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 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七次旗鼓相当的谈话，呈现文学创作的纯粹之美
作为中国当代重量级作家，王安忆身上同时有历史的厚重和时间的革新，她的作品既切中了时代痛点，又和速朽的潮流保持着距离。而作为兼具学识和才情的批评家，张新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现当代文学，用力透纸背的书写刻画着作者与时代的关系。阅读本书，即是欣赏两位势均力敌的谈话者在美学和智识上的碰撞。
◆几十载笔耕不辍，以工匠精神凿开文字与心灵的通道
王安忆认为：“文学是需要终身学习、认识、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到与人生同步。”她将文学融入生命之中：“文学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程度的量变自然会有质变……我们强调独创性，这已经是我们艺术评价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它不断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
◆以作家视角看同行，畅谈与汪曾祺、王蒙、莫言、余华、迟子建等人的交往经历
“我觉得汪曾祺的小说，写两类东西最好，一个是劳动，一个是享受。”
“王蒙是一个太聪明的人，真聪明啊，我觉得他真的是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你看，莫言这么粗壮的一个汉子吧，忽然之间能写出这么灵巧的东西，真的就是神来之笔。”
“余华他会给你什么印象呢，他会让你觉得是一个找爸爸的孩子。”
“迟子建的意境特别美好，这种美好，我就觉得是先天生成，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
本书是两位以文学为志业者的真诚对话，是一部个人写作史，也是对当代文坛的一次回顾。
在书中，王安忆谈到自己如何感受写作的快乐，坦承文学道路上的几次重大转折。她分享了自己的创作观，谈小说家如何打量日常生活，谈虚构与审美化的力量，谈创作者对时代的关切和疏离。她回忆与冰心、宗璞、汪曾祺等文学前辈的交往，谈及陈映真、史铁生、陈丹青等对自己的影响，畅谈与莫言、余华、阿城等当代作家的相知相惜。

《海胆》是一本人物特写集，收录了十篇文章，写出了十个人的秘密。
附赠朴树亲笔信。
之所以取名“海胆”，是因为这十个人都和海胆一样：有尖利的刺，也有柔软的心。
除了刷爆朋友圈的《和李安一起午餐》——对李安而言，电影的秘密可以讲，生活的秘密不可说。但他把生活秘密藏在电影里，看懂了，才是真正理解他了——还有：
《Hello，朴树先生》：用两万字告诉你，一个40多岁的男人要“天真做少年”，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刘若英：每个女人心里都卧虎藏龙》：是做循规蹈矩的俞秀莲，还是自由肆意的玉娇龙？如果两个都想，就是太贪心吗？
《侯孝贤：一根老骨头，知道自己的样子》：《刺客聂隐娘》为什么会拍成这个样子？下一部电影会是什么？还有，他为什么从来不拍中老年人？
……
十篇文章，写了十个成功者内心的欲望、恐惧和挣扎。当你理解了他们，会更能应对自己在生活中碰到的难题。

本书以刘志伟与孙歌两位教授的对谈为主，附录罗艳春、周鑫对刘志伟教授做的访谈一篇。对谈双方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刘志伟教授及华南学派的研究展开对话，意在使华南研究的成果跨出历史学界，让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对谈内容涉及如何表述活的历史，如何把西方式普遍性的理论感觉相对化，以及如何看待整体性，以整体史的立场从事区域史研究，等等。
在访谈中，刘志伟教授畅谈他的求学、治学经历，娓娓道来他积淀数十年的治学经验。访谈很好地反映了刘志伟教授的学术关怀的形成过程，特别是从中可以看出他治学的出发点和展开逻辑，以及他与华南学派中的外籍和外地人员的长久的合作经历，等等。
本书涉及的内容在历史观或认识论的层面，对华南学派所做区域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思考，是对刘志伟等华南学派学者30年来所做华南乡村社会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华南学派提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向，为现今的史学研究摆脱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积极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精华，从人的行为和交往关系出发重建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可以说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本书是《人物》杂志萃取出来的精华。
学诚法师、张艺谋、叶嘉莹、林怀民、杨振宁、周有光、曾梵志……
他们身上闪着时代的微光，是无可辩驳的大师，关于生活，他们是参与者，更是聆听者，听内心的声音，让自己醒来。
他们呈现了生命最本真的状态，努力生发，自然生长，犹如一株植物。
他们细密而扎实的人生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善意、生活的美意，以及阅历与学识凝汇而成的包容心境。
生活本身就是方法，也是目的，更是理想，生活本身就能鼓舞生活。
那个让你开始的理由，正是你要抵达的终点。

