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個月內完成<消失中的江城>的初稿。我沒有理由寫得這麼快，沒有合約或截稿日期催促著我。我原來可以慢慢來，享受久違的美國生活。但是每一天，我早早動筆，晚晚收筆。記憶驅使我加速寫作，因為我擔心會失去涪陵生活的即時感。此外，未來也驅策著我：我想記錄我對於一個即將面臨巨大變化的城市印象。
在過去二十年，這種轉變感──經常的、無情的、勢不可擋的變化感──一直是界定中國的一個特色。你很難相信，中國曾經給人恰恰相反的印象：根據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家里奧帕德．范．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說法，中國是「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現在，這是一種最不正確的說法，而作家所面臨的一項挑戰就是：筆根本跟不上改變的腳步。在<消失中的江城>的第一頁，我寫道：
涪陵沒有鐵路，這裡向來是四川省一個貧窮的所在，而道路路況十分惡劣。如果你想去哪兒，只能搭船，但是你多半哪兒也不去。
但是，當本書在二○○一年出版時，一條通往重慶的超級高速公路已經完成了，幾乎再也沒有人搭船沿著長江前往涪陵了，而一條鐵路幹線正在興建中。涪陵欣欣向榮，來自終將被三峽大壩淹沒的低窪城鎮移民刺激它的成長。我以前經常去用餐的小麵館經營者黃家已經開了一間網咖。我教過的學生分散在全國各地：西藏、上海、深圳、溫州。但是<消失中的江城>──一部永遠停滯不前的書──並沒有提到這些。
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國後，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由於有了高速公路，現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我經常去拜訪涪陵，然後沿長江順流而下，前往三峽的核心。
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團的那兩年，三峽大壩一直像是一個抽象物──一個模糊的應許、一個遙遠的威脅。但是每次我回去，它就變得稍微更加具體。到了二○○二年，移民城已大有進展，地貌明顯地劃分成過去和未來，在江岸附近，舊的濱江城鎮和村莊幾乎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儘管中國其他地方都在一股腦兒地進行興建，在江水必然會上漲的地方建造任何東西是沒有意義的。當局任由這些低窪城鎮和村子衰敗，直至一切都荒廢了：破損的磚、骯髒的瓷磚、布滿塵垢的街道。注定毀滅的城鎮和新城形成一個對比，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磚建造而成的，高高座落於河流上方的山丘上。每當我搭船朝長江下游而去，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帶狀結構中，一眼看出地貌的演變史：江邊屬於過去的陰暗村落、一段將被水庫淹沒的綠色農田，以及上面高處一簇簇展望未來的白色建築物。
我在水壩完成之前的最後一趟旅行，是在二○○二年秋天展開的。我和一位朋友帶了帳篷和睡袋，沿著將近一百年前鑿在江邊峭壁上的古老小徑徒步旅行。天氣好極了，而小徑上的風景令人屏息。有時我們高高位於長江上方，我們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每走一段路，我心裡就想：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這條小徑。
我們朝長江上游前進，而且不急著趕路。在小徑走了一星期後，我們參觀了正被拆毀的濱江城鎮。舊城巫山剛剛被拆除，我漫步於瓦礫中，拾荒者在那兒揀任何可能賣錢的東西：磚和鐵絲、草和木頭、釘子和窗框。一群人聚集在一堆營火旁邊，周圍是一棟大型建築物的破牆，然後，我認出了一塊半毀的招牌：他們正在紅旗旅館的大廳紮營，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長江下游時，曾住在這間旅館。
所有我最喜歡的濱江城鎮都處於各種不同的毀滅階段。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裴市只留下回憶，大溪已走入歷史。有時，我在拾荒者搜刮過後經過一個村子，在寂靜中，我審視被留下來的東西。在大溪，我看到一張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開的櫻花。在清市，我經過了一張墊料加厚的紅椅、一個舊的籃球框，以及一塊殘破的石碑，上面的刻文是上個世紀完成的。一棟被拆去屋頂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閂上的門。在裴市，我向一對夫妻買礦泉水，他們所住的臨時棚子完全是由揀來的門和窗框搭成的。也許這是一個道教的謎語：住在一間由門搭成的房間意味著什麼？
