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夕，一位右派分子的迷失
诗人、作家邵燕祥晚年深度反思、直指人心，大声疾呼：
“我们曾经被欺骗，我们也曾经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
这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忆述的，是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是邵燕祥人生之路的一个横截面。这几年，经过了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大饥荒以后，处在“文革”爆发之前，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社会政治风云依然鼓荡翻卷，暗流汹涌，“树欲静而风不止”。
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邵燕祥先生被摘掉了“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这到底是怎样一种苦境呢？他的心情、心态、心境究竟如何？他历经了怎样的内心挣扎？他如何才能在准良民贱民的地位，获得一种生活的平静、精神的安宁而不至于心理失衡呢？
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此种特殊生存状态、精神状态，邵先生一言以蔽之曰“苟活”。当然，这不过是现在的看法，当时则并非作如是观。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是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由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
肖斯塔科维奇是世界范围内知名的音乐家，他的“肖五”“肖七”等名作早已享誉全球，他本人也成为了符号化的传奇。但是，其个人经历却并不为世人所熟知。在肖氏晚年，他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做了细致的梳理与回忆。而这本书的出版，改变了无数的指挥家与乐团对其作品演奏的方式。
在书中，他的回忆以灰色调为主：权力的阴影下造成的不可逆转的人格扭曲、面对人性的抉择时失去的珍贵友谊、忠于人格却最终被迫害的悲惨人祸——这些沉重的往事几乎占据了回忆录的大部分篇幅。书中也写到了人性的良善——如其和索列尔金斯基、格拉祖诺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真挚友谊。肖氏对朋友们的回忆饱含深情、非常真挚。书中还涉及不少前苏联重要人物：政治、音乐、文学等方面的大人物一一登场亮相。本书文风节制、准确、细致、平和。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带领读者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去再次认识这位知名音乐家——在特殊年代里，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他付出的努力与饱受的煎熬。
2015年8月9日肖氏逝世40周年，出版此书以示纪念。

听八旬奶奶讲述她和妈妈的故事。
1914年，世上有了“秋园”这个人。1918年，汉语有了“她”这个字。秋园，她来过，挣扎过，绝望过，幸福过。今天，她80岁的女儿，把普普通通的她，讲给世界听。
“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写了中南腹地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柏辽兹不是那种典型的音乐家，因此会以文学回忆录的形式表达一生。他以感性而热烈的语言写道，他如何自小对旋律和文字有着双重的敏锐，如何经历坎坷和荣耀，如何像浮士德、哈罗尔德一样在大地上浪游，结识各种各样的人。柏辽兹不经意地就把时代的样貌编织进了个体的生命中，他是那个艺术与文学紧密结合时代的真正代表。在本书中，柏辽兹回忆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一生，从童年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到中晚年对艺术创作的坚持，其中也穿插了他的家庭生活和爱情经历等等，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艺术家传记，也是一部永不止息的生命之书；另外，柏辽兹讲述了他与许多文艺界友人的交往，以及他在欧洲各地的游览经历，因此本书又可说是一部时代文艺的见闻录。

这本书是孙康宜一家走出苦难、超越困厄的回忆。作者的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台湾高雄人，国共内战期间，一家辗转到台湾，不想却是厄运的开始。五六十年代，被称为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峰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多达三万多件，被长期监禁、被处死者，保守估计也有七八千人，知识分子、军人、工人、农民均有被打击的对象，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因思想问题而被捕，研究中国诗词的叶嘉莹教授也因家人受牵连入狱……1950年初，孙康宜的父亲因她舅舅参加了反抗当局暴政的活动，以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判刑十年，家产尽遭查抄。母亲带领全家躲到农村，坚强生活，供儿女求学读书，狱中的父亲也通过信仰找到精神寄托。之后全家迁至美国，展开另一段生活。书名之所以用《走出白色恐怖》，是因为“写在这里的章节大多与白色恐怖有关，但这本书并非控诉文学，也不是伤痕文学，相反地，这是一本‘感恩’的书——对那些给我们雪中送炭的朋友和亲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难尽的”。作者想纪念的却是一个个在集权下生活的平凡而善良的人，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感激与怀念之情。“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文中还带出张光直一家、沈从文夫妇、杨宪益夫妇等浮光掠影，都很令人回味。而关于作者的大舅舅陈本江和“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部分，更是对台湾政治迫害年代有志人士的深切纪念。
