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畲族的历史记忆中，广东潮州凤凰山作为祖居地的传说广泛流传着。得益于学界近年来对畲族文书的大量搜集，本书得以在广泛收集和整理畲族家族文书的基础上，对畲族的祖居地与迁徙进行研究，厘清畲族由闽、粤、赣交界地区最终迁往福建东部沿海地区聚居的历史进程。

本书以四川省为例，利用大量的民众陈情书、诉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详尽描绘了那些受时代摆布、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众在战时重负下的苦难及其因应，勾勒出了战时大后方基层社会的混乱及其变化，展示了一个复杂的、和学术界的既存认知很不一样的大后方基层社会，揭示了长期战争环境下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丰富了抗日战争的立体图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以刘志伟与孙歌两位教授的对谈为主，附录罗艳春、周鑫对刘志伟教授做的访谈一篇。对谈双方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刘志伟教授及华南学派的研究展开对话，意在使华南研究的成果跨出历史学界，让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对谈内容涉及如何表述活的历史，如何把西方式普遍性的理论感觉相对化，以及如何看待整体性，以整体史的立场从事区域史研究，等等。
在访谈中，刘志伟教授畅谈他的求学、治学经历，娓娓道来他积淀数十年的治学经验。访谈很好地反映了刘志伟教授的学术关怀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从中可以看出他治学的出发点和展开逻辑，以及他与华南学派中的外籍和外地人员的长久的合作经历，等等。
本书涉及的内容在历史观或认识论的层面，对华南学派所做区域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思考，是对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学者30年来所做华南乡村社会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华南学派提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为现今的史学研究摆脱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积极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精华，从人的行为和交往关系出发重建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本书主要依据铭刻资料，并结合文献，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五六世纪高僧大德与知识阶层信徒之外的一般佛徒的信仰，试图弄清他们如何接受佛教、接受了什么，进而探讨佛教对普通民众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在重新考察佛教流行北方的历史背景后，根据1600种有纪年及纪年可考的造像记，借助统计分析，辅以例证，具体展示了民众信仰对象的兴衰变化；剖析了民众对佛教的认识与追求，涉及生死观念变迁、大乘起义的心理基础、民众的社会观念等；还考察了部分民众对法、佛、像与觉悟之途的理解。同时还揭示了造像供养与中土传统祭祀的关系，分析了兴福造像流行的历史意义，探讨了佛教信仰广及朝野的时代意义与影响。

本书以日志形式记述了18世纪一名叫胡若望的中国天主教徒在法国奇迹般的生活经历，并辅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这个中国人的法兰西之旅充满艰辛手曲折，灵魂也备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沦落到精神病院。本书再现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作出的努力。林超超著的这本《动员与效率（计划体制下的上海工业）》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估量的效益流失。

本书是作者多年耕耘明清江南社会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作者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商帮贸易的角度，逐一分析、探讨明清以来江南重赋问题的根源、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江南士大夫文人行为方式的转变等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当下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明清地域商帮——有精彩的叙述和解说。

当一个社会变得更富裕时，它会失去其他价值吗？教育和识字能力使数百万人浪费在消费流行文化上吗？媒体是否强迫我们进入表象和物质的世界，抑或这一切都充盈美好？
本书提出这些问题时，英国正在经历20世纪中期巨大的社会变革，然而作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今天却没有失去其针对性和力量。作者对英格兰北部消失的工人阶级社区的价值观提供了迷人的洞见，并将其与他对带有强烈影响力的美国大众文化的看法一起编织。
本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研究领域，作为历史文献以及对阶级、贫穷和媒体的评论，都是不可或缺的读物。

☆铁道、火车、城市、时间、空间……一次19世纪人类精神与工业文明交织的探索旅程。
☆城市规划、心理学、建筑学、经济学等诸多视角，探索人类工业意识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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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变化，人们又是如何在这其中 适应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新规则、新秩序？
《铁道之旅》通过工业革命的代表之一—铁路——其创制、发展对于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试图重新思考工业文明如何发生于个体，而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生产力、社会结构变化。
铁路出行给人们对于时间、速度、距离、危险、精神伤痛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对于城市—历史关系、事故、防御性措施等等方面的重新思考，试图去阐述，工业文明不仅在技术、建筑、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改变，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这些变化其中，也发展出更多的设备、条例、思维去适应由工业革命带来的新规则、新秩序。
由此，工业化不仅是一场技术、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人们精神与身体、行动与思维对新秩序、新制度的一次适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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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弗尔布施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历史学家。
——Los Angeles Times Book Review
这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惊喜、独具探索性、奇特充斥着这本铁道革命精神病理学分析的著作。
——The Village Voice
沃尔夫冈从城市规划、心理学、建筑学、经济学以及技术史等角度深入阐述了铁路在19世纪对人们心灵形塑的重要作用。
——Gregory McNamee
《铁道之旅》充满了令人信服的见解，其论述、观点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密切相连。这本书涉略范围极广，已成为交通研究的经典作品，同时被社会学、现代性文化研究、感知研究广泛征引，成为这些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奠基之作。二次修订相信会使得本书更令人信服。
——Javier Caletrío

