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探讨人类在本质上是隔阂的还是统一的、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两个永久性的问题开始，深入剖析政治权力关系各个层面的诸多问题，最终展现出“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一主题。作者呼吁要以苏格拉底的对话精神和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破除意识形态的藩篱，构建开放的政治思考领域，以利于公正社会的建立。

法兰克福在《论扯淡》里，劈头就是一句结论：在我们的文化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在“扯淡”。虽说扯淡无处不在，却没有一种学说，一个理论来剖析他，他的主旨不在于提供一个理论模型来解析扯淡，而是探讨现今社会何以充斥着言不由衷的扯淡。文中，作者以哲学的辨证方式，开宗明义地区别了“扯淡”与“说谎”。扯淡不是说谎，却是真理最大的敌人。因为说谎的人知道何者为真，却讲的是假话。而扯淡的人既不关心何者为真，也不关心何者为假，只在乎自身利益。这种认为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就是扯淡的本质。法兰克福在书中将矛头直指当今社会，他指出，扯淡之所以充斥我们的社会，与当代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里的种种扭曲不无干系，它助长了扯淡的膨胀，特别是在政治、道德和宗教等分配权益的关键领域，在那里既难以有真伪的辨别，而追求真伪辨别又有风险和麻烦。靠扯淡来搪塞、敷衍、扭曲、误导遂成为权宜之计，更有蔚为主流的趋势。