本书是拉美文坛泰斗博尔赫斯生前最后的、也是最大规模的对谈录，对话者是同为拉美文学名家的费拉里。18篇涉及不同话题的平等对谈，不同于市面上所有单调、短小的博尔赫斯“采访稿”。
对话集是了解一位哲学家、作家思想最直白、最坦荡的方式。在博尔赫斯生前的最后三年，阿根廷国立电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要义。他们策划了一档连续时间长达三年的对话节目，不同于以往流于形式的记者采访，这次他们请来的是深受博氏影响的拉美文坛后起之秀——奥斯瓦尔多·费拉里，与博尔赫斯展开针对学术甚至生活领域的各个话题的对谈，并集结成册付梓。
对话的电波始自1984年，历经三年，到1986年博尔赫斯溘然长逝而戛然终止。这是博氏生前最后的声音，也是他的遗作，集其最后的人生哲思于大成。
★ 中文版首次引进：拉美文学之父、一代巨匠博尔赫斯在生命最后三年的隽永对话
★ 媲美《理想国谈话录》的智慧诤言，荡涤心魂
★ 博尔赫斯生前最大规模的对谈，涉及话题空前辽阔，引领读者穿越大师的文学迷宫
★ 原版火遍拉美，千万博尔赫斯迷奉若至宝
1.媲美《歌德谈话录》……在坊间流传的诸多与博尔赫斯的对话中，没有一部足以与此相提并论。 ——诗人 豪尔赫·安德烈斯·派塔
2.从他的宇宙，一个文学的宇宙之中，他对我向他提出的问题尽情畅谈。哪怕讲的是哲学、神秘主义、政治等等，也总是从文学出发的，因为那里是他的天才之所寄，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为此而生的，这就是他的命运。
——对谈合著者、作家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3.第一次阅读博尔赫斯，就像在字母表里发现新的字母，从音阶里跳出新的音
符。 ——BBC

本书是拉美文坛泰斗博尔赫斯生前最后的、也是最大规模的对谈录，对话者是同为拉美文学名家的费拉里。118篇涉及不同话题的平等对谈，秒杀市面上所有单调、短小的博尔赫斯“采访稿”。
对话集是了解一位哲学家、作家思想最直白、最坦荡的方式。在博尔赫斯生前的最后三年，阿根廷国立电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要义。他们策划了一档连续时间长达三年的对话节目，不同于以往流于形式的记者采访，这次他们请来的是深受博氏影响的拉美文坛后起之秀——奥斯瓦尔多·费拉里，与博尔赫斯展开针对学术甚至生活领域的各个话题的对谈，并集结成册付梓。
对话的电波始自1984年，历经三年，到1986年博尔赫斯溘然长逝而戛然终止。这是博氏生前最后的声音，也是他的遗作，集其最后的人生哲思于大成。
★ 中文版首次引进：拉美文学之父、一代巨匠博尔赫斯在生命最后三年的隽永对话
★ 媲美《理想国谈话录》的智慧诤言，荡涤心魂
★ 博尔赫斯生前最大规模的对谈，涉及话题空前辽阔，引领读者穿越大师的文学迷宫
★ 原版火遍拉美，千万博尔赫斯迷奉若至宝
1.媲美《歌德谈话录》……在坊间流传的诸多与博尔赫斯的对话中，没有一部足以与此相提并论。 ——诗人 豪尔赫·安德烈斯·派塔
2.从他的宇宙，一个文学的宇宙之中，他对我向他提出的问题尽情畅谈。哪怕讲的是哲学、神秘主义、政治等等，也总是从文学出发的，因为那里是他的天才之所寄，因为他相信自己是为此而生的，这就是他的命运。
——对谈合著者、作家 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3.第一次阅读博尔赫斯，就像在字母表里发现新的字母，从音阶里跳出新的音
符。 ——BBC