當我到達涪陵時，舊城區大部分已被拆毀，新建的住宅區擠在高高的山頂上，城市龐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而烏江對岸的師範專科學校也正在擴張和改變。老幹部們已退休了，新幹部對外國人比較開放。幾年前，我和亞當抵達涪陵時，最先迎接我們的那位友善年輕人亞伯特，現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當我去他的辦公室拜訪他時，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給學校的精裝本<消失中的江城>。
「你可以看出許多人讀了這本書，」他說。書的封面已經破損，且沾滿茶漬；翹起的角落已經難以壓平，翻書的手指留下了髒兮兮的灰色痕跡。在我手中，這本書顯得十分沈重，像是一個手工製品。我怎麼可能寫出一本看起來如此陳舊的書？
就某方面而言，改變的步調似乎讓當地人比較容易接受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所描繪的世界已經顯得十分遙遠。我的中文家教老師孔明在暑假時把這本書讀完了，使用字典一字一字地讀，因為他不太會說英文。他告訴我，讀到許多勾起美好回憶的那部分時，他笑了。在我拜訪涪陵期間，當學校的官員在當地一家餐館設宴款待我時，他們把我對於昔日宴會的描述取笑一番。「我們不想讓你喝太多酒！」一個幹部說：「你在你的書裡提到我們強迫你喝太多酒。」
「那不是一個大問題，」我說。
「我們當然不想再那樣做！」另一位幹部說。但是另一個人插嘴：「你要不要再喝點白酒？」
在那幾天，我在城裡逛，拜訪老朋友。在銀行那兒，我停下來看錢曼麗，那位我住在涪陵時，唯一與我「約會」過的漂亮年輕女人。那是一個短短的插曲，因為約會一小時後，我就發現她已經結婚了。現在她已經有一個兩歲大的孩子，她說了每次我回到涪陵時一定會說的話。
「你不認得我了，對嗎？」她問：「我比以前胖多了。」
我說：「妳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
當書中的一個人物變胖了，作者該怎麼辦？「妳看起來很好，」我說，然後我就不再說什麼了。
當三峽大壩的第一階段工程完工，而閘門終於關閉時，我回到巫山。那是在二○○三年六月，在<紐約客>裡，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一個家庭對於河流上漲的反應。他們已經盡可能地等待了，等在江水上漲之前採收了蔬菜。
二○○三年七月。
傍晚六點，在周家終於將電視、一張書桌、兩張桌子和五張椅子搬到路旁的南瓜田裡，我在江邊立起了磚柱。在新的巫山地圖上，這一片水域叫作滴翠湖。但是，這些地圖是在湖出現之前印製的，事實上，水呈混濁的棕色，而所謂的湖其實是長江的一個入口，在過去一星期，這個入口已漲到三峽大壩後面。周濟恩下一回從他家的竹架棚屋出來時，背上扛著木造的碗櫥。他是一個個子矮小的男人，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在最近之前，他們一直住在龍門村。新地圖上並沒有這個村子。接下來，周家的一個朋友抱著周家那座以電池供電的時鐘走出來了。和我的腕錶一樣，那時時鐘指著六點三十五分。磚柱周圍的水已經上升了五公分。
看著江上漲就像追蹤時鐘短針的進度：幾乎是無法察覺的。沒有明顯可見的水流，沒有奔騰的水聲，但是每過一個小時，水就上升十五公分。這種變動似乎來自內部，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逐漸縮小的江岸上的每一個活動而言，這是一件神祕的事。甲蟲、螞蟻和蜈蚣從江邊成群呈幅射狀散開來。水包圍住磚柱後，一群昆蟲狂亂地爬上乾燥的柱頂，在牠們的小島被水淹沒時，拚命地試圖逃脫。
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水以每小時十五公分的速度上升。這些細節吸引我，直至我把相機的焦距調準了，把鏡頭縮小了：我分分秒秒注意著磚柱上的昆蟲的動靜。當一切都結束時，我登上船，離開巫山。河流已變成湖。
自此我就不曾回去了。這不是我的計畫，而我不確定我為什麼耽擱。也許這是因為我想完成我的第二本書，我擔心舊地重遊會讓我分心。或者，也許三峽大壩的不可改變性讓我感到難過。
但是，我看得出對於異國產生懷舊之情的危險，當這個地方曾被稱為「永遠停滯不前的民族」的家鄉，這種懷舊之情尤其危險。如果當你看到一片地貌改變了，讓你認不出來了，你會感到難過，那麼，當你待在一個不會改變的地方，你會感到更難過。我以前的學生威廉?傑弗遜?佛斯特在畢業後離開他偏遠的家鄉，就像中國各地一億多個鄉下人一樣，他變成一名移居者。他前往東岸繁榮的城市，當一所私立學校的英文老師，步上成功之途。有一年，在假期中回去控望他的父母後，他寫給我一封有關他的家鄉的信。威廉那一代的人幾乎都離開了，他的村子似乎毫無生氣。
回到家時，一切都一如往昔，道路依然崎嶇不平，人們都變老了。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我找不到我以前認識的熟人或朋友。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如果不選擇經常性的改變，就得選擇貧窮、惡劣的道路和慢船。我是一個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期間學會喜愛涪陵的外國人，所以，我很感激我有機會為那兩年留下紀錄，而我懷念我認識的地方。但我也因為大部分的涪陵人對於未來都感到十分樂觀而心懷感激。再度航行於長江之上將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舊日江水的湍急水流已變成回憶。
——二○○五年十月於北京