编 者 序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约瑟夫·巴特勒
万物有本然……
——以赛亚·伯林
巴特勒这句话是以赛亚·伯林最喜欢的引语之一。在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中，伯林一再引用。我以此开头是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会，因为这部集子无论如何不能算做伯林关于浪漫主义的新书。自伯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A. W. 梅隆系列讲座上做了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之后，他曾试图将其变成文字的著述。在其后的那些年里，特别是他于1975年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之后，他不断扩展自己的阅读，积累了一堆笔记，以期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把所有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重新开始整理他的资料：他列出一些标题，并把筛选出来的笔记口述录制到磁带上，归纳到预设的标题之下。他甚至考虑利用已有的材料为E. T. A. 霍夫曼的著作写一个长长的序言，而不是独立成篇，作为他的一个专题研究。但这个计划屡屡搁浅，部分原因可能是资料准备的过程太长，致使写作的兴味阑珊。据我所知，到后来他对这本计划过的专著未著一字。
显然，对于伯林的读者来说，他未将演讲修订成书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对他本人来说亦是如此。但未及付梓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当初就完成此书的写作，那如今这本充其量只算是编辑过的讲稿就永远不会出版。一旦经过精心修改和扩充，伯林演讲所特有的那种清新、直接、强烈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难免会变得晦暗。伯林还有一些脱稿演讲最终都是以录音或抄本的形式保留下来，我们不妨拿这些演讲与那些终于修订成文的稿本，或者演讲参照过的文字稿本做个比较，就会看出伯林为了出版曾经三番五次修改过他的内容。显然，这些修改使其更具知性和精炼，但有时不免减弱了口头表述本有的魅力。或者，反过来说，根据一篇尚未斧削的长篇底稿——伯林称之为“残篇”——来做演讲，而非照本宣科，演讲内容就会显得酣畅淋漓。或许，以多元论的术语衡量，这二者之间的优劣根本不可比较。在这种情况下，优也罢，劣也罢，伯林的主要思想成就之一也只能以前一种形式存在了。
我所用的标题是伯林自己早年计划写作该书时拟用的。在演讲时，他将标题换成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来源”（Sources of Romantic Thoughts）。因为在索尔·贝娄1964年出版的小说《赫索格》的开篇几页里，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里试图讲授一门成人教育的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恰好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个巧合。伯林自己明确否认它们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无论如何，先前的标题显然更加响亮。如果伯林当时确实因为某些理由放弃使用一个更好的标题，这些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伯林正式演讲之前所做的导引性评论有些随意，不适宜出现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但它们还是具有一定的序言价值。在此，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主要部分：
这些演讲主要是面向真正的艺术专家——艺术史和美学专家，我自己可能无法跻身其中。选择这个论题唯一充分的理由是，浪漫主义运动一诞生便与艺术息息相关：虽然本人对艺术知之甚少，但不能因此将艺术逐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起码得兼顾一下。
在某种意义上，浪漫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较之它与其他领域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假使我有资格来谈论浪漫主义，那是因为我打算涉及社会政治生活以及道德生活；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的运动，或一次艺术运动，而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支配生活其他方面的运动，艺术君临一切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至少，我将力图证明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下面这个片段也很有意思，它显然是伯林演讲之前草拟的开场白。我发现这是伯林为这个课题所做的笔记中唯一一段出自他本人的表述：
我从未想过给浪漫主义的性质和目的下个定义，因为，诺斯洛普·弗莱明智地告诫过我们，如果有人试图证明某些特征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比如说，对自然和个体的全新态度，试图证明这些特征只有在1770年到1820年之间的那些作家才具备——并将这些作家的态度与蒲柏或拉辛的态度做个对比，那么必定会有别人从柏拉图或迦梨陀娑那里找到反证；从哈德良皇帝那里找到反证——肯尼斯·克拉克就是这么做的；从赫利奥多罗斯那里找到反证——塞埃就是这么做的；从一个中世纪西班牙诗人或前伊斯兰阿拉伯诗人那里找到反证；最终还会从拉辛和蒲柏那里找到反证。
我也不想暗示尚有一些纯粹的界定——借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我们可以说任何艺术家、思想家或任何人都是彻底浪漫的，而非其他：比如说人是一个绝对的个体，这就是说他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人具有绝对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他自身完全没有特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界定并非毫无意义，相反，没有这类界定我们寸步难行：它们标明了一些属性、倾向或理想的类型，我们用来发现、确认，或者说强调（如果先前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的话），对，就是强调（因为我想不起比它更合宜的动词）那些通常称之为人的特点、行为、观点、运动或学说的方方面面。
说一个人是浪漫的思想家或浪漫的英雄，并非泛泛之言。有时这是指他或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解释，解释的依据是一个目的，或者说一连串目的（它们之间也许互相抵牾）；或者是一种视见，兴许就是一瞥或揣度——这些解释可能指向某种基本无法感觉的状态或行为——诸如生活中一些事物、一次运动或作为生活本质一部分却未得到解释（也许是难以解释）的艺术作品。对多数研究浪漫主义不可尽数之方方面面的严肃作家来说，这些正好就是他们意欲穷究的目标了。
