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collection of pictures by an acknowledged master of photography, now updated to include 11 new images, forms a document of the spiritual and physical state of exile. The sense of private mystery that fills these photographs - mostly taken during Koudelka's many years of wandering throug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leaving his native Czechoslovakia - speaks of passion and reserve, of his "rage to see". The images here interrogate and penetrate, and reflect the nature of alienation. The accompanying essay by Robert Delpire invokes the soul of man in search of a spiritual homeland. Josef Koudelka's photographs of the Warsaw Pact armies' intervention in Prague won him the Robert Capa Gold Medal in 1969. In 1970 he left Czechoslovakia for asylum in England and became a member of Magnum Photos.

★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真实记录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事件
★“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每一页，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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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幸存者口述实录，每一页都是感人肺腑的故事
作者冒着核辐射危险，深入切尔诺贝利，采访当地幸存者
人类史上最惨烈的科技悲剧，今天的我们该如何避免灾难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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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6日，史上最惨烈的反应炉事故发生在切尔诺贝利。这是史上最浩大的悲剧之一。作者访问了上百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灾影响的人民，有无辜的居民、消防员、以及那些被征招去清理灾难现场的人员。他们的故事透露出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恐惧、愤怒和不安当中。
本书将这些访谈以独白的方式呈现，巨细靡遗的写实描绘，使这场悲剧读起来像世界末日的童话。人们坦白地述说着痛苦，细腻的独白让人身历其境却又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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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每一页都是奇异而残忍的故事，就像那些残留在幸存者身上的辐射。
★《伦敦时报》——如同古希腊悲剧表演的合唱团，本书收录了众人的心声。短期之内，我们恐怕不会再有机会读到这般真实记录愤怒、愚昧、英勇和伤亡的文字。
★《每日电讯报》——从受访者的独白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创造了这样一种历史：无论离这些事件有多远，读者都能感同身受，如有切肤之痛。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切尔诺贝利是欧洲的一场海啸，这场海啸不仅是由我们人类所造成的，而且还永无止尽。如果你对未来抱有好奇心，我强烈推荐这本书。书中的切尔诺贝利是个充满极端与未知的地方，一个现代科技发展造就的戏剧世界。
★《出版人周刊》——口语叙述的历史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充斥着面对命运时的无奈、艰苦卓绝的勇气，以及浓厚的黑色幽默……如同不可磨灭的X光透视着俄国人的灵魂。
★《国家》杂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本杰出著作，忠实地记录着她那些白俄罗斯同胞的生命与死亡。本书终于将在美国上架……这是无与伦比的见证。
★《书目杂志》——书中记录着受污染的世界里骇人的生活。这些典型的故事分别传达出不同的声音：愤怒、恐惧、无知、艰苦、英勇、同情和爱。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损害健康的风险，深入前线收集这些见证，把故事转化成令人难忘的精辟著作，我们只能期盼书中的灾难不会重现。

本书是一本图文集。收录了摄影家任曙林的一百八十多张珍贵照片，也即他命名为“八十年代中学生”的照片集，同时与这些照片收录在一起的是十几位经历者、观察者的文字。
翻看这一张张照片，不论是黑白照还是彩色照，都透着浓浓的特属于八十年代的气息，完全不似如今数码照的鲜丽、精确，这些从胶片中诞生的照片似乎都有了生命，从快门按下，定格到暗房里的洗印、悬干以至日后的保存、展示，它们都像带着自己的故事，一路走来。
这一百八十多张照片，不仅是一个摄影师的一次漫长的记录，更是一代人对自己曾经历过的时代的一种记忆。照片中的这些“八十年代的中学生”，如今大多已是年过四十的中年人，而他们的孩子现在又多在经历自己的中学生生涯。今夕比照，相信这照片中所展示的，已不仅是这些已为人父母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所经历的生活，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那过去的一切真的已经成为“历史”，如今的中学生还能想象他父母们的中学时代吗？

A group of elite conflict photographers have banded together under the photo agency, VII, in an effort to uncover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Iraq War.
In the wake of September 11, the VII agency was formed by award-winning veteran photographer James Nachtwey and colleagues, and has since covered the site at Ground Zero, the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and the Iraq War since America plunged headlong into its “War Against Terror. ” For Nachtwey, 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of nearly a quarter century of war photography began crystallizing into a vision centered around Ground Zero. Come with us as we discover what this vision was, delve into respective war photographers’ thoughts and actions in the heat of battle, as well as how the face of war has changed since 9/11.