一個生長於四川偏遠鄉下、渴望背井離鄉的年輕學生；
一位在北京俄羅斯街區操作黑市貨幣的維吾爾裔商人；
一名死於文革的甲骨文專家……這些形形色色的面貌，
交織出一幅充滿戲劇張力、真實動人的中國之旅！
★榮獲2006年《時代雜誌》最佳亞洲圖書、《紐約時報》百大好書獎、2006美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最佳作品入圍。
★《紐約時報》、《出版人週刊》、《華盛頓郵報》、《科克斯書評》、《書單雜誌》等書評推薦。
古商朝遺墟，是一座地底城市，包括城牆與城內，
考古學家正在描摹一個現代人未曾經見過的城市。
甲骨有可能被埋在土裡長達三千年，一直在等著被挖出來說故事。
而地面上，則是另一堆完全不同的現代建築……
兩座牆：一個古代，一個現代；一個地下，一個地上。
如果用立體的角度來看這片風景，加上第三個空間：時間，
你所看到的，將是一個三度空間的人類社會。
彼得．海斯勒，《華爾街日報》北京辦事處的最後一名剪報員，在平凡無奇的剪報工作中，寫下在中國與形形色色的人的相遇，這些人帶他到許多地方──有些在中國，有些在美國，甚至是新疆或台灣，從他們的故事裡，他慢慢的發現，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鏡頭裡的景色可以是任何國家的景色，而隱藏在其中的時間線，則連結了過去、現在和未來文化的歷史脈絡。
★大陸學者李雪順、文化評論家南方朔、「中天書坊」主持人陳浩、《新新聞》總編輯楊照 強力推薦！
彼得．海斯勒用甲骨文精心佈置了一場令人目眩神搖的遊戲。─《紐約時報》，史景遷
海斯勒深入挖掘了一些從未人知的故事……每個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都應該讀這本書。
─《出版人週刊》
《甲骨文》是由海斯勒收集來的故事所鬆散串連而成的隱喻，當放在一起讀時，能使我們預卜今日的中國以及它的未來走向。─《華盛頓郵報》
海斯勒描述了不斷轉變的現代中國……這是一部重要且具教育性的作品；對於中國未來的可能性，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觀點。 ──《書訊》
一段卓越的旅行紀錄，以提供一個國家少許的瞭解。 ──《科克斯書評》
《甲骨文》榮獲2006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的提名，實在難得，這當然也代表了本書所具有的文學價值和社會認可度。──李雪順（長江師範學院大學外語部主任）
本書其實就是一本隱喻拼圖之書，它是中國大變化時代的浮光掠影，……我相信憑著此書，作者無疑的已將晉身為新一代美國最佳中國通之列。──南方朔（文化評論家）
作者是一個說故事的能手，他的作品像是日常真人實事的浮世繪，……彼得．海斯勒的《消失中的江城》與《甲骨文》讓我驚艷，手不釋卷。──陳浩（中天書坊節目主持人）