我的意图更加有限。在我看来，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浪漫主义运动之前，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浪漫形式中，而非他们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也非那些属于他们所有人的浪漫形式；而是见于浪漫派所具有的最典范的东西中。没有这些典范，则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那些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便不可能产生。如果大家说我还未论及深藏在浪漫主义之内或哪条宣言核心中的特征的话，我欣然承认。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的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形式和症状。此外无他：但这也足够了。因为我希望说明的是这次革命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比起影响力不曾受到质疑的那三次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一点都不逊色。确实，我所关心的这次运动已关联到各个层面。
在编写这些讲稿时（根据BBC的录音），我尽量克制自己。总的来说，尽量不做改动，以保证文本的流畅上口；我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随意风格和偶尔出现的不怎么规范的表述——对于演讲来说，这种随意和不规范其实是很自然的。即便有时候需要在句法上做大量的润饰工作（多数即兴所说的句子是需要这种整理的），也不会妨碍人们理解伯林的原意。伯林本人从前对讲稿所做的轻微修改也包含在整理过的文本之中，那些能够听到讲座录音的读者，如果将此书和录音进行对照，便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坚决反对自己在世时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P. H. 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J. G. 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校 后 记
1965年，以赛亚·伯林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系列后来定名为《浪漫主义的根源》的脱稿演讲。1999年，经过伯林文稿的主要信托人和编辑亨利·哈代的“尽量不作改动”的整理以及适当的句法上的润饰，这些当初令听众魂销神醉的思想咏叹调转换为文字的华彩乐章，依旧保持了伯林特有的雄浑而酣畅的即兴风格。一连三届，我选用这本演讲集作为我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浪漫主义批评文献导读》的基础读物。每当念到一个个密集重复、内嵌层层悠长而澄澈的定语从句的排比句段时，我不禁要说：“这是天神眷顾天才的时刻：思想以急板的方式奔向伯林。”
如此富有音乐性的美文是很难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在近一年的翻译过程中，三位译者时时有言不从心之感；在一年又半的校对过程中，我不时有词不尽意之叹。使我们敬慕不已的伯林式的表达居然成了难以穿越的魔沼。如果说，原文的编辑为了保留伯林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文风”而刻意避免“精心修改”的话，那么，我们则需要特别的精心移译那些“近乎于飞扬和舞蹈”（尼采语）的句子。但是，无论多么精心，我们依然难以追摄伯林的神韵。如果说，在翻译大家那里，翻译是“殊语传深意，终然是夏声”的话，那么到了我们这里，翻译也许是此间有真义，执筌而失语了。
本书的翻译不尽人意，但整个翻译和校对的过程却是一个磨砺我们的耐心和细心的反复合奏。我们四人相当于一个四重奏小组，每人各扬其长，却又能彼此应和。我曾是三位译者的老师。2000年，我有幸得到哈佛燕京的资助，前往哈佛访学一年。期间，除了进修与研究计划有关的课程之外，我还旁听了数门本科生的小型讨论课。在亲历了一番西文经典的炙熏，领略过多次师生间追问与辩难的精彩之后，我想与其临渊羡鱼，不如见贤——“效颦”吧。个人之力，虽无法撼动大的格局，但还是能够做点微小的改变的。回国后，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英语小说杰作细读》，挑选了十篇具有诗性叙事特点的英语小说经典，引导学生紧扣文本，一字一句地细读。也许是教学方式未循宏大叙事的惯例，也许是文本内容超过一般中文系学生的英语程度，上课的人渐渐少起来，最终剩下包括三位译者在内的五位学生，结果却成全了我的实验目的。五位学生好学敏问，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从游关系。当我第一次给研究生导读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时，我邀请三位译者旁听。后来，她们分别（先后）进入国内外名校读研或攻博。借助互联网，我们保持密切的互动，共享学术资源，交流读书心得。讨论最多的，也许就是伯林了。当得知刘东先生正约人翻译《浪漫主义的根源》，我便不揣浅陋，推荐吕梁、洪丽娟和孙易担当主译，自荐充当校对。坦率地讲，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后来所要经历的那种踟蹰旬月、一词难求的窘况，我是断然不会有此冒昧之荐的。我未高估三位译者的能力，但的确低估了伯林文体的难度——它听起来平易（否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听众也不会准时打开收音机，一连数小时收听他在BBC做的广及哲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即兴演说了），实则宏奥：长句的洪流，裹挟着巨量的观念、暗示、警句、引典、逸闻、考释、推断倾泄而出，从一个论题奔向另一个论题，情绪不断上升，观点不断加强，形成一个个兴奋的渐强音，最后涌向宏伟的高潮。如此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听众跃上智慧星空的天梯，却是译者莫可奈何的天堑。
所幸，校对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数位好友的外援。布朗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陈陆鹰博士德英俱精、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金林教授专治德国哲学，一有疑难，我便求助于他们，总是得到积极的回应，而且往往引出他们的妙论。正是他们的质疑或修正，我对伯林的解读从文体的层面下潜到稍深一点的深度。在此，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要真诚地感谢余婉卉同学：她帮助我统一了索引与正文的人名。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主编刘东先生的信任：在读过我的一篇海外汉学的书评之后，他把一本影响甚巨的“小书”的翻译托付给一个他不曾谋面的末学。他的信任成为我前后校对四遍的动力。
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囿于学识疏浅，不免舛误，多有不逮，祈望读者恕谅，方家惠正。
张箭飞
2006年7月于东湖放鹰台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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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共六十六卷，由四十多位不同时代的作者写成，创作时间跨越一千多年，全书信息首尾相贯，浑然一体。这样一本书是怎样形成的？它如何被翻译成了两千多种的文字？它如何在逼迫者的火焰与怀疑者的批判中存留下来？它在历史长河中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本书讲述的就是关于这本奇书的奇妙故事。
本书精裝铜版纸全彩印刷。全书分为五部分：旧约的成书、新约的成书、圣经与迅速发展的教会、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圣经与现代社会。书前附“历史时间表”，书后附“参考文献”及“英汉译名对照表”。西雅图大学陈佐人教授作序导读。