这次三联的增订版还请学者王德威写了序言“从吞恨到感恩”。王教授不仅对台湾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历史做了简单介绍，而且用很动情的文字称许了孙康宜笔下的人物以及作者本人的写作态度。“往事不能如烟：不能忘记的不只有苦难和冤屈，还有仁爱与自尊。”

《树犹如此》是白先勇的散文自选集，主要收录他回忆个人经历、亲友交往的文章。其中纪念亡友的《树犹如此》将至深痛楚沉淀六年，被称为“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另收两篇写友人的新作：画家奚淞修佛之旅《寻找那一棵菩提树》，救助上万艾滋孤儿的杜聪《修菩萨行》。可见白先勇近年心中所系。
书中作品多成于白先勇“五十知天命”之后，董桥曾“惊讶他已然像自在、放下的老僧，任由一朵落花在他的掌心默默散发瞬息灿烂”。写至友王国祥、三姊先明，平实中蕴藏波澜壮阔，人间悲悯。桂林、上海、南京、台北，文化乡愁叠加，难觅归处。在倾注心血和青春的同人杂志《现代文学》，白先勇以文会友，情笃一生。他也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困境，艾滋病患的挣扎和勇气。生命繁华之欢喜，伤逝消亡之不舍，白先勇的天真执着和无可奈何，在散文中化为真实的有情世界。

朱天心半生回望，三十三年文学回忆录
恒常穿越京都，活化石般总是在场
“三三” 成为历史,《三十三年梦》从“三三”的灰烬中升起,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 ——杨照
老轮船妄图离港，
她刮除覆满周身的藤壶，清装卸重，
却一晌贪欢，陷进洪流，
由此才有旅人的三十三年梦。
落花之梦，以轻为名，却是不能更重了。
宁宁道上人影幢幢，我看到在愁烦心事、在想着自己进行中的小说的三十出头那时以为自己好老人生已走到尽头现在看去多么年轻的自己， 我看到牵着女儿、弯下身子与大头妹说话的唐诺，
我看到二十二岁时穿着长袄打两条及胸辫子、出神出世的天文，
我看到因疾走而长袍角扬起的胡兰成爷爷，
我看到盛年时的父母，我看到宏志宣一俩牵着阿朴的背影，大春美瑶和两岁的张容，丁亚民卢非易杜至伟黄宗应这些少年友人，老焦焦雄屏的比我还爱进玻璃小店，一僧一道也似的吴继文和黄锦树，当时的好友萧维政老萧，当时我最喜欢的以军郑颖，正益小郑一家，丽文乃菁马各，最能走最会看的俊颖，侯子……更别说坐在婴儿推车里专注两眼不言不笑的盟盟。
我清楚记得他们的身影，他们的笑语。
我第一次来京都（一九七九）至今，樱花已开过三十三次了。

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
丽莲·威伦斯 著 刘握宇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
ISBN：9787108060921 定价：48.00元
作者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经济繁荣、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上海的占领、国共内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她在书中回顾了这段岁月，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展现了当时上海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的生活状况，尤其对居住于上海的外国人群体（如俄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等）的工作、家庭、教育、娱乐、心理和文化观念等进行了深描，并表现出中国人和享受治外法权的租界侨民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关于上海近代历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记录。

为了不忘却悲惨的过去，索尔仁尼琴写了《古拉格群岛》，为无辜牺牲者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利季娅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当局并不希望人民记住过去……赫尔岑说过：“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于是，“先存在一半，”利季娅写道，“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多亏我们报刊只有一张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 利季娅决心捍卫记忆，与谎言斗争。不再允许别人铲除对被迫害人的真实回忆，宁肯不发表，宁肯得罪人，也决不妥协。

作者以饱满真挚的感情、平实顺畅的文宇叙述了他所认识的特定时期的各种人物，他亲身经历的社会政治事件，他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感受，记录了当时欧洲从一战前夜到二战欧洲危局的社会现实，批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同时穿插了作者各种细腻的心迹。...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艾氏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1980年8月特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
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等等，回顾了他一生的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
书中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述“越界”一生
