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一书分“服饰”、“饮食”、“起居”、“鉴赏”四辑，作者对古代的名物、生活细节怀着深深温情，以清丽的文笔、幽微的心思，挖掘意趣、渲染喜悦、旁征博引、乱花迷眼，又每每能以小见大。书中另附有大量精美的彩图，使之更臻完美。潘金莲的发型到底如何？按书中的说法，是“红丝儿扎着，一窝丝攒上，载着银丝髻。”其实从图片上看来，这个“银丝髻”是个窝头形状的玩意儿，潘金莲成天将其顶在头上，还是“美极了”，依照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就未必如此。比银丝髻更高一级的是各种“冠”，是官宦人家的正室夫人才能享受的特权。潘金莲一生没有过戴冠的风光，因为她人生的顶点，只到了够戴银丝髻的段位。
其实本书不是单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有猎奇的欲望，所以这是一本有着好名字的有趣的书，对古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细节进行一番梳理考据，满足了我们“偷窥古人”的欲望又长了见识。如关于“红豆刨冰”等如今时兴的冷饮，书中考证说在宋代就有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汴梁街头的冷饮摊，青伞下高挂着“香饮子”字样的招牌。《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上还记载了当时的其它饮料：“绿豆甘草冰雪凉水”、“雪泡豆儿水”等，的确与 “红豆刨冰”遥相呼应。
读《潘金莲的发型》，很有欣赏李渔《闲情偶寄》的趣味，充分显示了古人休闲生活的情趣。掩卷而思，时尚、流行也确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柳敬亭是明代末年著名的民间说书艺人。本书分七个部分叙述他的生平事迹。其中除了介绍他在说书上的巨大成就以外，并着重叙述他的爱国活动和一些高贵的品质。

施绍莘尤擅长套，集中今存的套曲数量居明人之冠。他的作品熔清丽、雄逸、典雅于一炉，时人评谓“词太俊，情太痴，胆太大，肠太柔，舌太纤，抓搔痛痒、描写笑啼，太逼真，太曲折”，被公认为散曲表现风格之集大成者。

《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4卷)》各编的主编和担任注释工作的学者，都有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丰富经验。《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4卷)》凝聚了他们的教学心得和研究成果，这体现在资料的取舍与注释的详略之间，也体现在对一些疑点、难点的解释上，细心的读者不难窥其究竟。在编纂《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4卷)》的过程中，参加工作的各位学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
关于此书的体例等等，在卷首的凡例中已经有所说明，这裹就不重复了。作者只想对《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4卷)》的定位再强调以下两点：一、这既是一部高校的教材，也是一部供社会上广大读者阅读的书籍，二者并重；二、作者们追求一定的学术性，以严肃的学术态度编纂《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4卷)》，希望在选目、注释、评析等各方面都能体现作者们自己的研究心得，并就作者们学力所及尽可能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注明出处，并不因为是一部作品选注而放松学术的要求。作者希望读者有此一书在手，便可对古代文学的精华大致上有所了解；倘能熟读这一千篇作品，便可在古代文学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文学史》原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深入描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将中国古代文学置于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与探讨，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这次修订，在保持原来的编写宗旨、指导思想、体例、框架、特色、结构和篇幅的前提下，弥补已发现的缺失，使之更加完善。修订工作主要在以下三方面：一、修正明显的错误；二、审慎地增加新的资料，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三、进行必要的增删，使体例和文风进一步统一。

许金榜,山东师大副教授:本书分为中国戏曲的孕育、中国戏曲的形成、中国戏曲的成熟等8章,并分述明清戏曲作家和作品。

影响中国世道人心的书，不是政治、哲学、历史经典，也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各种经典，而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文学经典。它进入中华民族的潜意识，构成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本书是在肯定《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文学价值的前提下，对两部经典进行价值观批判，为大众阅读理解经典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梦断灵山:妙语说西游》经典名著，常读常新，每次读《西游记》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作者研读《西游记》多年，对这部传世名作有着独到的见解，在该书中，他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别样的文学世界。在他看来，西天取经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生悲剧，无论是唐僧师徒还是神仙妖怪，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天上人间流行着一个共同的潜规则，那就是以利益为核心的明争暗斗，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一部《西游记》，字里行间都写着人情世故，都写着世态炎凉。
作者虽是小说专业研究者，但并未采取高头讲章式的写法，而是用学术随笔的轻松形式，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文笔生动风趣，时有妙语佳句，读后既能得到人生的启迪，又能获得阅读的快乐。

