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对李白和杜甫有了殊为不同的眼光，这种眼光能使我们看出他们的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和现在十分不同。那时，我们拥有基本的原材料，虽然王绩的五卷本诗文集直到1987年，也就是《初唐诗》出版十年之
后才面世；那时，很多诗文集的笺注本都还没有问世，我们也还没有傅璇琮等学者就作者生平和诗歌编年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文献把检索字词变得非常容易，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时，我们缺乏现有的种种研究工具，只能依赖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学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研究领域精彩纷呈，令人欣慰和鼓舞。
《初唐诗》、《盛唐诗》有它们的局限、错误和缺点。如果能够重写，它们一定会很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即使在多年之后，我相信书中的一些基本论点和对文学史采取的视角仍然不无其有效之处。
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我们不应对一个长达百年的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而应该检视较短的时期，作家群体，不同的区域。这样一来，传统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交游考、年谱，就会和文学史写作以及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崭新的意义。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
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造。
最后，我要向这两本书的译者贾晋华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如果三联书店认为这两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在中国再版，那么，功劳有一半属于贾教授。
2004年8月

本书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系列国别文学史之一，该系列由著名学者主编，因定位的读者目标为普通大众，故力求以叙事的方式写成一本整体连贯、可通读的文学史，而非仅供专家参考的研究性论著；同时又能深入浅出地把相关领域最前沿的观点和学术成果呈现出来。
《剑桥中国文学史》力图实 践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文学文化史：相对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分析，更重视物质文化发展——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杂志与报纸副刊等——对文学的影响；相对于对作家个体的强烈关注，更注重文学史的有机整体性，及对一些倾向和潮流的梳理；相对于以朝代断代、将文学史与政治史重合，则更强调文学、文化的历史自主性；相对于传统文学史致力于将作者和作品定型和定性，则更注重文本的不确定性……因而作者问题，文学的接受史，印刷文化，选集的编纂，文本的制作、流传与改写等等在本书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一部新的文学史，是一次重新检视各种范畴的机会，既包括那些前现代中国的范畴，也包括1920年代出现的新文学史所引入的范畴。重新检视并不意味着全盘拒斥，只意味着要用证据来检验各种旧范畴。
——宇文所安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是宇文所安教授199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包括一篇导论和七篇论文，并附录了三篇古典诗歌、传奇作品的英译。全书在所探讨的时序上似乎延续了《初唐诗》、《盛唐诗》，其旨趣则大有不同；它的篇幅较之宇文教授的前两部著作要小得多，而涉及的论题之广且大，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各篇的要义，宇文教授在导论中现身说法，已有揭示，此处也就无庸辞费了。
第一篇论文，《独特与独占》，将中唐文学对身份的再现视作对他人或为他人所排斥。在个人身份的层面上，这样的一种特立独行要吧表现为宣称自己优于他人，不过它也可以是一种异化感，而这种异化感造成了他人对自己的排斥。在中唐时代的作品中，特立独行表现为一种独特而易于辨识的风格，它可以为他人所袭用，但它却总是与一个个体作家挂钩。
接下去的一篇论文，《自然景观的解读》，讨论各种不同的再现风景的方式，显示自然的潜在秩序如何在中唐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文本对于自然的井然有序的表述和品评；这样的风景具有建筑性，这在先前的诗歌是罕见的。另一方面是对于缺乏潜在秩序的风景的再现，是美丽去不连贯的细节的堆砌。
这第二篇论文公限于物理世界秩序的再现问题，然而同样的问题也在人伦世界的事件中生成。《诠释》这第三篇论论文探讨中唐时代的一种倾向，它对现象所给出的推测性解释，要么就是与常识相乘违，要么就对通常认为无需解释的境况做出解释。如此独特的诠释，缺乏任何证据或文本章顺的支撑，常常沾染上一层富于反讽甚或疯狂的意味。
第三篇论文《机智与私人生活》审视对私人空间和闲暇活动的游戏性的夸大诠释，作为抗拒常规价值的一种私人价值观的话语。
第四篇《九世纪初期诗歌与写作之观念》探讨中唐时期对写作，尤其是对诗歌写进行再现时发生的某些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两篇文章探讨八世纪晚期成形的新的浪漫文化。

作为一个含蕴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行为，追忆不仅是对往事与历史的复现与慨叹，也寄寓着儒家知识分子追求“不朽”的“本体论”的焦虑；更体现了“向后看”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和思维模式。
全书不按年代排序，也不求分类阐述，作者通过新颖独到而又论证充分的阐述与分析力图为我们建构一个一追忆的殿堂：“诗、物、景划出了一块空间，往昔通过这块空间又回到了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