☆ 跨地域之限，越语言之别，消文化之墙，破学科之界。
☆ 如何规避现代教育与研究自有之缚，如何于现实困顿中明理求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无法被标签的学术大师，以跳出椰壳碗的青蛙自况，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规训的边界都无法束缚他旺盛的好奇和思考的热情。不同于一般回忆录，本书主要着眼于安德森的治学经历，作者主要评述了区域研究、田野工作、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四方面内容，一如既往的锋利深刻。他亲自见证了区域研究，尤其是东南亚研究的兴起；又经历了学科划分和教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近半生的时间都在东南亚三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实地考察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面临着许多现实阻碍：语言不通，资金不足，资料困乏，政治环境。安德森和所有学者一样，面临着导师与学生、理论与实践、勤奋与机缘、权力与真相等等权衡，其反思对当下的中国学界、教育界也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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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忆性著作。书中回顾了他幼年从昆明到加州再到爱尔兰的辗转，在伊顿和剑桥的求学经历，在美国康奈尔的研究和教学经历，在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田野调查经历，以及退休之后的种种新尝试。本书是安德森应日本友人之邀而作，于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英文版的出版有赖于其弟佩里•安德森的促成，然书未面世，作者便于2015年12月在印尼朗玛逝世。
回溯50余年的学术人生，安德森坦陈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代表的众多学术成就的灵感与起源；直击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弊病；反思认为全球化出路单一的普遍展望，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解锁更多可能。富有个人魅力，不论是学者还是大众读者都会在本书阅读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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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颠覆了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以他的理论贡献而闻名，而且也因为他对印尼、泰国、菲律宾的语言与权力的近距离检视。——《纽约时报》
安德森的所有书写都具有无畏的原创性，借助发现被忽视或被压抑的声音，挑战所有假说。他从不满足于告诉读者他们想知道的。——《卫报》（讣告）
虽说《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一部学者的回忆录，但本书内容对普通读者而言也大有益处。一个学者能够婉拒三个国家的优渥条件，不断跳出舒适区，挑战新领域，不做“椰壳碗下的青蛙”，这一过程本身就足够振奋人心。——《经济学人》

俄国文学的伟大纪念碑
在历史激流中把握命运，伸张人的善与自由
◎ 编辑推荐
◆ 赫尔岑是俄国反沙皇专制的伟大斗士，影响了俄国、欧洲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与革命者。
◆ 全书所述历史含括广泛，拿破仑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别林 斯基、恰达耶夫、巴枯宁、马志尼 、蒲鲁东、拿破仑三世等人物纷纷登场，鲜活生动，妙趣横生。
◆ 本书不仅讲述历史，剖析人性，同时是一部自由思想的巨著，为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推崇。
◆ 赫尔岑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曾影响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写作。《往事与随想》也可作为一部文学经典细细品味。
◆ 项星耀的译本，首次出版以来广受好评，并得到巴金等权威的称赞。
◎ 内容简介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心灵史巨著，是赫尔岑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广，从 1812 年的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19 世纪 40 年代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1848 年欧洲的革命风云，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的血腥镇压，直到19世纪50年代伦敦各国流亡者的活动和宗派斗争，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和新一代革命者——赫尔岑所说的“未来风暴的年轻舵手”的成长，几乎包括了 19 世纪初叶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个历史时期。
赫尔岑在俄国的经历使他接触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他的描绘构成了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来到西欧后，又遭遇了 1848 年的革命高潮，目睹了欧洲民族民主运动波澜壮阔的场面，也经历了斗争失败后的惨痛景象。