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这是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假想公案。富勒还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这一著名的公案成了以后西方法学院学生必读的文本，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更多的公案。1998年，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游戏，假设五十年后这个案子有机会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又针对这个案子各自发表了判决意见。他们真的有罪吗？请看十四位法官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各个流派的法哲学思想，有如一桌法哲学盛宴，让读者得以品味精彩动人的深邃思辨，培养适应法治社会的法学素质。本书既是法哲学专业领域寓言式的经典文献，又是大学跨学科通识教育的理想读本。本书适合的读者是那些不热衷于给观点贴标签或猎寻虚幻、对严肃而有意义的论证充满兴趣的人。

上帝能否创造一块他自己也举不动的石头？如果他不能创造这么一块石头，显然他不是万能的。如果他创造了这么一块石头，那么他将举不起来，所以他不是万能的。上面的这个悖论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游戏。悖论像是撕开遮盖着真理殿堂的帷幕的一条裂口，让人如此诧异，却又难以捉摸。哲学进步的历史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惊艳悖论的迸现和解决。作者用悖论的方式叙述了三千年的哲学历程，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哲学每一次进步所面对的复杂困境，以及哲人们突破这种孤绝之境的犀利智慧。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名说出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是一本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教集或者说是查拉图斯特拉的行藏录，又有点像圣者传一类的书，但这位圣者并不是宗教的圣者，而且本书并不像一般宗教书那样枯燥乏味，却是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散文诗。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包括了尼采的全部思想。全书以汪洋恣肆的诗体写成，熔酒神的狂醉与日神的清醒于一炉，通过“超人”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讲未来世界的启示，在世界哲学史和诗歌史上均占有独特的不朽的地位。

《章太炎国学讲义》收录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两次具有代表性的公开讲学记录，较系统地展示国学的概貌，是国学爱好者及研究者了解国学的必读之书。
1.《国学概论》，通俗易懂、简略概括，对中国传统经学、哲学、文学进行精到而系统的简述，是热爱本国传统文化的读者的最佳入门读物。
2.《国学略说》，乃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治学心得，内容系统精炼、深入浅出，行文典丽古雅，集章氏毕生功力于一书，是了解章氏思想及国学进阶的最佳指引之书。

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
儒家"君子"的理想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
论文化超越
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
实证与诠释
"吾尊不出如苍生何"的梁漱溟先生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
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
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

《逻辑哲学论》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著作，也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早期重要著作。维特根斯坦在这本书中否定因果律，断言逻辑和数学的命题都是重言性质的，所有哲学史上争论的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哲学的任务只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即日常语言的明确化。这种思想对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善的研究》是日本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处女作，内容共分四编：一、纯粹经验；二、实在；三、善；四、宗教。“纯粹经验”与“实在”两编论述了“两田哲学”的基本观点，“善”和“宗教”两编则是这个基本观点在伦理学和宗教上的应用。
《善的研究》从“纯粹经验”出发，主张真正的实在是一种“主客合一”、“物我相忘”的境界，企图建立一条既非唯心，也非唯物的哲学上的中间道路，实际上则是一种以东方佛教思想为基础，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材料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