本书通过追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百多年来的美国教育发展历史，主要以医学、法律和工程学教育为例，剖析了文凭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对社会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展现了文凭异化的过程，解释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最后则提出了化解文凭主义弊端的办法，预测了文凭主义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 作者针砭时弊，揭穿了关于教育的诸多神话，认为建立在教育基础之上的文凭社会是一种不合理的分层机制，建议废除文凭。在当下这个文凭社会的势力越来越强的时代，书中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面临的诸多教育问题，积极思谋应对之策。

本书描述了麦当劳在东亚五大城市：台北、香港、北京、东京、首尔，如何融入当地文化的成功经验。在跨国经营的背后，麦当劳其实十分重视文化差异这件事。麦当劳董事长詹姆士·坎特洛普曾说过，麦当劳的目标是“尽可能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除了在各地积极举办各种社区活动外，当日本人觉得正餐一定要吃饭才吃得饱，又想吃烧烤的料理时，东京的麦当劳就从善如流，开始卖咖哩饭和照烧猪肉堡。在香港人的认知中，笑脸迎人必有诈，麦当劳就调整当地员工教育训练的方式，不去强调麦当劳一贯的微笑式服务。总之，麦当劳会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在经营方式上做调整。

中国教育一直在寻求一种完美的机制，能够让个人的学习乐趣和社会责任获得平衡。而中国传统教育对此已有了深入的思考。本书从经济史、政治史、哲学史、民俗史等多学科角度去考察学校的设立，考试选才的体制，大众教育、家庭教育的开展等等，并以教育为基点勾连起与传统教育相关的思想与社会的 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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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史部），被日本学者誉为“活跃于当今世界治中国教育及科举史之第一人者”的代表作。
入选《光明日报》《新京报·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中国教育报》《出版人》等媒体的重量级年中/年末榜单。

本书在南宋至明代中期的长时段内，以徽州为代表区域，深入研究了理学在地方社会的传播、士商群体的形成以及宗族组织的出现，三者之间相生相成的历史。本书认为，明代徽州宗族社会的出现，根植于十二至十五世纪宋明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深受王朝政治和地缘环境的影响，是理学价值观深入传播之下，士绅和商人等主导人群共同塑造的结果。本书采用了整体史的新视角，致力于重新梳理地方历史的发展脉络，探析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强调对方志、文集、谱牒等官私文献的综合利用，尤其注重在旧史料中开掘新内容，对人物传记和微观史实多有细致的考辨，兼具汉学研究的特色。

《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收录了作者探讨闽台传统社会的16篇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乡族组织与共有经济、家庭结构与宗族组织、民间信仰与仪式传统、地方行政与社会转型四个专题。这些论文的共同主题，在于通过考察明清时代的乡族组织与地方政治，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以大历史、大叙事的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读来令人领悟深远。更重要的是，孔教授在展示全球华人移民五百年历史精彩画卷的基础上，有力论证了其重要观点: 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题中应有之意，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是，海外华人研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
从殖民统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从独立后民族国家执掌大权的统治集团到洋溢民族主义激情的知识精英；从颐指气使的大富豪到埋头养家糊口的升斗小民，“华人”与周边“他者”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外来者，海外华人需要认识了解“他者”并与之共生共存；而后者同样也时时刻刻审视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他们是可以和平相处、共谋发展的新朋友，还是居心叵测的异类？他们究竟是带来新的利益和机会，还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或者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漫漫数百年，移民与本地人互为“他者”，彼此之间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竞争有对抗。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一书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练运用的社会心理剖析法，对华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条分缕析。

继《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话题”“人物”（明遗民），《续编》的“制度”“言论”“心态”，本书尝试经由被认为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夫妇”，进入明清之际士大夫更为日常的生活世界。本书讨论的，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经验中的家族、家庭，他们所面对的伦理关系，以及他们对有关经验、体验的表述。士大夫与“家庭”“家族”有关的言说与叙述，与他们的其他活动，以富于个性的方式联系着，为我们有关历史生活的想象，提供了丰富、感性的内容。

伊懋可编著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分为模式、特例、观念三大部分，包括地理标识和时间标记、人类与大象间的三千年搏斗、森林滥伐概览、森林滥伐的地区与树种、战争与短期效益的关联、水与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从物阜到民丰的嘉兴的故事、汉人在贵州苗族家园的拓殖、遵化人长寿之谜、大自然的启示、科学与万物生灵、帝国信条与个人观点等12章。

本书作者米罗诺夫在详细分析大量的人类学资料基础上，全面客观地评价了220年间俄罗斯生活水平的变化，包括各地区生活水平的变化，还用农业生产、税款、赋役、收入、价格和工资、饮食和人口、农民和工人的预算以及国民收入 方面的资料（使用有关方面公开的统计数据）来验证自己的研究结果。
帝俄人民的福利状况是俄罗斯人民和政府在改善国家生活方面共同努力（从17世纪末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直至20世纪初尼古拉二世改革结束）的结果，同时也是衡量现代化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那么则意味着从17世纪末起由最高政权开始的，在200多年间以不间断的交替方式进行的改革，至少在经济方面是有成效的，满足了多数居民的迫切需求，不管这些改革是否受到这些居民的支持。反之，如果多数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降低，那么对改革的评价就与上面截然相反。人民的福利状况是评价俄罗斯整体发展状况、执政上层政策的效率、所谓的自由和革命运动是否符合社会需求的重要论据。

本书从瘟疫这一以往史学研究甚少注意的社会现象人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本书援人新视野，探讨新问题，在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的前提下，致力于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实践与发展，既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开阔了疾病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做出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