赫尔岑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政论家，既有革命激情又心怀悲悯，在他笔下展现了一个高贵的灵魂不畏压制与迫害，在历史波澜中奋勇搏击的历程。对于今天的人们也是不乏启示与激励的。
◎ 名人推荐
◆ 他的自传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
—— 以赛亚·伯林
◆ 星耀同志：二十六日来信收到，知道赫尔岑的“回忆录”即将发排，我十分高兴。您的全译本仍用“往事与随想”的译名，我当然同意，而且我应当感谢您替我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大债（我一九二八年就计划翻译这部大书！后来又有朋友们帮忙，您也是其中之一，我只译出五分之一，而且“随想”二字还是采用一位读者朋友的建议。）赫尔岑是我的“老师”，他的“回忆录”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但几年来我疾病缠身，写字吃力，有话写不出，也无力写，只好等我身体养好点，或者您的译文出版时，再拿起笔写出我的喜悦。再一次感谢您。
—— 巴金
◆《往事与随想》是一部自传经典，可与卢梭、司汤达、吉本、托尔斯泰和亨利·亚当斯的自传并列，甚至有人会加上托洛茨基、丘吉尔，像赫尔岑一样，他们知道怎么把个体置于历史当中。
—— 德怀特·麦克唐纳（《往事与随想》英译者）
◆ 他的观察力极其出色，以伟大记者的俭省笔墨讲述故事。他的天赋在于不仅了解人们本身，还了然于他们在历史中的处境。这位不懈而又诚实的观察者在书中给出的观察——运动中的人们经受了什么——我们最好自己去发现。
—— V.S.普利切特（英国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
◆ 赫尔岑的这本回忆录是十九世纪一部纪念碑式巨著，是重要的文献，更是出色的文学作品。
—— 菲利普·汤因比

本书是俄罗斯作家苔菲的回忆录。作者以短篇讽刺小说知名，在回忆录中，更是以自己特有的幽默与深入性格本质的技巧，简洁而令人信服地再现了同时代人的精神风貌。
在《回忆录》（1932）中，苔菲涉及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时间，它还未来得及将记 忆的色彩、细节与精确度冲淡。所以，早已消失在时间的云雾中而又在回忆录页面上闪烁的人物才有可能那么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我的编年史》中，苔菲用寥寥数笔即刻画了十来位与其命运有过交集的人物，如库普林、索洛古勃、阿•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阿韦尔琴科、安德烈耶夫、库兹明、谢维里亚宁、丰达明斯基、列宾等。

近世以来，中国遭遇巨变，华人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徙，虽各在天涯，却情牵一处。本书采写者访问了叶嘉莹、白先勇、金耀基、林文月、王赓武、傅申、王汎森、郑永年等二十位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港台海外知识人，对于为学与做人、专业与兴趣、命运与忧患、，这些学人精英的见解虽不尽一致，却有着共同的“中国情怀”。所谓身处天涯，心忧天下，他们的思考与解答也正为国人提供了反思的资源。
叶嘉莹：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沦陷区生活艰苦，但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 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第一个女儿出生， 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 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经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叶嘉莹先在中学任教，后任台湾大学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起，叶嘉莹在国内多所大学讲学，其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深具影响。
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源于对中国文学的爱。她笑道：“我是放弃了很多，所以他们说我傻气，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多好的东西，古人没有说明白的，而我觉得有了体会，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来。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我们幸而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代，我们也很不幸地遭遇到这种离乱的痛苦。我们付出了相当代价，我也幸而活得这么长久，幸而具有一个古老的旧家庭的背景，又被逼迫跑到西方去，用英文教中国古典文学，这些都是偶然。古人说要立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志，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一方面吸收、学习，一方面教学。一切只不过都是偶然。”
而对如今名声日隆，叶嘉莹却觉得惶恐：“大家都把你捧得很高很好的话，就不是一件好事。‘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如果你的名声超过你的现实，你应该羞耻。”
李怀宇：1941年为什么去读辅仁大学国文系？
叶嘉莹：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了，所有过去所谓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已经被日本人接管了。本来还有一个教会的学校，就是燕京大学，但因为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本宣战，所以燕京大学也关门了。当时在北京唯一的一所不大被日本控制的大学，就是辅仁大学了，因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德国人、意大利人。那时不是德意日三国联合在一起吗？所以日本对我们这个有德国、意大利背景的天主教学校就比较宽松，我们没有受到日本的管制。
