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颇，强调了中国文化传统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作者张灏通过支1890-1907年过渡时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有代表性。《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不愧为继李文森之后国外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又一力作。

把书题名为《为无政府主义申辩》只需要肆无忌惮，而写得漂漂亮亮需要高超才智。沃尔夫教授恰恰智勇兼备。无政府状态通常被扔进了意识形态的垃圾堆，或者被抓去当做社论大放劂词的素材，如此蒙尘已久，早须给予明智的再审视。沃尔夫的力作殚精竭虑，志在于此，从他对“传统民主学说”的天真信仰开始，现身说法，带领读者走过了一段政治苦路。
相较于之前作为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弹而产生的乌托邦式无政府主义理想，沃尔夫的无政府主义更倾向于从学理上论证合法权威的不可能，并没有多少现实关切。中译本同时收录沃尔夫论证无政府主义的另一篇论文和法兰克福批驳沃尔夫观点的文章，以期使读者对沃尔夫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历史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人们经历的历史、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本书以义和团运动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如此探讨和解释：第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的史实，以叙事为主；第二部分考察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的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指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第三部分评述在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作者认为，就上述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而言，后两条途径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作为时间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对现在仍发生深刻的影响。

抽丝剥茧，层层揭开波诡云谲的真相，洗髓易骨，再次历经历史深处的洗礼。
耶稣到今朝，依然很年少，他注给这个世界的意义，我们远没有全部找到……
《耶稣的真实王朝》是关于耶稣、耶稣王族、基督教的一次新的历史探讨。它证明，历史有时候或许比虚构的故事更奇异——而且令人好奇着迷之处不输小说。
这是一个脱去神学外衣、回归人的形貌的耶稣，可以说是“从未有人说过的耶稣的真实生活故事。”
它讲述一段被隐藏的历史，一个关于人而不是神的故事。
你知道吗？约翰可能是耶稣的启蒙导师，而非门徒。
耶稣的弟弟雅各可能是耶稣死后的继任领袖。
本书讲述一个更加贴近真实历史的耶稣：身为古代以色列大卫王室的后裔，以及一个王族家族的长子，耶稣的确曾被尊为“犹太人的王”，并因存有此念而被罗马人处死。他所奠定的不是一般理解的一个教会，或是一种新的宗教信仰，而是自他弟弟雅各与诸亲属所形成的王朝……它提出基督教起源的另一种版本，也是更接近耶稣、耶稣家族，及最初信徒的一个版本，将足以改变我们对历史上最关键时刻的理解。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