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神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本书为“思想与社会研究系列”之一，对自杀行为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古典德性的极限追求、上帝面前的神性和罪性、现代自杀问题的诞生等三个部分。本书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的历史或思想史的梳理。近些年来，对西方自杀历史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将欧美学界的这些成果介绍到中国来，也不是全面勾画出自杀思考的哲学史。就本书叙述的时段而言，很多惊心动魂的讨论还根本没有开场。本书所触及的时段，有很多自杀问题相关的人与事，作者也并未谈及。这本书所要做的，是选取古典、中世纪、英国现代早期这三个时段，看其中的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处理方式，由此勾勒出他们对待美好生活、人性善恶，以及政治建构的相互勾连但又非常不同的思想脉络。

In 1971 Mao's campaign against the intellectuals is at its height. Our narrator and his best friend, Luo, distinctly unintellectual but guilty of being the sons of doctors, have been sent to a remote mountain village to be 're-educated'.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at takes place among the peasants of Phoenix Mountain involves carting buckets of excrement up and down preciptous, foggy paths, but the two seventeen-year-olds have a violin and their sense of humour to keep them going. Further distraction is provided by the attractive daughter of the local tailor, possessor of a particularly fine pair of feet.
Their true re-education starts, however, when they discover a comrade's hidden stash of classics of great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literature - Balzac, Dickens, Dumas, Tolstoy and other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They need all their ingenuity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 forbidden books, but when they do their lives are turned upside down. And not only their lives; after listening to their dangerously seductive retellings of Balzac, the Little Seamstress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五千多年前，象征黎明曙光的第一个汉字出现了，文字在天地之间被创造出来，在动物骨骸、金属、石头、竹简、纸帛上被记录下来，在各个朝代以或沉重朴厚，或飞扬婉转，或森严宏大，或肆意狂放的书写线条，完成了每个时代美学最集中的表现。到了现代，汉字不曾消失、不肯遗忘，更将拥有悠长丰沛的活力。
作者以其独特的美学情怀，述说动人的汉字书法故事。文字编织成画面，我们走进了那古老却又现代的汉字时间光廊，东方书写的敬意与喜悦，就在你我的指间心中！

钱氏以自学成名家，一生为学，兼涉四部，著作等身。《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为其80高龄后对双亲及师友等的回忆文字，情致款款，令人慨叹。与钱氏同事的胡适、汤用彤、孟森、顾颉刚、陈寅恪等现代著名学人，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趣闻，此书亦多有展现。

“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次女章诒和回首往事，并以此书献给已在天国的父母。书中描述史良、储安平、张伯驹、聂绀弩、康同璧、罗隆基等的起落沉浮，由诸多片断入手，组成一个个悲壮的场景，仿佛是一幅壁画，浓彩重墨间呈现出历史的真、人生的幻……
此书亦是一群经历旧社会、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真实写照。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讲述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汪曾祺既不是达官贵人，又不是商贾巨富，因此所食、所喜的多是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他谈萝卜、豆腐，讲韭菜花、手把肉，皆是娓娓道来，从容闲适；读的人则津津有味，满嘴噙香。汪曾祺在《葵・薤》里说，自己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怡阿谁”时，尽管他“未从过军，接触这首诗的时候，也还没有经过长久的乱离，但是不止一次为这首诗流了泪”。想见汪曾祺老人也是多愁善感，性情中人，遇事有激情，有感动，有愤慨。
但汪曾祺并不止于见花流泪，感别伤心，而是追根究底，想要弄明白葵到底是什么物种，他从《毛诗品物图考》追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恰巧在武昌见到了古书中的葵―――冬苋菜，终于放下了一件心事，总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当然，汪曾祺的心思可不仅仅在考古，而自有深意，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一尝”，“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中国人讲究寓教于乐，汪曾祺也不例外，在其他几篇谈美食例如《吃食与文学》的文章里，他犹如邻家老妪，絮絮叨叨地讲自己的创作观点和人生感悟，可是你竟然一点也不讨厌他，反而觉得他是一个挺可爱的小老头。