李怀宇：当时辅仁大学师生的生活受到时局的影响大吗？
叶嘉莹：当时是这种情况，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的校长是陈垣，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研究目录学的，我们的戏曲史是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教的，诗的课原是储皖峰教的。教文字学的本来是沈兼士，后来离开了，他到后方去了。当时中国抗战有四年之久了，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正经的粮食可以吃，不但好几个月吃不到白米白面，就连玉米面、小米面都没有。我们只能吃日本配给的混合面，混合面根本谈不上面，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磨成的，灰灰黑黑的颜色，一点黏性都没有，不用说包饺子不成，切面条不成，连烙饼也会散开。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烧开的水里煮碎，变成一块一块的，很酸很臭很难吃，我们就用炸酱，很咸的炸酱，把它拌下去吃，所以营养不好。储皖峰先生因此就得了脚气病，本来是每周上课来一次，我看见他上讲台都很艰难，而不久储皖峰先生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因为燕京大学关门了，所以原来在燕京大学担任诗选课的顾随先生就到我们这里来教唐宋诗了。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到后方去的老师很多，也有的去了半路被拦截回来的。顾先生因为有六个女儿，小女儿还很小，当时在念小学，所以就留在了沦陷区，我们很幸运地受到顾先生的教育。当时我们还有一位教词选的老师——孙蜀丞先生，所以顾先生在辅仁大学其实没有开过词，他开的就是唐宋诗。
李怀宇：顾先生上课的风度是什么样的？
叶嘉莹：当时顾先生大概五十岁左右，但是他身体不大好，所以看起来比他真实的年龄要大一点。我有他的一张相片，头发已经花白了，平头，没有留发，很清癯。他总是穿长袍，从来没看见穿西装，冬天的时候里面穿棉袍，外面穿皮袍。因为学校离他那儿不远，他经常是走路来上课的。顾先生讲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纯粹是自己的感发。冬天的时候先把外面的皮袍脱掉，再把帽子摘掉，然后也不讲话，转回头就在黑板上写很多字，这些字可能是他今天要讲的那篇古诗，有的时候也写他近来的作品，他就由此演绎下去，把这个话题讲明，一直推衍升华，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我一直保存着顾先生的讲课笔记，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顾先生讲课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出自我那十几本笔记。最初我给了顾之京（顾随之女）整理的是八本，后来我又给了她几本，大概有十二本，都是我当年听课的笔记，也不仅是唐宋诗一门课。
李怀宇：孙蜀丞先生和顾随先生讲词有什么不同之处？
叶嘉莹：虽然孙蜀丞先生也讲词，但和顾先生的讲词派别不大一样。孙蜀丞先生是中国传统的，他是从清代词学重要的那几家流派，从传统的词学推衍下来，而晚清的词学其实受张惠言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早年在台湾大学开的课是诗，不是词，而且一直在台大没有教词，我是在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以后才开词的课。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词的美感特质跟诗是完全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比较明显，它的内容、思想、好处比较容易理解，也容易说明；可是词呢，因为早期的敦煌词没有流行，所以大家看到的第一个词集就是《花间集》，《花间集》里都是供歌唱的小词，所以早期填词的人认为小词就是艳曲，就是写美女和爱情的。早期的词学就是从困惑之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词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都是游戏笔墨。
可是我为什么对词有兴趣呢？因为词非常微妙，它的好处正是在于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的观念，不像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它是游戏笔墨，写词时不带有一个面具，反而把内心里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但是本质流露是我现在这样说，早期的词学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小词一直到陆放翁的时代还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他说：我少年的时候不懂事，所以就写一点小词，都是没有价值的，应该烧掉的，不过我既然这样写了，就留下来吧。后来慢慢就觉得小词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没有意义和价值，可是里边好像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感受丰富的一些东西。这很难认识，大家恍恍惚惚很难说个明白，所以都是三言两语的，不成系统，而且都不是正式的论文，都是序跋，像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像刘克庄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之类，都是偶然说到的，不是正式的。真正把这个提出来的是张惠言。