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讲述的是民族志是一种为了调查和发现社区、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文化模式与意义的科学方法。作为科学，民族志和其他社会行为科学的调查方法的首要区别在于，民族志者要探索在他们赋予人们的行为和信仰以意义之前，人们都做什么，以及为什么 这么做。这样，人们的观点就形成了建立地方性理论的基础，我们可以检验这些理论，把它们和科学文献相衔接，也可以在改造后用于其他地方。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民族志要依靠研究者作为资料收集的首要工具，因此民族志者要特别注意偏见的问题和保证资料准确性的方法。

《跳出我天地》里，比利·艾略特的工人父亲坚持认为男孩子应该学拳击，而不是跳芭蕾；《光猪六壮士》里，下岗的工人们告别钢筋水泥，在聚光灯下跳起脱衣舞却收到了意外的喜剧效果.....
啤酒、烟草、男性气概的业余爱好、幽默但粗野的对话.....是电影给我们展示的英国工人掠影。
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保罗·威利斯教授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展现一个工业城镇里12个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从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这段时期内的学习生活经历，向我们解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为何选择继承父业——这就是《学做工》一书所呈现给我们的精彩内容。
2013年3月，《学做工》这本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终于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威利斯先生也将首次和中国的读者见面。
本书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第一部分是生动通俗的民族志的深度描写，第二部分是精辟透彻的理论分析，向我们解释了工人积极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 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新文化生产的结果。中文本还收录了作者于2000年所做的访谈，以及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和失业问题。

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来到陌生的国度从事家务劳动。雇用她们的台湾雇主，多数是青壮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父母辈少有在家雇用佣人的历史，这些“新富家庭”的经验，映现了台湾社会在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间关系的转变。

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蓝佩嘉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相对于2006年的英文版，作者以返璞归真的母语和大量的生命故事，描绘了“跨国灰姑娘”的身影，并且透过社会学透视，展现了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在全球化社会中相遇而生的种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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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呈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等界限，如何在家务移工的生命中形成。蓝佩嘉经由划界工作的理论透镜，为萌芽发展中的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这是一本杰出的作品。

——Rhacel Parreñas, 布朗大学美国文明学系教授

我们或许会以为，只要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接触越多，我们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就越亲密。但是蓝佩嘉指出我们错得有多严重。在某些状况下，台湾的女雇主和他们的菲佣很“亲密”，但在其他时候两方则非常疏远。的确，有时最接近的反面最为遥远。这本脉络清晰、掷地有声的重要著作，便是在讨论这些现象如何发生。

——Arlie Hochschild，柏克莱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学术作品，论述圆融、研究透彻、理论扎实，不但具有高度可读性，而且蕴含深度人文关怀。

——Delias Davin，英国里兹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荣誉教授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
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文本的建构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