梁實秋對中國文壇具有多方面的貢獻，包括對英國文學的學術研究、翻譯莎士比亞全集以及推廣英語教學；其散文作品集《雅舍小品》更是膾炙人口的佳作，暢銷數十載，歷久不衰。梁實秋先入清華大學，之後赴美留學的經歷，使其具有學貫中西的背景。他的文風上承唐宋，下擷晚明，旁取英國小品文的從容灑脫，使《雅舍小品》篇篇讀來，幽默風趣，不僅可見作者的廣博見識與文筆功力，其莊諧並作的風格更能見其真情、創意與豁達。「雅舍」實為一室一廳之「陋室」，梁實秋俯仰起居其間，將生活中息息相關的事物以風趣幽默的筆法觀照；將狗、豬、鳥等人們最熟悉不過的動物，及下棋、散步、理髮等日常瑣事娓娓道來，妙趣橫生。

《苦雨斋谈》作者周作人，对于现今在家庭里的青年女性有一件希望的事，便是为得将来可以做得丈夫的伴侣，做得儿女的教师，又使得自己的心贤明聪慧，温雅开阔，在短的一生里享受长的精神上的快乐起见，每日至少要有一小时，就是在晚上把睡眠时间减省下来也好，养成读书的习惯。

《周作人散文(修订本)》收入周作人的散文精品数十篇。这些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各异，构思精巧，文笔精巧、语言幽默、内蕴深厚、风格恬淡，充分显示了冰心的文学功底及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创作风格，非常值得一读。

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will not want to miss Daniel Gardner's accessible translation of the teachings of Chu Hsi (1130-1200)--a luminary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who dominated Chinese intellectual life for centuries. Homing in on a primary concern of our own time, Gardner focuses on Chu Hsi's passionate interest in education and its importance to individual development. For hundreds of years, every literate person in China was familiar with Chu Hsi's teachings. They informed the curricula of private academies and public schools and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state's prestigious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Nor was Chu's influence limited to China. In Korea and Japan as well, his teachings defined the terms of scholarly debate and served as the foundation for state ideology. Chu Hsi was convinced that through education anyone could learn to be fully moral and thus travel the road to sagehood. Throughout his life, he struggled with the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underlying education: What should people learn? How should they go about learning? What enables them to learn? What are the aims and the effects of learning? Part One of Learning to Be a Sage examines Chu Hsi's views on learning and how he arrived at them. Part Two presents a translation of the chapters devoted to learning in the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Chu.

收陈寅恪1923-1966年间致数十位亲朋、学者的二百余通书函，通信对象包括傅斯年、陈垣、胡适、罗香林、梅贻琦、杨树达、陈述、闻宥、刘节等人。

《天朝的崩溃》是作者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这本书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内容简介：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这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竞被中共所推翻？

毛泽东一生都同莫斯科有着不解之缘。
30岁的毛泽东入选中央局，得益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赏识；然而从莫斯科回来的政治局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到苏区一年半竟然从没想到要了解一下毛泽东有什么本领；俄国人把毛泽东视为“亚洲的铁托”，斯大林、莫洛托夫竟然当面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气愤地回忆说：“我在鼻子里笑他们，一声都不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披露惊人内幕，斯大林一夜之间威信扫地，毛泽东表示中国不能摘斯大林的像；赫鲁晓夫传话过来：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毛泽东决定转入反攻，不怕分裂，来一个“大闹天宫”；边界冲突忍无可忍，大战来临，林彪差点下令炸掉密云库……
本书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性格和处事特点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文中所及中共历史上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景都是鲜为人知的。当这些触目惊心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卷展现在眼前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该书本着还民众“历史真相”的目的，在大量丰富的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1917-1991年间的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中苏关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如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做出了新的诠释，澄清和揭示了不少以往由于种种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历史片段，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复杂曲折历史全过程的权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