张惠言编有一本词选，不是针对一个人的，收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他归纳出词有一种特质。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诗与文的传统之中，在批评术语里边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说，词不是比兴，也不是寄托，可是小词很奇妙地在它的隐意识里、在游戏笔墨之中表现出来一种丰富的本质。大家都说不明白，张惠言有个办法，就说这大概就是诗的比兴，他并没有说一定就是。张惠言的说法刚一出来，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都认为他牵强比附。可是经过的时间越来越久，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说得对，词里面是真有这么一个东西，一种言外的意蕴。
孙蜀丞老师就是从这一派沿袭下来的，所以他开始给我们讲晚唐五代的小词，就说这里边有什么托意，那里边有什么托意，可是他没有像我刚才这么谈源流，张惠言说这大概有比兴寄托的意思：冯延巳有托意，欧阳修有托意，苏东坡也有托意。我从小学的时候学词——我自己读词，那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就很喜欢词——我找一些关于词学、词论的书来看，但对古代的词学一直在困惑之中，觉得它说也说不清楚，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说得乱七八糟的，找不到头绪。当时我年轻，还没有入门呢，可是我遇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就觉得王国维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让我有共鸣。王国维不是套在一些理论之中，他是用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这个我有体会，所以我觉得王国维说得有道理，可是王国维说张惠言说的比附是牵强附会，反对他。顾先生是王国维这一派下来的，是直接的感发，不喜欢牵强附会。所以，我听了孙蜀丞老师的说法，觉得与我小时候对王国维的感受都不相合，所以我当时对于孙蜀丞先生的说法不是很能接受。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孙先生讲的是词的正式的传统，只是没有详细地说明，而我这几十年所努力的就是把大家不明白的给它说明。张惠言的说法看起来像是牵强比附，作者实在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他有这个意思？可是现在就是要用我体会到的给它加以说明，我认为小词之所以让读者产生这种种的联想，就是清朝后来的人说的：作者未必有此意，可是读者可以有此想！我没有不尊重老师的意思，孙蜀丞老师是传统一派，可是他也被传统拘束了，他一定要说这个是比兴寄托，那个是比兴寄托，他是感觉到张惠言的说法有道理，可是他也不能解开这个套子。顾随先生觉得张惠言太偏狭了，太死板了，太偏执了，所以顾随先生就跟王国维一样，摆脱张惠言，不要他的，就依靠直接的感发来说了。我是受这两位老师的教导，一个是这一派的，一个是那一派的，其实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模糊影响之中，还没有能够说明。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是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文笔奇崛。本次精心修订译本，无删节完整呈现。不少作家和艺术家的轶闻趣事，读来引人入胜。就像诗人自己所说：“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生物、书籍、事件和抗争。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喝干。”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活在这些历久弥香的文字中。诗人所有的生活和智慧，那些欢喜和悲伤，那些执着和信念，那个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的伟大的人，从智利的大森林中，从大海的涛声中，从辽远的星空下，从绿色的墨水中，第一次完整而真实地朝我们走来。
★巴勃罗·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他书写任何事物都有伟大的诗篇，就好像弥达斯王，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加西亚·马尔克斯
★他的诗篇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没有任何一个诗人，无论是表现主义的、未来主义的、达达主义的还是超现实主义的，能像巴勃罗•聂鲁达这样充满尊严、淋漓尽致地代表我们的时代。——西班牙文学评论家 阿马多·阿隆索
★聂鲁达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同时拥有睁开的和闭上的眼睛。梦游人的眼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 帕斯
★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可谓提炼出了聂鲁达的精华……是未来所有传记作家的起跑点。——《星期六评论》
★其中关于一些地方的描述——印度、中国、墨西哥——精彩绝伦，但是最清晰地脱颖而出的还是身披光与影的智利。——《国家评论》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个人前途的光明、美好，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何兆武
本书曾获：
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8年）
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6年度历史传记书）