1992年至1996年，吕楠在中国十个省市拍摄了三部曲的第二部《在路上》。这期间，吕楠接触过的教堂超过百座，但他却把重点放在了日常生活中教友是如何践行爱和信仰的——那才是教友心中的教堂。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人内心的神性与日常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磨炼的历程，通过现世的福与祸对他们的考验，人在向上确立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发现并关照自身的光亮。

尕玉（张磊 饰）本来是个警察，为了调查藏羚羊猎杀状况，他假扮记者身份，随考察团来到可可西里——那里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含氧量极低。就在这个人类生存的“禁区”，尕玉目睹了一幕幕人性的贪婪以及人类与环境的狂暴冲突。首先是藏羚羊保护站的巡山队员被盗猎人枪杀，接下来他们见到了悲惨的一幕：盗猎者逃走，只留下众多只剩嶙峋白骨的藏羚羊。巡山队员在恶劣的环境中追捕凶手，最终只夺回了一部份的藏羚羊皮毛。一方面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另一方面还要与凶残的盗猎者周旋，巡山队员和尕玉面临着生死考验。

继布列松、马克·吕布和刘香成等摄影大师之后
专注拍摄中国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西方摄影师
行走拍摄中国三十年作品首次在国内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以阎雷的大型摄影集《中国》为底本，甄选并增补部分未公开发表的照片，重新编排成册，全面呈现1985—2000年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日常生活、经济起飞和社会巨变，用镜头为整个中国创作一幅最鲜活、最富生命力的肖像。
作者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三十年间足迹踏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具有厚重灰色调的国度在20世纪末对变革的渴望、对新鲜事物的痴迷，通过他的视角，将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微妙和激烈之处真实地传递出来，真实展现了那段逐渐远去的历史。
【推荐语】
16岁，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是我在中国的一种生活，很神奇。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第一次签发针对个人的外国人旅游签证。我听到这个消息就睡不着觉，我要学习摄影，我要学习中文，我要拍中国改革开放。他们在叫我，我应该去。所以我来中国了。
我没有后悔这个梦。
——阎雷
以中国为主要拍摄题材的外国摄影师中，阎雷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人之一。他完全可以与他的前辈马克 •吕布比肩。
——那日松

弗·克 阿尔谢尼耶夫考察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时，遇到了一位赫哲族猎人德尔苏·乌扎拉，请他做向导。流浪猎人乌扎拉譬觉灵敏 对山林无比熟悉 能嗅到动物的气息。辨别人和动物的足迹等等。他凭借高超的生存本领，数度帮助阿尔谢尼耶夫和他的队伍渡过难关，多次救了阿尔谢尼耶夫等人性命。两个男人在森林探险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5年以后，阿尔谢尼耶夫把德尔苏带到生活无虞的城市居住。可老猎人处处与现代化的社会发生冲突。最后，属于大自然的德尔苏·乌扎拉返回莽林中，不幸死于盗贼之手。
本书是对一个善良朴实平凡的人的终极关怀，是一曲普通人的生命的挽歌。
本书是苏联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于二十世纪初在乌苏里地区考察后写出的地理考察报告，也是一部堪与《瓦尔登湖》相媲美的绿色文学经典，全书分为《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原名《乌苏里地区之行》）和《德尔苏·乌扎拉》两部分。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 《德尔苏·乌扎拉》引起国际影坛轰动，获得197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我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萨哈林岛是北太平洋上介于鞑靼海峡和鄂霍次克海之间的一个长条形岛屿，四面环水，俄罗斯帝国把它当作是罪犯无法逃脱的天然监狱，从19世纪60年代起，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刑事犯流放到这里，从事苦役劳动。
1890年，契诃夫决定前往萨哈林考察，虽然此时他已出现疑似肺结核症状，多次咯血，身体十分虚弱；但是他坚持说“有必要”到这个“不可容忍的痛苦之地”，去研究苦役犯的生存状态。
他参观监狱、和苦役犯谈话，用卡片记录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的简况，甚至目睹了死刑和种种酷刑，深受震动，“以致后来多次在噩梦中看见这些场景”。三个月后，他回到莫斯科，花了三年的时间，写出《萨哈林旅行记》。

1959年11月15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发生了一桩血案，一家四口惨遭杀害！这桩没有明显犯罪动机，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的离奇血案，震惊了整个美国，举国上下都在关注血案的侦破。杜鲁门·卡波特受《纽约客》杂志之邀，前往堪萨斯跟踪采访整个案件的进展，希望能找出藏在这起谋杀案背后的故事。随着采访的深入，卡波特对与自己悲惨经历相似的死刑犯竟生出了无尽的同情和爱怜，他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历时六年，在六千多页案件调查笔记的基础上，卡波特把传统小说的想象力和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这部举世皆惊的小说！小说重现了血案发生以及为追捕、审讯、惩罚凶手而展开的调查的全过程。全书充满了全新的、令人着迷的悬念！

