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飘零：尘埃里的历史》有分家、祭祀、交租、沦陷区办工厂、做生意的故事，也有老师对学生的焦虑与欣慰、根据地小学教员的日常生活、聋哑人的声音，民国教师的薪资与聘任，五金、建材、酱园等发票上体现的时代，还有齐白石、乔幼梅、侯仁之张玮英夫妇的点点滴滴。凭借流散于市场的片片故纸，对普通人的历史作专业的解读，展示人人有其历史的观念。有心的读者可以从中掌握收藏文献的窍诀，史学研究的方法。

本书从乡论、乡品与六朝贵族的起源，东晋贵族的形成与皇帝权力，东晋中后期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晋的贵族政治、皇帝权力和地方社会。具体包括，魏晋贵族体制的形成、九品官人法中的乡品、乡品与官品和官职的相应关系、司马睿的皇权政治与门阀贵族、东晋贵族政治的本质、东晋门阀贵族体制与地方政治、东晋贵族王朝的崩溃与刘宋政权的性质等论题。

本書是民國耆老陳立夫先生，以珍貴的圖文史料為現代中國歷史做見證。 書中敘述了：為何精明過人的譚延闓先生為何屈居於先總統先中正先生之下？袁世凱為何刺殺陳其美等等，中國現代史未解，或已解的事件。
書中敘述了：
為何精明過人的譚延闓先生為何屈居於先總統先中正先生之下？
袁世凱為何刺殺陳其美？
蔣公看到了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遺體泣不成聲，那是陳立夫先生第一次看見蔣公哭......
，日本人警告張學良不許他加入國民黨....
假如......，閻錫山、馮玉祥就不會叛變了......
民國18年當上黨秘書長的陳立夫先生為何要辭職？
戴季陶先生為何是共產黨最大的敵人......
周恩來的信：不再圍剿他們，傾聽中央......
中國國民黨為何清黨......
汪精衛為何被刺？刺客是記者？
中山艦事件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
蔣公隱退，李宗仁代理，政局不穩......
大陸失敗的主因是....
等等，中國現代史未解,或已解的事件。

《敦煌学术史丛稿》一书收录了刘进宝教授从1988年到2009年间在各类学术期刊、杂志（如《历史研究》、《敦煌研究》、《南京博物院集刊》等）上发表的关于敦煌学的文章共计27篇，包括像《敦煌学术史研究有待加强》、《从“唱衣”研究看学术研究的困难》、《王永兴先生学术研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傅斯年为伯希和的辩解》、《童丕<敦煌的借贷>评介》等文，较清晰地梳理了敦煌学术史的发展脉络。

政治地理学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在西方学界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而在中国，政治地理的研究尚未形成气候。周振鹤先生以其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理论修养和敏锐视野，在学界首倡中国政治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周先生主编并撰写总论和秦汉部分等重要篇章的12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即将全部出版，这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开拓发展提供了契机。而周先生在此时将其20年前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修订增补为《中国政治地理十五讲》一书，打通政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畛域，为中国政治地理学奠定理论基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共分四章，第一章“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第二章“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内容分四部分，围绕的是“江汉”和“洞庭”两个地名，强调的其实都是一个空间逻辑的问题。第三章“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是笔者关于文学地理的一种尝试。第四章“‘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旨在讨论地理意象的深化过程。前三章基本上是将地理意象看作静态概念，然后对其展开讨论；而这一章则以鸟声为中心，着重探讨地理意象的动态变化。

《西汉政区地理》是周振鹤的博士论文，198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振鹤是新中国首批两个文科博士之一，该书是他的成名著作，也是其学术的奠基之作，也开启了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先河，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后在周振鹤的带领下，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成果迭出，形成历史地理的重要分支——历 史政区地理。 全书共分三篇篇共十五章，全面研究了西汉一代行政区划的变迁过程。上篇为高帝十王国政区沿革，下篇为高帝十五郡及武帝新开郡政区沿革，附篇是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那个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百废待兴的年代，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专业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时的整个中国大地上，还缺乏一种学术研究的氛围，我们虽然在西夏王陵共同发掘的过程中，搜集和积累了许多有关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但要查阅、搜集更多的、分散于各种史籍、散记和文学作品中的有关西夏的资料，却经常会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我们最终只能写成一部反映西夏社会概况的简史。
本书语言简明、通俗、引用的古代文献大多译成口语。古代地名，则尽可能注录处出，以便读者参考。
《西夏简史》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一部专史，由于史料分散和缺乏，我们虽然作了大胆尝试，但是仍然感到困难很多，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我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有限，所以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