本书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就文学、电影、戏剧展开的访谈结集，具有不同于传记的特点。作者在书中打破了创作的孤独，与读者交流。通过阅读这部收录杜拉斯在纸媒、广播和电视上的44篇访谈，读者可以看到、听到她对1962年至1991年期间法国文学圈的真实看法，了解杜拉斯在三十年间的思想变化，领略杜拉斯独特的语言风格。本书为热爱杜拉斯的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也是有关文学创作的一部箴言录。

近世以来，中国遭遇巨变，华人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徙，虽各在天涯，却情牵一处。本书采写者访问了叶嘉莹、白先勇、金耀基、林文月、王赓武、傅申、王汎森、郑永年等二十位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港台海外知识人，对于为学与做人、专业与兴趣、命运与忧患、，这些学人精英的见解虽不尽一致，却有着共同的“中国情怀”。所谓身处天涯，心忧天下，他们的思考与解答也正为国人提供了反思的资源。
叶嘉莹：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沦陷区生活艰苦，但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 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第一个女儿出生， 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 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经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叶嘉莹先在中学任教，后任台湾大学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起，叶嘉莹在国内多所大学讲学，其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深具影响。
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源于对中国文学的爱。她笑道：“我是放弃了很多，所以他们说我傻气，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多好的东西，古人没有说明白的，而我觉得有了体会，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来。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我们幸而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代，我们也很不幸地遭遇到这种离乱的痛苦。我们付出了相当代价，我也幸而活得这么长久，幸而具有一个古老的旧家庭的背景，又被逼迫跑到西方去，用英文教中国古典文学，这些都是偶然。古人说要立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志，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一方面吸收、学习，一方面教学。一切只不过都是偶然。”
而对如今名声日隆，叶嘉莹却觉得惶恐：“大家都把你捧得很高很好的话，就不是一件好事。‘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如果你的名声超过你的现实，你应该羞耻。”
李怀宇：1941年为什么去读辅仁大学国文系？
叶嘉莹：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了，所有过去所谓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已经被日本人接管了。本来还有一个教会的学校，就是燕京大学，但因为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本宣战，所以燕京大学也关门了。当时在北京唯一的一所不大被日本控制的大学，就是辅仁大学了，因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德国人、意大利人。那时不是德意日三国联合在一起吗？所以日本对我们这个有德国、意大利背景的天主教学校就比较宽松，我们没有受到日本的管制。
李怀宇：当时辅仁大学师生的生活受到时局的影响大吗？
叶嘉莹：当时是这种情况，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的校长是陈垣，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研究目录学的，我们的戏曲史是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教的，诗的课原是储皖峰教的。教文字学的本来是沈兼士，后来离开了，他到后方去了。当时中国抗战有四年之久了，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正经的粮食可以吃，不但好几个月吃不到白米白面，就连玉米面、小米面都没有。我们只能吃日本配给的混合面，混合面根本谈不上面，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磨成的，灰灰黑黑的颜色，一点黏性都没有，不用说包饺子不成，切面条不成，连烙饼也会散开。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烧开的水里煮碎，变成一块一块的，很酸很臭很难吃，我们就用炸酱，很咸的炸酱，把它拌下去吃，所以营养不好。储皖峰先生因此就得了脚气病，本来是每周上课来一次，我看见他上讲台都很艰难，而不久储皖峰先生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因为燕京大学关门了，所以原来在燕京大学担任诗选课的顾随先生就到我们这里来教唐宋诗了。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到后方去的老师很多，也有的去了半路被拦截回来的。顾先生因为有六个女儿，小女儿还很小，当时在念小学，所以就留在了沦陷区，我们很幸运地受到顾先生的教育。当时我们还有一位教词选的老师——孙蜀丞先生，所以顾先生在辅仁大学其实没有开过词，他开的就是唐宋诗。
李怀宇：顾先生上课的风度是什么样的？