这是一本讲述陕北黄土地上最后的盲说书匠故事的书。里面穿插了许多定格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场景的照片。这些照片不可能去改变那些一辈子悲壮、困难和无助的盲人命运，但起码能够让看见这些照片的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年事已高、双目失明的盲人长年奔走在崎岖的山道上，游走于村庄之间，为偏远地区的百姓传唱着传统的忠孝节义，以及关于生活的苦涩、欢愉。
本书为纸上纪录片在路上系列丛书之一种。它再现了盲说书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场景，而且展示了他们在现代文明逐渐融入和影响寻常百姓生活的进程中，与即将被遗弃的命运的苦苦争斗。全书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

《火车上的中国人》主要内容：火车和我们中国人的关系很密切。火车是临时的大家庭，是流动的小社会，它浓缩了人生百态：身穿各种流行时装的青年男女乃至小狗小猫堂而皇之地在卧铺上占有一席之地，风靡全国、充斥东西南北中的麻将牌打个不停，92岁的老方丈戴着洁白的手套为小姑娘号脉，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刚刚出生的婴儿，身心俱疲为生存而奔波的打工族，对对爱侣旁若无人地嬉闹调情……令人难忘的镜头太多了，有的让人欲罢不能，用心寻总有令人感动感怀的时刻；有的使人欲拍不忍，总是在矛盾与困惑中按下快门。在留住美好瞬间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

照片里的人，都是上海人。说到上海人，过去的就是大亨、政客、商贾、红伶、冒险家，鸳鸯蝴蝶、夜色撩人，而现在的，白领、小资、红马夹，新天地流光溢彩，陆家嘴车水马龙，都说上海是风花雪月的，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上海的音乐细节，在那些华丽和繁荣的表象下，虚构放大着跌宕起伏，来历不明的神话故事，如果不沉下心细看，难免会无视那沉郁的苍穹下贴肤痛痒的人生。
我看着照片上的这些人和他们所在的环境，感觉到亲切、熟悉，同时也感到巨大的陌生，见得越多，越觉得在这一切下面肯定有广阔更深邃的事物是我没有见到，难以接近的，我时时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人间万象，纷繁多姿，没有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就没有上海人，他们琐屑微渺的喜怒哀乐，冷眼辗转的灵肉浮沉，深如海，不可测。

本书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纪实摄影师们
记录中国现实的难忘影像
它们大多曾叩动过
社会的情感和所有怀有良知的心灵
当我们面对这些记录时
反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对历史领悟会更多一些
我们在其间发现关怀和人性
以鼓荡我们的激情、痛苦、爱恋、勇气和正义感
对当今中国更多的反省和领悟
将创造属于未来的意义
中国，有这样一群人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已习惯于从电视和报刊上泛泛地了解世界。这样的习惯证明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拥有平静。当我们每天在新闻中匆匆浏览遥远的灾难和不幸时，我们几乎不会去做多少思考，更不会去领悟这些事件与故事背后，整个社会的状态和其他群体的命运。
然而，有另外一群人却必须去直接面对这些。他们在或偏远或危险的地方奔波，年复一年进行着寂寞的守候或艰苦的追踪―不仅仅是为了填充新闻时间或版面，更多的是成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的证人。
人类的故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的故事，中国的故事更是如此。
因为时间，有了历史和命运；因为空间，有了社会和情感。
要叙述激烈跌宕的当代中国，离不开时间，
要认识真正的中国，需要走进许多我们看不见、
或者看见了也视而不见的空间。
因为变化太快，因为人口太多，
时间和空间其实是中国最稀缺的两大资源。