本书是对《金瓶梅》的写作艺术与人物的赏析，涉及对小说的写实与讽刺艺术、西门庆及他的一众妻妾的个性与人物所代表的意涵的解读，以及《金瓶梅》作者在这种日常生活的绘写中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生命力和小说在活色生香的俗世繁华之上所笼罩的浓重的宗教悲悯与劝世意味等。由于作者少年时期熟读旧小说，后又长期淫浸于西方文学，对《金瓶梅》的分析视角独特，既点出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后继小说对于《金瓶梅》写作艺术的继承与发扬，又常以外国名著的手法与人物形象与《金瓶梅》相比照，在在显示出这部小说的杰出艺术价值。

本书汇集了四篇研究中国明代所谓“四大奇书”的专著，这些论文皆可独立成篇，分别作为对这几部作品的阐释，听任读者随意取舍。但全书也想提出一些争辩性的论点。　　本书的核心论调原来是从比较文学理论的观点出发的，即视明清小说文类为一种归属书香文化界的出产品，因此始终标榜着“文人小说”的概念。这个看法并不否认所谓“四大奇书”各各脱胎于通俗文化的民间故事、说书等现象，而只是强调这些长篇小说是经过文人撰著者手里的写造润色才得出一新的文体来，这个体裁除了反映明清文人的美学手法、思想抱负之外，也常呈现一层潜伏在错综复杂的字里行间、含蕴深远的寓意，惯用反讽的修辞法来提醒读者要在书的反面上去追寻“其中味”。作者特别突出这四部泛称“通俗小说”的作品富有文人色彩的一面，并不敢表示扬雅抑俗的偏见。相反，我的用意正是要推崇中国文化传统独有的雅俗交融的伟大精神。

《袖珍元明清词鉴赏辞典》选收元明清三代175位词人的词作290首，分元明清三个朝代，按作者生年先后排列，一首诗一篇赏析文章。《袖珍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使用简化字，在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诗中疑难词句，一般在赏析文章中串讲，个别在文末酌加注释。涉及古代史部分的历史纪年，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括注内的公元纪年，一般省略“年”字。

“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命运坎坷，清王朝将其列为禁书，建国后，也被打入冷宫，后来虽走出了冷宫，但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仍给它留下一个不光明的尾巴，曰“整体倾向坏，而又有一定艺术水平。”尽管如此，又称之为“天下奇书”，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齐名，且尊之曰“天下第一奇书”。 本书收录了鲁迅、郑振则等名家对《金瓶梅》的评价。
新版的《名家眼中的金瓶梅》保留了原书中的精华，尤其强调“名家”的概念，以突出本书的经典意义和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书中收录的经典文章大都年代久远，现在的读者查找起来颇感不易，汇集成册之后也为人们的使用提供了一种方便。除了“名家”之外，我们选文的另一个标准之“实用”，也就是说，所选的文章应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而不能仅仅限于一般的分析和解读，这是为了有助于更多的读者借助这些资料，发现“自己眼中”的《金瓶梅》。书中适当增加的若干较新文字就是本着这种原则选人的。至于随文插入的那些图片，虽然不无追随时尚的嫌疑，但相信对于读者阅读本书、以至研究《金瓶梅》还是不无益处的，这也是我们推出“图文经典”这套丛书的初衷。

《马瑞芳说聊斋》：蒲松龄在讲述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同时，用主人翁的特殊人生告诉读者，在荆天棘地的社会中，人如何生存？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人如何发展？怎样面对人生逆境，置于死地而后生？怎样把人生潜能发挥到最大限度？怎样飞黄腾达？怎样发财致富？怎样对待“爱情”、“财富”、“地位”三个永恒的人生难题？聊斋人物的人生阅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对现代人仍有启发借鉴作用。

