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描述了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这本小说很可能是基于笛福的叔叔，亨利·笛福当时所留下的记录。在这本书中，笛福不厌其烦地为达到效果逼真，巨细靡遗地描述具体的社区，街道，甚至是哪几间房屋发生瘟疫。此外，它提供了伤亡数字表，并讨论各种不同记载、轶事的可信度。本书往往被跟瘟疫当代的记载相比，尤其是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笛福的记述虽然是虚构的，但比起佩皮斯的第一人称叙事，更为详细和有系统。

本书是20世纪最为经典的哲学和社会批判著作之一。作为20世纪著名的犹太哲学家，京特·安德斯与别的学院派哲学家不同，他把哲学的视角转入对社会现象的慎思和批判。他的主要思辨领域是“否定的人类学”、“批判技术哲学”和“媒体批判哲学”。其表述方式是从20世纪人类生活中的主要技术现象出发来进行反思，如“电视”、“航天”、“化妆品”、“核武器”、“计算机”等等。哲学界也因此将他称为现代批判技术哲学和媒体批判哲学的奠基人。本书就是他的这些思想的集中体现。“否定的人类学”：主要讨论人的历史结构衍变，人和世界的本体论关系，“自由”阻止人的自我认同。提出人的自我认同是个动态变化过程，其前提是人无法摆脱对自由的追求，对创造世界、科学、艺术、技术和历史必然性的定式。“批判技术哲学”：人的“普洛米修斯的羞愧”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它蕴涵了作为人的自我成为机器的羞愧。这种羞愧是技术发展和人的本质之间产生的落差所引起的。这种落差产生“过时的人”。人的存在、生活在技术革命中开始以一种过时的存在方式显现，人生产的产品逐步废除人的价值。问题的实质是技术如何替代人成为历史的主体。人类不再具备控制机器所内含的结构性权力，在失控的技术面前，人类在劳动方式上、精神上和心灵上都将失去其本质意义。人类由于个体性、生命性在机器面前显得无能，个体和生命无法与完美的机器相媲美。“媒体批判哲学”：电视观众失去判断力，电视的力量在于使人获得主观的客观性，在非现场中经历现场，从部分中获得虚幻整体。影视本体论的双重性语义：图像和事件的界限变得模糊，因此产生幻象。电视的实质是：依赖性地消费已被他人决定了的判断。电视作为“大众隐居机”制造了这个时代人类的特征。京特·安德斯还在《过时的人》中反思批判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学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信息革命”和“生物遗传”革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衍变，但其本质并没有产生变化，因此，京特·安德斯的现象学批判仍然有着它深邃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