叶嘉莹：当时顾先生大概五十岁左右，但是他身体不大好，所以看起来比他真实的年龄要大一点。我有他的一张相片，头发已经花白了，平头，没有留发，很清癯。他总是穿长袍，从来没看见穿西装，冬天的时候里面穿棉袍，外面穿皮袍。因为学校离他那儿不远，他经常是走路来上课的。顾先生讲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纯粹是自己的感发。冬天的时候先把外面的皮袍脱掉，再把帽子摘掉，然后也不讲话，转回头就在黑板上写很多字，这些字可能是他今天要讲的那篇古诗，有的时候也写他近来的作品，他就由此演绎下去，把这个话题讲明，一直推衍升华，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我一直保存着顾先生的讲课笔记，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顾先生讲课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出自我那十几本笔记。最初我给了顾之京（顾随之女）整理的是八本，后来我又给了她几本，大概有十二本，都是我当年听课的笔记，也不仅是唐宋诗一门课。
李怀宇：孙蜀丞先生和顾随先生讲词有什么不同之处？
叶嘉莹：虽然孙蜀丞先生也讲词，但和顾先生的讲词派别不大一样。孙蜀丞先生是中国传统的，他是从清代词学重要的那几家流派，从传统的词学推衍下来，而晚清的词学其实受张惠言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早年在台湾大学开的课是诗，不是词，而且一直在台大没有教词，我是在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以后才开词的课。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词的美感特质跟诗是完全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比较明显，它的内容、思想、好处比较容易理解，也容易说明；可是词呢，因为早期的敦煌词没有流行，所以大家看到的第一个词集就是《花间集》，《花间集》里都是供歌唱的小词，所以早期填词的人认为小词就是艳曲，就是写美女和爱情的。早期的词学就是从困惑之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词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都是游戏笔墨。
可是我为什么对词有兴趣呢？因为词非常微妙，它的好处正是在于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的观念，不像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它是游戏笔墨，写词时不带有一个面具，反而把内心里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但是本质流露是我现在这样说，早期的词学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小词一直到陆放翁的时代还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他说：我少年的时候不懂事，所以就写一点小词，都是没有价值的，应该烧掉的，不过我既然这样写了，就留下来吧。后来慢慢就觉得小词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没有意义和价值，可是里边好像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感受丰富的一些东西。这很难认识，大家恍恍惚惚很难说个明白，所以都是三言两语的，不成系统，而且都不是正式的论文，都是序跋，像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像刘克庄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之类，都是偶然说到的，不是正式的。真正把这个提出来的是张惠言。张惠言编有一本词选，不是针对一个人的，收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他归纳出词有一种特质。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诗与文的传统之中，在批评术语里边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说，词不是比兴，也不是寄托，可是小词很奇妙地在它的隐意识里、在游戏笔墨之中表现出来一种丰富的本质。大家都说不明白，张惠言有个办法，就说这大概就是诗的比兴，他并没有说一定就是。张惠言的说法刚一出来，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都认为他牵强比附。可是经过的时间越来越久，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说得对，词里面是真有这么一个东西，一种言外的意蕴。
孙蜀丞老师就是从这一派沿袭下来的，所以他开始给我们讲晚唐五代的小词，就说这里边有什么托意，那里边有什么托意，可是他没有像我刚才这么谈源流，张惠言说这大概有比兴寄托的意思：冯延巳有托意，欧阳修有托意，苏东坡也有托意。我从小学的时候学词——我自己读词，那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就很喜欢词——我找一些关于词学、词论的书来看，但对古代的词学一直在困惑之中，觉得它说也说不清楚，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说得乱七八糟的，找不到头绪。当时我年轻，还没有入门呢，可是我遇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就觉得王国维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让我有共鸣。王国维不是套在一些理论之中，他是用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这个我有体会，所以我觉得王国维说得有道理，可是王国维说张惠言说的比附是牵强附会，反对他。顾先生是王国维这一派下来的，是直接的感发，不喜欢牵强附会。所以，我听了孙蜀丞老师的说法，觉得与我小时候对王国维的感受都不相合，所以我当时对于孙蜀丞先生的说法不是很能接受。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孙先生讲的是词的正式的传统，只是没有详细地说明，而我这几十年所努力的就是把大家不明白的给它说明。张惠言的说法看起来像是牵强比附，作者实在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他有这个意思？可是现在就是要用我体会到的给它加以说明，我认为小词之所以让读者产生这种种的联想，就是清朝后来的人说的：作者未必有此意，可是读者可以有此想！我没有不尊重老师的意思，孙蜀丞老师是传统一派，可是他也被传统拘束了，他一定要说这个是比兴寄托，那个是比兴寄托，他是感觉到张惠言的说法有道理，可是他也不能解开这个套子。顾随先生觉得张惠言太偏狭了，太死板了，太偏执了，所以顾随先生就跟王国维一样，摆脱张惠言，不要他的，就依靠直接的感发来说了。我是受这两位老师的教导，一个是这一派的，一个是那一派的，其实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模糊影响之中，还没有能够说明。