由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撰写的《祖荫下》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书中以西镇“民家人”的家与亲属制度作为代表 ,分析整个中国情况的做法也由此受到了广泛的争议。对西镇的重访发现经历了 50多年变迁的西镇仍然生活在“祖荫下” ,他们在七月祭祖的同时 ,会在正二月间祭 拜当地的保护神———本主。他们的认同也存在着编撰家谱所呈现出的“汉人族源认同”与强烈的“白族认同”两个方面 ,是一种“双重认同”。“祖荫下”生活着的是一群不能仅仅用“汉人”来理解的多元文化群体

这本书是作者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本书介绍了20种传统民间工艺，数量不算多，但是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些目前还存在，但是有一些已经濒临绝迹。本书的出版将不仅使人们看到这些手艺的过去和现状，而且对如何更好地传承它们也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小的时候，这本书提及的传统工艺品作者在工艺美术商店都能看到，例如毛笔、景泰蓝、唐三彩、剑、竹编、灯笼、牙雕、泥塑、汝瓷、扎染和蜡染、蜀绣、剪纸以及与传统酿酒工艺密切相关的中国名酒等。当我们今天大量出口电器甚至高科技产品的时候，不要忘了，在新中国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是这些祖宗留下的手艺生产的出口产品，为我们换取了国家需要的宝贵外汇，让我们能够购买国外先进的设备，发展我们的现代工业。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传统工艺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的贡献。

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辨》记录了那场波及整个业界的“新闻摄影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大讨论”，因由何在，结果如何？为后来埋下了哪些伏笔？那些“合理地”组织加工出来的“新闻照片”，何以大行其道？身背相机、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各种体面场合的摄影记者，到底是“摄影干部”、“无冕之王”，抑或仅仅是候着听差“照相的”？
照相机，作为现代性的工具，一柄双刃剑，在为新政权服务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操控者掌握，而又伤及自身的？在东西方对峙的背景下，对待外来影像文化，哪些人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们是先觉者，还是叛逆之徒？
囊影像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是否最终建立起来？在所谓的世界摄影史中呈现什么样的独特景观？

从巴赫和亨德尔的时代开始，本书深入描述古典音乐这个产业，它将告诉你许许多多的古典音乐明星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也让你看到隐藏在串串音符之下的贪婪与私欲。作者认为古典音乐死了，而且是艺术自我毁灭的牺牲品，他邀请我们一起来找出谁是凶手。

“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全书二十万字，几十幅图片，这些感人至深的文字和发人深省的图片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80后”，“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惠顾这一群体，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多令人堪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他们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忽视也不应该忽视的最敏感的群体，他们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和彷徨。

1978年，年届80高龄，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的直接后果。哈耶克把支持自由市场的主要论点写在一份宣言里，然后又压缩成了这本小书。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此次重新编整后推出的《野火集》，除了保留作者当年的“野火”文字，附加了作者对此文的感言，或对当时时代背景的补充说明，或观照了对文章产生的现实意义。并邀请二十位华语文学名人如柏杨、余秋雨等，为文或追忆或评析走过“野火时代”的台湾。

梁文道先生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往往一针见血命中问题之要害，其文字在带给读者阅读快感之余，还催人省思，给人启示。本书名曰《常识》，正如梁氏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本书修订后框架保持不变，仍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人类学、文化和民族志，集中介绍基础假设和概念，它们自现代人类学开端（尤其是在美国，但又不完全局限在美国），就推动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接下来，我把重点进一步缩小到文化上（尤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探究了一些具有推动作用的故事、隐喻和分析，当代人类学家都是从这些内容中获得他们的灵感、理论和方法论的。在第二部分，民族学，探究了三个跨文化的人类问题：社会性别、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和宗教。

在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中，报告文学始终伴随着民族前进的步伐和人民的喜怒哀乐。报告文学是一种不断给人以激动、振奋、思考的重要文化参照对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报告文学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中国现实文化的重要表现对象。因为报告文学特殊的文学地表达社会生活真实的特性，所以，报告文学所报告和描述的社会生活真实内容，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存在以至当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一本关于1949年后林村和林村人的民族志著作。全书以福建厦门农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展现铺陈出一幅幅贯穿时空背景的社会文化变迁图像。作者黄树民长期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在此书中，他想要揭示的是，在中国农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情形下，一种全国性文化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社区，逐渐被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然而，某些传统的信仰与习俗仍得以延续。