《绎史》共160卷。《绎史》正文分为太古、三代、春秋、战国和外录五部分，一为太古三皇五帝，共10卷；二为三代即夏、商、西周，共20卷；三为春秋十二公时事，共70卷；四为战国至秦亡，共50卷；五为外录，记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共10卷。书后还列世系图表与正文配合，这在以往的史书中属前所未有，“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
《绎史》在内容上既详载各代治乱兴替及其规律，又详载诸子百家之学说和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材料上，除儒家经典外，广采百家学说，将经、史、子、集一例看待，互相印证。考订极为精详，容纳材料相当全面。在体裁上，既具有记事本末特色，又糅合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长处。他创造了集记人、记事、图表、书表于一书的综合史书体裁。

《绎史》则上遡太皞，下乞亡秦，纪事纪人，总以首尾为疆畔，其独胜者三也。一曰论次之最核也。中垒着书，仅有题署；承旨作史，并绝赘疣。知人论世，不太略欤？《绎史》则文成踰万，其旨盈千，或夺或予，遂以笔舌为衮铖，其独胜者四也。《绎史》百六十卷，今灵阳令邵平马侯所记。以一人揽百世之奇，以十年穷三才之业。文成俞万，其旨盈千，或寺或予。上至三皇五帝，下迄清末，内容博大，对每部史籍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全书资料翔实、科学，图文并茂，解说详尽，通俗易懂，并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可细分为礼仪型与信－任型两类，后者亦是历史中“结构性的存在”，围绕它反复出现的言行构成历史中最为活跃与能动的力量。本文以西汉为例，具体到每个皇帝统治考察围绕此关系产生的建立、维持、废止与重构的过程，解释了此关系长存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此关系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文中力图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系，重返历史现场，捕捉当时人的不同感觉，重新梳理西汉历史。尝试从“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两个角度增加一种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思路，为超越史学中碎片化的实证研究与抽象的结构分析及两者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一种可能的出路。这是一项参照社会学、人类学展开的具体历史研究。

《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紧扣“以经治国”的主题，以“治”为中心，讨论经学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关系，逻辑地构成一个学术整体。在俯瞰汉代社会变迁、从总体上揭示经学对汉代社会发展的影响的同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在系统梳理、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传世文献、甲骨文、商周金文以及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等资料，深入地探讨了先秦巡狩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特别是作者引入“地方治理”的行政学视角，阐发了巡狩活动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将我国周代的巡狩与古罗马帝国的巡狩进行比较，彰显了中西方两种国家制度发展初期的异同。该书选题气魄宏大，史料运用扎实，对一些文化疑点和学术难题做了极富创新的解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历史地理文献学入门》在阐述地理陈述与地理阅读理论，以及扼要介绍目录学和版本学常识的基础上，主要从生产地理文献的制度基础出发，按其相应的知识类型分为神文、官守、智识三大类，辅以诗文、小说、报刊、金石及出土文献等，进行简要的介绍，并附上实证案例。希望能够为历史地理初学者或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搜集资料的门径，以及思考历史地理问题的思路。

本書以生動、簡潔的筆調，對兵馬俑和秦始皇陵等考古發掘所反映的歷史世界予以還原。以先秦社會歷史變遷的時代為背景，從秦軍的戰爭技術、陶俑的生產工藝、秦國百姓的日常生活等歷史細節出發，重新描繪兵馬俑和秦始皇陵以及最新考古資料所揭示的秦國軍事制度、軍事技術和軍隊戰鬥力。
在具體的細節中展現兩千多年前，大一統帝國的締造者秦始皇與秦軍的鮮活形象。將真實、多彩、生動和情感，透過令人震驚的考古文物還給歷史本身。
Chapter 1
兩千多年前的軍事帝國——秦的興盛與覆滅
秦始皇在西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的帝國，15年後帝國轟然崩塌。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與帝王？有著怎樣的人民？為什麼強大？又為什麼迅速走向滅亡？
Chapter 2
第一個皇帝的軍隊——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
雄霸天下的秦軍是怎樣打仗的？ 除了不怕死的戰鬥精神以外，他們依靠什麼在軍事技術極其發達的戰國時代笑傲江湖？
Chapter 3
玄鐵時代的無敵青銅──秦國的軍事祕密
秦軍在戰場上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祕訣是什麼？ 是神祕莫測的軍陣？無堅不摧的武器？還是其他不為人知的祕密？
Chapter 4
帶入陵墓的帝國——秦始皇的驪山陵
從1974年發現兵馬俑起，秦始皇帝陵的考古發現就不斷給世界帶來震撼、驚喜。 銅車馬、石鎧甲、珍禽異獸俑、百戲俑……， 新的考古發現豐富了人們對驪山陵及秦代歷史的認識。
Chapter 5
軍事與農業並重的社會──秦帝國的日常生活
這樣一個有著濃厚軍事帝國色彩的國家，它的日常世界是怎樣的景象？ 國君與臣民如何處理一般生活事務？

