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夏，苏俄政府开始对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系统的驱逐行动，此即震惊世界的“哲学船”事件。八十年后，随着俄罗斯档案的解密，事件始末终于大白于天下。 本书“档案文件选译”部分，系编者在莫斯科访学期间，自俄罗斯档案馆搜集相关资料汇编而成。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被驱逐者的见证”部分，摘选自流放中的学者、作家的日记和回忆录。

随着20世纪的结束，当法国仍然受困于政治和道德堕落的沉重记忆——这种堕落分裂了国家，给它与自己晚近的历史之间留了一个暧昧不清的关系——的时候，人们可以全面地认识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的价值——因为他们不能被轻易纳入20世纪法国公共和知识分子生活的传统叙事。正如朱特这项研究的结论所示，他们不单代表了自己时代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法国社会和思想史中很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东西——过去是，如今也是。托尼·朱特有关三位已逝的伟大法国人的论文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全貌。在当前文化战争的甚嚣尘上的声浪之中，朱特理性的声音穿透那些胡言乱语，犹如一把穿透黄油的刀。——欧仁·韦伯（Eugen Weber）朱特点出的这几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也都是活动家，不像我们后来的学者只摆弄语词。他描写这些人的笔触优雅，充满有根有据的自信。——赫伯特·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以及雷蒙·阿隆，三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布鲁姆是个世纪末的美学家，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当上了法国非共左翼力量的精神和政治领袖。加缪以小说《局外人》和《鼠疫》拥有遍及全世界的成千上万读者，他是抵抗运动的一员，是1945年后法国知识界的个中翘楚，直至1960年因车祸英年早逝。阿隆，两次大战之间在法国一代知识精英中与让-保尔·萨特齐名的人物，是一位政治理论家、媒体评论人和共产主义的批评者，为当代法国自由思想的复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责任的重负》中，托尼·朱特对这三人的作品和公共活动进行了独到的、新颖的再解读，指出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从某重要的意义上说，这三人都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裔，而加缪成长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热烈的、时而暴力化的论战的焦点，都饱受法国政界与知识界、左翼和右翼主流的攻讦和误解。尽管他们的出身、关怀和观点迥异，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人，都严肃地对待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远远躲开时尚与流俗。只是到了晚年（对布鲁姆和阿隆而言）或死后（对加缪而言）才开始受到尊重和敬仰——为他们的勇气和见解，为他们长期的边缘化地位以及激起后又被静静忘却的敌视。所以，尽管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往往与法国政治和思想主潮背道而驰，但现在却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楷模意义。……

《我的回顧與反思》是錢理群在北京大學最後一門課的講稿。在北京大學任教二十多年的錢理群，在2002年退休前夕，決定以自己為研究對象，講述個人生命歷程，同時總結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思想的變遷。
錢理群在1999年被票選為北大最受歡迎的教師，在北大的講課曾經風靡一時，各系甚至各校的學生都會慕名前來。他的學生、現任北大副教授的孔慶東，曾如此描述錢教授的上課情形：「他洶湧的激情，在擠滿了幾百人的大教室裡奔突著，回蕩著。他深刻的見解，時而引起一陣急雨般的掌聲，時而把學生牢牢釘在座位上，全場鴉雀無聲。」
如此影響了一整代北大學子的激情，如今濃縮在這本自我生命與整個歷史交錯的書中。對他來說，「學術的探討，同時也是生命的掙扎；對研究對象的發現，也是對自我的發現」。換句話說，藉由這本書，我們不但可以瞭解一代學者的生命歷程，更可以理解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問題。
被人稱作「好為人師」的錢理群，更愛與年輕人在一起，即使被嘲笑有「青年崇拜」也不以為意。他自認欠了年輕人的債，認為自己這一代沒能把國家社會搞好，結果讓孩子來承擔，極為不公平。這樣的欠債感、罪惡感，構成了他教學與寫作的驅動力，也讓他決定在北大退休之後，仍要回到當年下鄉的貴州從事中學教職。
錢理群的出身與經歷都可以視為中國的一個縮影：他的父親是對台灣農業貢獻良多的錢天鶴，他的一位哥哥與姊姊則是共產黨員。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黨。這使他對國共兩黨時都帶著很深的感情，無法絕對站在任何一邊。對此，他所能作的，就是寫出歷史的複雜性。
本書以一種「精神自傳」的展現方式，細細回顧數十年來的治學生涯和人生故事，其清醒與深刻的自省鑄練出文字中飽含的情感，是認識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重要著作。本書內容曾在去年以《我的精神自傳》（廣西師範）的上篇出版，並獲得大陸《中華圖書報》「年度十佳圖書」，不過內容經過刪減，繁體版則呈現完整上課內容。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所要解决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这不仅是一部校史，更是中西文明冲突视角之下的中国近现代史
★燕京大学校友余英时作序、章诒和题写书名
★94年来最独特、最好看的燕京大学校史
★燕大一隅，折射着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燕大开始它33年短暂历史中的辉煌业绩；1952年在新政 权推行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永远地消逝了。33年间，燕京大学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规章制度、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极为显赫的声名，并一度与北大、清华比肩，被誉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学生运动……近现代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燕大有关；司徒雷登、傅泾波、张东荪等燕大人，也深深地介入了时代。本书讲述了民国一代学人风采、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曲折历程、燕大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共和国建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等侧面，通过燕大这个角度，展现出中西文明冲突中一个时代的命运。
★本书取材丰富、分析精密、叙事流畅、论断公允，不但如实地保存了燕京大学33年间的辉煌业绩，而且更将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内在精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燕大校友 余英时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本书共分十章，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全书层层剥离，逐步推进，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主要观点有：
为什么革命不可轻言——
统治阶级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使思想蒙难者被赋予了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失业的“愤青”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社会上的“革命党”崇拜。沙皇处于维护自己利益和惧怕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这种举动加速了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致使俄国社会出现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路标是一部强调“个性自由”的书——
不论是雅各宾党人的“公安委员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以单纯与激进为解决前提的方法——往往最终势必导致压迫、流血与崩溃，砍掉旧暴君的脑袋，就会引出新暴君与新奴役，革命成功以后，把计划与紧身衣强加在民众身上，也会令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法忍受。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2月“雪崩”，俄国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社会情绪激愤然后再转变为剧烈的政治革命，成为一种特殊的“斯托雷平现象”，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