作者通过《蒲宁的“故园”》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苦难记忆》、《柏林墙的碎片》、《“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 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等数十篇文章，传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前辈学人们想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想；西方现代的思想者们想了些什么、为什么那样想……想来想去，不过想的是，“我们”自己该做些什么、如何想”的思考。
这本书是刘小枫1996年版随笔集《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的增订版，加入了《“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等数篇新文章。

《成渝口水仗:双城民间论争的另类思考》主要讲述了，成都人有成都式的矜持，重庆人有重庆式的率真；成都人有成都式的舒适，重庆人有重庆式的幸福。正如作家和藏书家“重庆崽儿”冉云飞所云，要数出重庆十个优点，马上就能不费力地说出她十个缺点，对于成都亦然。譬如，重庆人耿直但粗鲁，成都人虚假而温和；重庆人欺生，成都人烧熟；重庆人排外，成都人包容；重庆人容易交友，成都人常只是熟人；重庆患儿花子硬，成都娃娃嘴巴角；成都假打，重庆来真格；成都自嘲兼嘲他，重庆嘲他兼认死理；成都闲散，重庆急促……
“成渝之间，千万别停止争吵。”一位网友发出颇为另类的观点，他认为“争吵是一种风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争吵堪称风景中的大手笔”。成都与重庆之间的争吵从现实走向网络，在“口水仗”中各自展示着自己的城市形象，停止争吵哪一方都会感到寂寞。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精彩。哪天成都不再和重庆争，重庆不再和成都吵，那大家才是真的疏远了。

本书是新人力作的合集，是网络时代人们的传播和表达方式深刻变化的一个见证。它来源于生活，反映的是民众的心声。王怡的杂文取材很广，从武打小说、古典名著、影视作品到中外历史、社会制度及至当今国际时事，无所不包。他的笔调轻松自如、诙谐幽默，善于用民间的活语言。他对自由主义在着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在评论人和事时有自己的主导立场。
王怡笔下的杂文，可谓当今杂文中之另类。之所以是另类，不只是因为他的知识面和兴趣很广，从金庸和古龙的小说、古典名著、影视作品，到中外历史、社会制度乃至当今国际时事，无所不包；也不只是因为他的笔调轻松自如、诙谐幽默，善用民间的活语言，杜绝一副天真的学生腔；而且是因为他的杂文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并且一以贯之，这一点难能可贵。作者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因而在评论人和事时有自己的主导立场，而不是人云亦云，左右摇摆。
这里收录的就是王怡近年在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杂感，根据大致内容而编成五辑。其中第一辑的主要题材取自金庸、古龙和古典名著中的人物，借古而谈今日之时风和道德。
这是一部新人力作的合集，也是网络时代人们传播和表达方式深刻变化的一个见证。它来源于活生生的生活，反映民众的心声，必将回报于作者所深爱的人民。

本书是作者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随潘光旦赴川东南、鄂西南走访土家期间留下的摄影纪录。对于土家族的研究，潘光旦可以说居功至伟。他的调查结果直接促成了中央将土家认定为单一民族。张祖道第一次将潘光旦对土家族的实地调查用影像方式记录下来。在他的镜头下，展现了土家族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近百幅的照片里，他们汲水、喂猪、赶场、筑堤、喊号子、抽闷烟，跳摆手舞、唱薅草歌，真实、自然而生动。
人们有理由相信，本书将会和纪录费孝通实地调查的《江村纪事》一样，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影像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老戏的前世今生》结合当下的全球化背景下国人的生存状况和时尚话题，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和分析，使这些传统老戏焕发出崭新的内涵和风采，懂戏曲的内行可以看出其中的曲折和堂奥，不懂戏曲的外行读者也可读出其中亘古不变、历久弥新的不变道理，从而对老戏这一至今仍保持着自己妖娆旖旎的容颜和心灵的美丽事物有一番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