《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属于最有争议的古典小说。一代“武侠大师”梁羽生先生在小说创作“封笔”后，转而以持续五百多天的专栏，点评《金瓶梅》，其史识、学识、文学观及审美意识，就在这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挥洒出来。例如，梁先生细致分析了武松杀人的变态心理与行为，认为武松也还是有“阴暗面”的“英雄”，即属发人之所未见；虽然《金瓶梅》终场诗曰，“楼（孟玉楼）月（吴月娘）善良终有寿”，但梁先生分析，吴也不是正面人物，识破作者的反讽手段。继鲁迅、毛泽东之后，梁羽生对《金瓶梅》在世道人心上多有阐发，评弹有据，条分缕析，时有令人豁然之见解。

《红楼梦人物论》根据作者1962年的文字编排的。以前未曾修改的宝玉、黛玉的四篇，这次把原来的《贾宝玉的直感生活》和《贾宝玉的逃亡》两篇合并为一：《贾宝玉的直感生活及其归宿》；而论及黛玉的两篇：《林黛玉的恋爱》和《黛玉之死》，也合成一篇，题名《林黛玉的恋爱悲剧》。

奇书《金瓶梅》，历来为论者所称道。中国寥寥几部古典长篇小说中，没有一部能像《金瓶梅》这样，完全站在市井百姓的立场，用百姓的思想去体悟，用百姓的感情去爱憎，用百姓的语言去讲述。然读者诸君目光多投注于人物的悲欢离合、情节的起伏跌宕，对于隐藏于故事深层、人性背后的经济动因，或未能予以足够关注。《金瓶梅》书中经济信息之多，堪称中国小说之最。不但西门庆做一笔买卖、置一所宅院、收一笔贿赂、送一份厚礼等“大事”记述得价值详明，就是书中人物沽酒、裁衣、剃头、磨镜、买汗巾、称瓜子，乃至赏赐厨役、打发轿夫等细事，也都笔笔叙及，言必称价，银两的计算甚至细致到几钱几分。
本书从食货着手，漫谈《金瓶梅》中的柴钱米价、人事纠葛，以我们平日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平常心，来体谅古人，观照人生，触摸晚明市井百姓的世俗生活。从西门庆的生财与散财之道，“穷”金莲与“富”瓶儿的生死纠葛，到透过钱眼看去的众奴才与众帮闲的丑恶嘴脸，在金钱面前，一切虚伪的假饰都被揭去，赤裸裸的人性展露无遗。而西门庆受金钱与女色欲望推动的发家与毁灭之路，尤为引人遐思与深省。

《董解元西厢记》是现存三种诸宫调中首尾最完整、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最高的一种。
诸宫调是一种又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文艺形式。

《长生殿》是洪升戏曲创作的代表作，取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七月七日长生殿”诗句作为剧本题目。剧本写唐明皇宠爱贵妃杨玉环，终日与杨贵妃游宴玩乐，不理朝政，朝中大权由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把持。七月七日，杨贵妃与唐明皇在长生殿上情意绵绵，盟誓世世代代结为夫妻。不久，安禄山因与杨国忠争权，发兵叛乱。唐明皇带杨贵妃逃离长安，官军将杨国忠杀死，又逼唐明皇将杨贵妃缢死。安禄山叛乱平息后，唐明皇日夜思念杨贵妃。后来，道士杨通幽运用法术架起一座仙桥，让明皇飞升到月宫，与杨贵妃相会，实现了他们在长生殿上立下的“生生死死共为夫妻”的盟誓。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它一方面颂扬了唐明皇、杨贵妃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一方面又联系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背景，批判了统治阶级荒淫误国、祸害人民的罪恶，抒发出国破家亡的感慨。剧本艺术表现细腻而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作者善于用优美流畅、富于诗意的唱词，来描绘人物不同景况下情绪心理的变化。如《弹词》一出中，从金钗钿盒定情弹唱到銮舆西巡，低回深郁，曲曲动人。“破不刺马嵬驿舍，冷清清佛堂倒斜。一代红颜为君绝，千秋遗恨滴罗巾血”，这些唱词很好地把环境气氛与人物性格特征结合起来，充满诗意。

《纳兰词笺注》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繁体竖排，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提到纳兰词，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他的爱情词。的确，爱情词可以说是纳兰词最具特色，最能代表其个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光占有纳兰词三分之一多的篇幅，而且是其全部词中的精华，是诗人呕其心血，掬其眼泪，和墨铸成的珍品。前人说纳兰词“哀感顽艳”，用这四字作为他的爱情词的总评，应该说还是允当的。

《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接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进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