的另外一个反面参与者。从而，斗蟋文化通过文化的介入，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样态。
作者选取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但却一直没能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斗蟋群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七年多的参与式观察和持续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不断加深问题意识和延伸分析触角，揭示了相关群体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内在行为的文化逻辑。这不仅体现了作者走近研究对象的努力和开拓研究领域的能力，更表达了作者对于学问的敬畏和追求。该书选题新颖，所采用的质性叙事方式独特，语言流畅且引人思考，值得一读。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李友梅
作者用七年多时间参与观察斗蟋群体，居然把自己训练成业内“高手”和管理“干部”。在此基础上，用“他者”的立场深描和分析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隐遁社会的情感、自我、关系和亚文化，展示了一个古老行业的“规矩”传承和社会运行逻辑。阅读《隐遁的社会》，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两部著作的作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都曾遭遇到的类似“爆堂子”等特殊风险，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学术历程。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善峰

《秩序的沦陷》为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近著，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

《武梁祠》为巫鸿教授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扛鼎之作，曾获美国汉学著作的最高荣誉——由全美亚洲研究学会（AAS）颁发的李文森奖（Levenson Prize）。作者融合东西方学术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角度，通过对佛教流行于中国之前一处最重要的石刻画像遗存“武梁祠”的全面描述和分析，梳理了近千年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诸多解读汉代画像的创见，在解读画像的同时，向读者揭开了一幅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展示自己思想世界的画卷。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美国等同于西方、西方等同于美国，却没有意识到其实从文化上而言，美国在西方世界也是一个“另类”。美国“另类”在哪，这种“另类”所来何处，又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右派国家》对此做出了详尽而富有洞见的解答。
——刘瑜，著名学者
《右派国家》向我们介绍了形塑美国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保守主义。
美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急剧右转，以至于如今不论哪一党入主白宫，这个国家与欧洲相比——甚至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明显更保守了：福利不复存在，死刑的传统根深蒂固，反堕胎呼声依然强烈，监管 力度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新政自由主义”的支柱轰然倒塌，保守主义的势力已推进到极为广泛的阵线。最近二十年，保守主义已成为美国社会隐秘但中坚的力量，而这本书将告诉我们为什么保守主义能够成功。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学人》杂志致力于对美国的研究，被誉为“当代的托克维尔”。理解美国右派必须深入它的核心，在智囊团、发言人、组织者和基层民众之中体会权力的流向。这两位敏锐的观察家秉承《经济学人》一贯的反传统与严格论证的作风，以深刻的洞察力、严谨的考据、公正的态度以及充满智慧的笔触对保守主义的全景做了纵深剖析。
《右派国家》分为“历史”“剖析”“预言”“例外”四部分，它即将向你呈现的，不是极右派或极左派讽刺漫画里的美国；它不是要对保守主义运动妄加批评或盲目赞颂，而是希望从各个面向理解保守主义，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最有效的政治运动。

16世纪的法国实行皇家赦免制，戴罪之人可以通过陈情求赦而免死脱罪，赦罪书是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文献。赦罪书的制度运作，讲述者、书写者、审阅者的种种表现，求赦故事的叙事结构和技巧，以及其中女性的声音，这些都是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精心分析的对象，16世纪法国社会一幕幕鲜活的画面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
此书字字珠玑，给16世纪的司法史、社会史、文学史投射了一道迷人的光芒。这是一份样本，让我们可以观察这位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造力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亨利·海勒，《社会史》
戴维斯一直致力于发掘来自16世纪的声音，重建我们与他们的直接联系。这部新作反映了她最深入、最精巧的探索……这部重要的作品第一次探讨了16世纪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叙述（也就意味着建构）他们自身的生活现实。——乔纳森·德瓦尔特，《社会史杂志》
戴维斯的文笔一如既往地优雅漂亮，呈现了16世纪生活的丰富信息。——理查德·崔斯勒，《文艺复兴季刊》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佳作，任何一位法国史研究者都无法等闲视之。戴维斯通过赦罪故事，为我们提供了观察16世纪法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一条新路径。——理查德·戈登，《16世纪学刊》

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某些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个十二岁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