人类能够相信所有的事情，但是也能堕入深深的怀疑和迷惑。问题部分在于我们的许多信仰缺乏理性的基础。更深也是更麻烦的问题还在于，对理性的追求本身又是这种怀疑和迷惑的来源。
在《行走于理性的钢丝上》中，罗伯特•福格林引导读者穿越悖论、幻觉及其激进怀疑论这些迷宫，而它们正是哲学探究的中心问题所在。福格林认为，我们的理性技能坚持要对宇宙作出纯粹理性的说明，然而同时，这些技能的内在缺陷又使得我们决不能完全满足这一要求。结果我们发现自己是处在一种不牢靠的地位，于是，要么用康德所谓的“形而上学幻觉”来安慰自己，要么接受激进怀疑论的立场。
通过反思古希腊的怀疑论者以及如休谟、康德、维特根斯坦、尼采及萨特这样的思想家，本书使得读者进入——并且穿越——哲学中某些最棘手同时也是最富挑战性的领域
作者语摘：
不受束缚的理性，会迫使我们进入两个相反的方向。其一是形而上学的方向，其传统形式就是试图用一种纯理性的因素，来说明实在那稳定内在的结构。认为必定存在这一结构，那正是理性自身的要求。其二是相反的方向，因为当理性趋于极限时，就会带来自我摧毁，从而引出激烈的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
但本书不是为这种选择提供指导，而是力图理解它们如何产生，我们又如何可能从中解脱出来。我的中心论点是，当假设理性可不受限制地运用时，就会出现这种根本性的选择局面。更深入的论点是，摆脱这些选择或许是困难的，在某些情形中或许还决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些选择带来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深深的焦虑”。
——罗伯特•福格林

《理性真理与历史》简介：希拉里·普特南系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性、真理与历史》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理性真理与历史》自1981年问世以来，短短数年时间便拥有了当代经典的声望，美国哲学学会曾为此书召开专题讨论会。
普特南广泛，透彻地把握了当代哲学重大问题和主要潮流，在本书中对波及语言哲学、逻辑哲学、精神哲学等等众多哲学分支的大量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尤其对真理的本质、合理性和历史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目的在于打破一系列长期支配哲学家及普通的人的二分法思维方式，克服主观与客观之间、事实与价值之间、独断论与相对主义之间等等的一系列对立。

本书作者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人是什么又可以是什么，而不是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告诉我们恶为什么总是散发着诱人的气息。从社会学及生物学的视角揭示了人的各种行为的必然性---尤其是恶。或许读者看完后会觉得恍然若失，但是“认识自己”这决非苛求，而是人类为自己找到合乎本性的道德，同时也是使自己遵守合理道德规范的前提。

追根溯源，人类之恶，实来自其动物性本能。同样道理，人类之善，也与生俱来。恶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人类社会的道德约束力量无法彻底约束人类的天性之恶，对恶感兴趣，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有恶的冲动。有时道德对天性的过分约束，会导致相反的效果———恶的爆发。在这个意义上，高尚的甚至严厉的道德要求并不总是对的。

奥地利学者弗朗茨·M·乌克提茨在书中一开始就引用叔本华的这样一段话：“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个小孩一样，如果你过度溺爱，他就变得很不听话；所以你对任何人都不能过于随和，过于亲切。”乌克提茨还转引瓦特松的话：“恶享有某种特权。它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坏蛋身上有一种引人遐想的力量，而这是任何一位美德的使者都望尘莫及的。”

本书是1755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文，文中提出了私有制的出现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一光辉思想。恩格斯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它是十八世纪中辩证法的杰作。


让·雅克·卢梭（１７１２—１７７８年） 勒赛克尔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引言 勒赛克尔
“论文”的发表
“论文”的渊源
“论文”的意义
有关研究卢梭的参考书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 卢梭
序
本论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作者附注

附 录（一）介绍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彼得·哥尔达美尔
附 录（二）让·雅克·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 普列汉诺夫

本书是丹麦著名哲学家日兰·克尔凯郭尔关于人生哲理探讨的一部名著。作者将自己传奇式的一段经历,用深邃的哲理加以分析,揭示了人类情感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情结:对真实情感的追求的强烈与艰难。

悲剧心理学：中英文合本，ISBN：9787533602543，作者：朱光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