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十年前她被选择成为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却因毫无经验而遭遇挫败，非典时期成为现场记者后，现实生活犬牙交错的切肤之感，让她一点一滴脱离外在与自我的束缚，对生活与人性有了更为宽广与深厚的理解。十年之间，非典、汶川地震、两会报道、北京奥运……在每个重大事件现场，几乎都能发现柴静的身影，而如华南虎照、征地等刚性的调查报道她也多有制作。在书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书中记录下的人与事，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
《看见》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已。——柴静
海报：

《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内容简介：建立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是改革采用的主要发展模式。为此，国家一方面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以前的集体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在城市和加工工业区推行资本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以取代原来的国有企业主导的计划经济。

《健全的社会》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是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的一次有力的探索。
精神健康的问题是否只涉及某些“不适应”社会的个体？社会作为整体是否会患上精神病？对此，弗洛姆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现代社会使人们与自己创造的事物、自己建立的组织、其他人，甚至自己疏离开来。现代资本主义造就了“可支配的人格”。对这种趋势放任自流的结果将是为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在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组织方案后，弗洛姆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在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再是达成其他人的目的的手段，个人的幸福是社会的核心关注点，社会的经济增长不应凌驾于个人的发展之上；在精神健全的社会中，个人应当富有创造力和责任感。
作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对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与传统的弗洛伊德派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后者将性欲视做人的感情和欲望的基本动力。对此，弗洛姆明确提出：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植根于他的本能需要，而是产生自人类生存的特殊环境。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学说的影响。

An eye-opening and previously untold story, Factory Girls is the first look into the everyday lives of the migrant factory population in China.
China has 130 million migrant workers—the lar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In Factory Girls, Leslie T. Chang, a former correspondent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n Beijing, tells the story of these workers primarily through the lives of two young women, whom she follows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years as they attempt to rise from the assembly lines of Dongguan, an industrial city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As she tracks their lives, Chang paints a never-before-seen picture of migrant life—a world where nearly everyone is under thirty; where you can lose your boyfriend and your friends with the loss of a mobile phone; where a few computer or English lessons can catapult you in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ocial class. Chang takes us inside a sneaker factory so large that it has its own hospital, movie theater, and fire department; to posh karaoke bars that are fronts for prostitution; to makeshift English classes where students shave their heads in monklike devotion and sit day after day in front of machines watching English words flash by; and back to a farming village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revealing the poverty and idleness of rural life that drive young girls to leave home in the first place. Throughout this riveting portrait, Chang also interweaves the story of her own family’s migrations, within China and to the West, providing historical and personal frames of reference for her investigation.
A book of global significance that provides new insight into China,Factory Girls demonstrates how the mass movement from rural villages to cities is remaking individual lives and transforming Chinese society, much as immigration to America’s shores remade our own country a century ago.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
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中国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