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颇，强调了中国文化传统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作者张灏通过支1890-1907年过渡时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有代表性。《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不愧为继李文森之后国外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又一力作。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