《地图的作者及其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尝试从知识史的角度，以地图的作者与阅读为对象，对中国古代地图学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新的考察。如宋代以前知识世界对地图与绘画相互关系的认识、宋代的测绘官僚体系、地形图绘制方法、八景图的源流、明清方志地图的作者与地图编绘，以及不同地图在历史背景中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旨趣与读者的阅读旨趣等，书中都作了专题讨论。

《风俗通义》，汉唐人多引作《风俗通》，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汉代汉族民俗著作。原书三十卷、附录一卷，今仅存十卷。该书考论典礼类《白虎通》，纠正流俗类《论衡》，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异闻，但作者加上了自己的评议，从而成为研究古代汉民族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后人卢文弨《群书拾补》中辑有《风俗通逸文》多条，系十一卷补之所逸，中有"女娲造人"、"李冰斗蛟"等神话，皆为首见于记录者。

我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同样，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们也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可惜先后散佚，至今还没有人重新为它们分别撰写历史。推其原因，一是隋唐以后历代封建史家对十六国的历史不够重视，认为十六国时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这些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去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通史，对它们也是寥寥几笔带过。二是由于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均先后散佚，这给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造成了极大的团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开创了我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加之，建国三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古籍，使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一九八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杨伟立同志撰写的《成汉史略》（四川通史丛书之一），首先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作出了努力。
本书主要是叙述十六国时在西北建立的南凉、西秦两个政权的历史。为什么要将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呢？第一、是这两个政权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由在曹魏末至晋初从大漠南北迁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鲜卑族所建立；而建立这两个政权的鲜卑族都不是纯粹的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匈奴族的秃发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高车人的乞伏鲜卑。两个政权建立时间相差十二年，南凉建立时间晚，存在时间也短，最后亡于西秦。因此，他们所处的时代、整个西北地区的形势均大致相同。甚至两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亦均有相似之处。第二、南凉与西秦两个政权关系密切，几乎难以分割。他们一个在河西，一个在陇右，相距不远，而且乞伏鲜卑最早臣属于秃发鲜卑，乞伏鲜卑建立西秦政权后，一度为后秦所灭，乞伏氏王族投奔南凉。后来，西秦复国后，又灭了南凉，原南凉领有的河湟之地遂为西秦所有，一直到西秦灭亡前夕。第三、有关两国史料大都散佚，要单独叙述他们的历史比较困难。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们将南凉与西秦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南凉秃发鲜卑迁入河西较早，而亡国在前，故先叙述南凉史，再讲西秦史。
撰写南凉、西秦历史，最大的困难是史料问题。十六国前后有关南凉、西秦的史书，即《托跋凉录》、《西秦记》、《十六国春秋》等，均先后散佚。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两国的史料，主要是唐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乞伏国仁传》以及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此外，还有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所录崔鸿《十六国春秋》的一些片断。而现存的三种《十六国春秋》均为后人所撰[1]，只能作参考之用。同时，因两国建国时间短，存留和发掘的地上地下文物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撰写两国历史，只好利用现存的《晋书》、《魏书》、《通鉴》及北宋类书所引的《十六国春秋》了。《晋书》载记三十卷，是“兼引伪史十六国书”[2]，故在十六国史书散佚的情况下，此书就成了最重要的资料。北宋司马光等修《通鉴》时，崔鸿《十六国春秋》及《纂录》可能还存在，故《通鉴》保存了许多《晋书》载记没有的资料，也可作信史引用。至于《太平御览》等类书引《十六国春秋》的资料，除个别字句有错讹外，均系《十六国春秋》或《纂录》原文，它们也是本书所据的主要资料之一。
由于南凉、西秦两政权是由我国古代鲜卑族所建，故我们首先从民族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了秃发、乞伏鲜卑的来源、迁徙及融合情况；叙述了他们建立政权的背景和经过，两国与邻近各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盛衰的历史。最后，对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也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资料缺乏和作者水平所限，本书存在问题很多，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似乎是在追寻落在时间之外，今天又归于沉寂的印迹。这实际上就是对话语进行描述，但不是描述书籍，也不是描述理论，而是研究通过时间表现为医学、政治经济学、生物学的日常而神秘的总体。本书旨在展示历史知识领域中某个正在本领域中完成的转换原则和结果。书中描述的系统、确定的界限、建立起来的对比和对应关系不以古老的历史哲学为依据，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提出目的论和整体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