◎ 编辑推荐
1.陈丹青首部访谈集，了解艺术、文字之外的陈丹青。
2.特别收录王安忆、陈丹青五万字深度对谈。
本书是陈丹青近年来接受采访或与人对谈所整理出的文字，精心挑选后结而成集，书名“谈话的泥沼”似乎暗喻了交流的不可能，书中的部分篇章也刻意保留了这种媒体狂欢与个人表达之间的谈话困境，这种陷入“泥沼”的状况本身值得深思，另一方面，书中的大部分篇章则反映了在去除媒体预设立场之后，交流的可能与必要，比如陈丹青与王安忆的对谈，两人的思想和学识互相激发与阐释，读来很有收获，这是一本有内容的对话录，同时也是对对话本身的思考。

快来围观最全面、最真实、最风趣可爱的加博吧！《番石榴飘香》是另一位哥伦比亚作家P.A.门多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谈话录，内容涉及马尔克斯人生的各个方面，穿插着门多萨介绍谈话背景的优美散文，被读者誉为“打开马尔克斯世界的钥匙”。《番石榴飘香》可说是最有名、流传最广的马尔克斯访谈录，书中的许多句子后来都成了读者心目中马尔克斯的标志性言论。
莫言、余华等几乎所有一线作家，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时，都会提到这本书。强调一下，《番石榴飘香》并不是一本端庄范的书，正如亲爱的老马并不是一个端庄范的作家，本书的有些篇章，老马的自我爆料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享誉世界的阿根廷诗人、作家、翻译家。西语美洲文学之父，创作风格深邃、博学，独树一帜，尤以融现实于虚构而臻于神秘的迷宫式构思著称，对世界当代文学创作及文艺批评均有重大影响。
1976年， 博尔赫斯在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生平与创作的对话活动。1980年春，他作为帕登教授重返印第安纳，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还访问了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一路上边走边谈。本书为这两次美国之行中接受访谈的记录结集，共十一篇对话，涉及博尔赫斯对时代、宗教、哲学、文学和写作的诸多观点。
博尔赫斯的性格与谈吐，至少同他的作品一样意味深长，富于机智。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他游走四方，口授诗歌、寓言和故事。在旅行和闲谈中，他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口头文学。博尔赫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主题，耄耋之年炉火纯青的思想，交织闪耀在这十一篇谈话中，使人得以一窥这位文学巨擘的心灵堂奥。
本书为博尔赫斯、巴恩斯通、西川三位诗人一次跨越时空和语言的诗艺合作。西川自1980年代开始译介博尔赫斯，二十年后重校精译，修订新版。编者巴恩斯通三十年后新作“后记”，重新评价博尔赫斯的文学遗产。