本书是汤一介先生的遗稿，经整理后首次出版。全书以三个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祖父、父亲，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
父亲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作者细致地回顾了父亲的人品、操守、个性，以及他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学问成就。
对于自己，汤一介更以力持客观、自我解剖的态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学术生涯，将一生悲欢得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沉浮、始终孜孜以求的学术历程等完整地呈现出来。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叹！不难想见，这部中国读书人的百年缩影，其历史价值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历久弥新，其学术价值也定会随着一代代学人的深入体会而不断放大。
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汤一介
编辑推荐：
★汤一介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稿，尘封12年首次出版！用42万字的赤诚讲述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自省和三代国学大师的传承守望。
★星云大师、饶宗颐一致推崇汤一介的学问人品；楼宇烈、乐黛云、成中英、余敦康、牟钟鉴、金春峰、陈可冀、怡学大和尚、钱逊、王博、于丹、林崇德、王守常、李存山、 张广保、干春松、赵白生、苑天舒等近20位大咖联袂推荐。
★国学的的群英谱，大师的朋友圈。在《我们三代人》中，汤一介以纪实的笔法全面介绍了他的父亲、一代国学大师汤用彤与胡适、钱穆、熊十力、吴宓、傅斯年等人的交往，并客观讲述了汤用彤晚年的思想变化，而不为尊者讳。比如用彤先生是如何认识共产党的；国民党败退前，汤用彤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汤用彤1951年的一份思想检查等。
★自我解剖，秉笔直书，不回避问题。汤一介以忠厚的立场记载了自己一生的悲欢得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沉浮、始终孜孜以求的学术历程。首次用1万多字的篇幅讲述“梁效”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不回避自己的责任。
★真实、真诚、中正的书写态度。
汤家三代人牵扯到很的人物关系，汤一介本着一种同情的理解和中正为人的态度来写这些关系，没有阿谀逢迎，没有吹捧，也没有有意的贬低任何人。这样的书写，堪为后辈典范。
★中国百年学术文化史的缩影。《我们三代人》提供了一个理解百年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线索，同时也给了我们提供了中国政治史的角度。汤先生在他的学术思想、哲学思想发展当中有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三代人的传承，百年来中国政治变革、社会发展、思想文化发展，其实这三代人是中国发展的缩影。
★讲述创办中国私立大学的梦想。汤一介生前一直想把中国文化书院办成一所综合性的私立大学，他在书中全面介绍了他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期间为此所做的努力，以及梦想难以实现的遗憾。
★首次完整呈现汤氏家训的原始手迹。汤氏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出自汤一介祖父汤霖的《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中。《我们三代人》首次将颐园老人的珍贵手迹完成呈现给读者。

“文学纪念碑”08：茨娃女儿、妹妹、马克·斯洛宁、利季娅等人回忆茨维塔耶娃，茨娃两极化的性格，对待朋友和生活的态度，临死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茨维塔耶娃之死……在书中得到立体的呈现。这些回忆是相关传记写作时常援引的资料。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他妻子还活了三十七年——这是为了出版作家的文集、普及其文学遗产，为了保护作家的档案资料、创建作家的博物馆而不倦操劳的岁月。在所有这些年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时而顽强工作，时而暂时放开，她一直在完成着一项对她来说十分重要的任务——尽可能详尽地记录并给后世留下所有她认为需要讲述的关于过世丈夫的和他们共同生活的一切。这就是对作家书信的诠释，对自己写给他的信件的注解，对他作品中的事件、人物与现实生活之关联的考证，对自己婚后第一年用速记写成的日记的翻译，最后是撰写《回忆录》，这部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性文献中占据特殊位置的著作。在该书中展现出来的不仅是作者无可争辩的文学才能，还有她所特有的精细与明晰的智慧。
这份日记在诸多方面有别于《回忆录》。首先——是它的写实性。这是每日的生活事实、思绪、情感与印象的真实记载。它仅仅是写给自己看的，甚至丈夫也无法读懂（日记是用速记写的），因此充满了关于作家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坦诚记述。鲜活的，不假思索的，经常是年轻妻子的不成熟的议论，甚至是丈夫的、她当时并不理解其意义与动机的言行，却比《回忆录》中那些更为有意识的、客观的，同时也就更带有选择性的言论与行为更能引导我们接近他的真实而复杂的面目。这样一来，日记的文本本身更重要——有助于认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掌握他1867年每天的生活与创作活动的细节。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使我们有可能对《回忆录》进行比较分析，以查明其作为文献资料的意义。
——俄文版编者С.В.日托米尔斯卡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