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中，作者科恩先描述了一种“野营旅行”的环境，并指出在这一环境中，大多数人会强烈地赞成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他接着论证说，有两个原则在野营旅行中得以实现，一个是平等原则，一个是共享原则，而这两个原则正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他接下来集中讨论了在他看来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如果说社会主义者的志向是在一个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野营旅行的原则，那社会主义还是可欲的吗？社会主义会是可行的吗？对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对第二个问题，科恩虽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却提出一系列令人沉思的见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作者用历时15年收集的口述史资料，向我们描述了陕西省某农村的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生变迁。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被访者的人生故事，作者从女性视角出发，记载了农村社会变迁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作者让我们看到，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女性突破了小家庭的范畴，*次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不少女性通过扫盲，获得初步知识文化，甚至获得成为农村助产士的工作机会。也有不少农村女性在集体化过程中，突破家务劳动的小圈子，进入集体劳动过程，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在其中获得自尊与自信的提升。集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走向男女平等，提升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作者通过性别差异这个权力轴线，切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著作通过女性视角，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客观地认识那一段历史。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列宁在书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不仅教育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他们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支部结合本国个体实际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具有指志意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发展了《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思想。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浙江诸暨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考取官费留学生。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1年到英国学习。1925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只凭三本著作，林岳霖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其中《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本书从剖析孔子仁学开始，提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认为血缘、心理、人道、人格为四大因素，孟、荀从内、外两方展升为光辉的个体人格和伟大的人类特征，而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部精神。本书并以此贯穿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其中着重论证了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辩的”，论说了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流传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而上学仍具有重要价值，以及在明清时期思想中“内圣”与“治法”已出现分离，标志着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将逐动摇，认为这是走向近代的重要趋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