舒晋瑜是《中华读书报》的著名记者，安静地扎根文学世界，深耕多年。以细腻的观察、体贴的思考进入当代文学现场，以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方式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报道，这些都使得舒晋瑜的采访与记录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中华读书报》重要品牌之一的舒晋瑜文学访谈，则在友朋聚谈的淳朴、亲切氛围中，深入中国文坛第一线作家们的个人生活、文学世界，为读者提供了“从头说起”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机缘。
本书为阿来、陈忠实、迟子建、方方、格非、韩少功、何建明、贾平凹、李佩甫、莫言、苏童、铁凝、王安忆、王蒙、严歌苓、张炜等十六位作家的文学访谈录，有不少历时数年乃至十多年，作家们所谈有大有小，但因为提问者的存在与提问方式，这些文字都有着一种平和和温暖，可谓当代一份有体温的记录。

做一个自由的读书人：凤凰读书四年磨一剑，新民说2013压轴之作！
朱天文、苏伟贞、骆以军、严歌苓、梁文道、莫言、李洱、洛夫、安妮宝贝、白先勇、林夕、九把刀、罗永浩、冯唐、李银河……分享他们精彩独到的文学见识，畅谈文学背后的故事，讲述写作中的痛与情。
朱天文只给侯孝贤写剧本？她眼中的胡兰成是怎样的人？苏伟贞如何为亡夫完成极限书写？严歌苓为什么不再写移民小说？骆以军的“经验匮乏”和梁文道的“穷”是怎样的故事？洛夫给最爱的女人写情诗最难？莫言如何塑造中国人的形象？白先勇为推广昆曲做八年义工？九把刀小说里的女主角都是沈佳仪？林夕从不选歌手写歌词？冯唐写书之前是妇科医生？……他们是情感与心灵的书写者、精神苦旅的探路者，他们也是平凡生活的体验者、世事变迁的记录者；他们有的是对文字的痴迷及对写作的坚持，寻找一种永远向前的精神。
《野渡》汇聚了活跃于当代文坛的大陆及港台众多知名作家的对话与访谈，话题人世百态、语言趣味横生、见解精彩独到，引领我们走进文学的殿堂，品味思想的盛宴。

这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主持者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视这个在中国二十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八十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谈话者以个人的身份和角度，从各自从事的工作出发，既回忆反省过去的那个时代，也评论分析现在，并且眺望臆想未来。书中虽然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往事，却没有变成一个“怀旧项目”，大多数谈话者没有简单地将80年代浪漫化，尽管他们那时年轻气盛、出道成名。这些回忆者的态度不是一味怀旧或颂扬，而是尽可能坦率、客观地对自我和时代的局限，对不少当年轰动一时的现象、事件、人物及文化动因进行深入剖析、批评和反省。

《鱼丽之宴》是木心关于文学的答问录。

作家访谈是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最持久也最著名的特色。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 .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了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上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经《巴黎评论》授权，我们从中挑选了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近四十八位受访作家的访谈，分三卷陆续出版。第一卷收录的受访作家包括如下十六位：卡波蒂、海明威、亨利•米勒、纳博科夫、凯鲁亚克、厄普代克、马尔克斯、雷蒙德•卡佛、米兰•昆德拉、罗伯-格里耶、君特•格拉斯、保罗•奥斯特、村上春树、奥尔罕•帕慕克、斯蒂芬•金、翁贝托•埃科。

《余英时访谈集：学思答问》共收70年代以来散见于各报章杂志的余先生的珍贵访谈录十六篇，这次结集极大方便读者的查阅。尤其是其中收录了六篇发表于大陆之外的访谈，之前大陆出版的各种余先生作品中从未收录：《学术何以必须自由》（1974）、《朗朗乾坤 含弘光大》（1979）、《坎坷求学路 儒家在中国》（1987）、《中华重建与出路》（1996）、《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1999）、《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发展》（2006）。
《余英时访谈集：学思答问》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诸多报刊杂志对余英时先生的各种访谈，其中多篇文字是内地读者首次得缘一见。余先生在问答中洞烛幽微，出言如枢机之发，读者从中可见余英时先生朗朗乾坤的气度，含弘光大的胸襟，以及对历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深刻观察和精辟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