《被遗忘的人》1989－1990年
吕楠的三部曲之旅是从拍摄精神病院起步的，从1989年开始，吕楠前后走访了38家精神病院和上百个患者家庭。每拍摄一个精神病人，只要条件和情况允许，吕楠都会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了解病人的身世、家庭背景和病情，并作记录，采访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小时。通常接下来的拍摄会再花一至两个小时。
有一次，吕楠在北京安定医院拍摄，在一间病房外面，遭遇了一个强壮的病人，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就在这时，那个病人却向他伸出一只手，要和他握手。在这一瞬间，吕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此后，在吕楠的心目中，再也没有精神病这一概念，在他眼中，精神病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正常的感情。
吕楠在拍摄中发现，精神病人在“文革”中一度被当作是没有远大理想的人群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语录曾经被用来作为精神病人的治疗手段。他在四川一家精神病院的墙上看到一条标语：“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那个“魂”的云字旁被人抠掉了，变成了“没有灵鬼”。
陶世茂，22岁，是四川一个偏僻农村里惟一的大学生。寒假回家时首次发病，杀死母亲，打伤父亲。极度恐惧的家人便把他关进石头房子里。每天为他送饭的是最疼爱他的85岁的奶奶。
采访完患者的家属，吕楠提出要见一见患者，患者家属用杠子为他抬开压在石头房子顶部沉重的石块。吕楠下到石头屋子里，和病人聊了一会天。在此之前从来没人敢下去，但吕楠却发现病人非常正常。只是因为石头屋子里面太暗，环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吕楠才回到屋外。
患者的父亲和奶奶满面愁容地坐在石头房子前。吕楠和石头房子里的患者商量：我希望别人知道你在这样的屋子里，你的手能不能伸出一点来。患者照办了，于是，吕楠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只从狭小洞孔里向外徒劳挥舞的手比出现完整的病人像更令人震撼。
在谈到精神病院拍摄时，吕楠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尊严”。广西一家精神病院的重病者病房，全身赤裸的女病人站立在铁栅栏做成的铁门背后，双手搭在铁栏杆上，病房外的近景坐着一个老年女病人。照片旁的说明文字写着：重病者病房里23岁的女病人住院超过一个月，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13号病房。
吕楠说：“她可以坐在那里，也可以站在那里，也可以趴在那个上面，她可以在房间里的任何地方，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要让她的尊严显现出来，只要她是歪七扭八地靠在这个门上面，我就不会拍。”
吕楠对女病人说道：你能站过来一点吗？病人按照吕楠说的靠近门站着。近景的老年病人本来也在病房外坐着，但是偏离画面，吕楠看见了，希望把她也加进取景框：如果不加进来，可能会有两层歧义，一、会让人觉得这家医院所有的病人都是关在房间里的，其实病房里的病人只是比较重的一个；另外，画面上没有老年女病人出现，房间里的人就太强了。
吕楠叫老年女病人坐过来一点，更靠近画面中心：“很多人慢待摄影，他们有一个事先虚设的前提：世界是为摄影师准备的，你‘咔嚓’一下就行了，没那样的事。你必须要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不能违背真实，调整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够，但不能过。如果画面里没有关在房间里的女病人的话，就没有力量，老年女病人不过来，我也没法拍，我等她过来了，就开始拍，拍了五六卷，直到院方很客气地把我请出医院。”
吕楠对待所有的病人都一视同仁，即使是丧失行动和语言能力的病人。在一张照片旁边，吕楠写道：“天津的一家精神病院，她不会说话，是警察三年前在大街上捡的。她有破坏欲，医院不能为她提供衣服和被褥。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躺在地上，确切地说是躺在自己的尿和屎的混合物上。这些脏物一星期才会有人来打扫一次。拍照半年后，她死于这家医院。”面对这样的病人，吕楠按下快门的瞬间也是她挺直身子坐在没有床垫的床上，而不会是歪歪斜斜躺倒的样子。
吕楠在很多照片旁边都有简短说明，写下了病人的姓名、家庭、住院前后的基本状况。以前，别人问吕楠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照片说明，吕楠也讲不明白，直到看到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里对摄影家萨尔加多的作品提出了批评。桑塔格这样写道：“这些照片以孤苦无告的蚁民百姓为焦点，却又把他们打回孤苦无告的原形……他们的姓名在图片说明中一律从缺，拍摄人物照却不列出对象的姓名，等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名流文化同流合污，同时助长了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摄影口味的贪婪需索：只授予名流姓名，而将其他人贬降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及惨况的代表性样本。”吕楠发现现在可以很地好回答这个问题：我写下说明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苦难当作他们的职业。
也有例外，画册里有一张拍摄于北京一家精神病院的照片，小女孩怀抱一只玩具熊猫，目光与镜头对视。吕楠在照片旁边用简短的文字写道：女孩，11岁。由于缺少儿童病房，中国绝大多数儿童患者只能同成年人住在一起。这些成年人不仅不会照顾他们，有时还会打他们。
画册上原来有小女孩的名字，但是在画册制版的当天晚上，吕楠考虑再三，还是把女孩的名字划掉了。吕楠担心女孩以后痊愈了，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以前的经历，有名字就会带来麻烦。
耗时两年完成的《被遗忘的人》虽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吕楠并没有强调病人的痛苦和惨状，而是以极其克制的拍摄手法，真实再现了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我拍完了精神病院以后，才理解病人的想法：医院外面才是精神病院呢。里面倒像教堂，像寺庙，像修道院，宁静至极，安静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