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撰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已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这部近60万字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既注意吸收前人关于作家、作品和文体研究的成果，又克服了以往文学史的叙事模式与狭窄格局，拓宽了研究领域，在“文学现代化”这一命题下，形成了学术品味浓厚的独异的特色。
在结构布局上，全书按照1917-1949年的历史分期分为三编，但对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形势只作简约的交代，着重阐释各个阶段重要的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从文学演进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文学自身的规律与特点。这本书虽然也按文体分类，却注重突出各种文体的性质、走向以及不同流派的特点，并对某些代表艺术高峰的作家作品作专章论述，每章还附录了年表。
在对重要作家的评论中，力避对作家生平的罗列和对作品情节冗长的复述，而重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尤其注意分析作品产生久远影响的原因。如第二章鲁迅（一），在评论鲁迅小说的结构模式与深邃意蕴时，特意标出“说不尽的鲁迅”一节，综合了近年来学界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书中还把沈从文列为专章，表示了对这位构筑“湘西世界”，“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的文化人的同情和理解。
这些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所没有的或所省略的。
对于文学流派，不只是强调主流文学，而且也能从地域、文化环境的视角，去关照京派、海派、新感觉派、先锋派等趣味各异的文学派别，力求恢复现代文学色彩纷呈、枝叶繁茂的本来面貌。

本书具有一种诗意之美。这不单单得自文辞的优美，许多段落被人们反复背诵，也不仅是得自剧中人物诗意的性格，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这一切，包括舞台提示、角色分析，汇总而后升发出的一种形而上的气质和品位。历来有研究者将本书定义为“诗剧”。
几十年来，本书被一代又一代人阅读，被一批又一批演员排演，时光的淘洗不曾减褪它的华彩，它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被译成多种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三幕话剧《茶馆》以北京一家大茶馆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生活风貌，深刻地写出了王利发等人的真实命运。

一九四九年五月巴金与萧珊女士结了婚。婚后，写出了划阶段的三部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他的小说技巧，已臻炉火纯青，对文艺有了庄严和虔诚，同时政治尾巴也甩得干干净净，成为一点不含糊的独立作家了。体会一下《寒夜》中的大家风范，不可错过的巴金经典！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书中收入中短篇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心经》、《年青的时候》、《花凋》和《封锁》。
《传奇》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奠定了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五四”开创的新文学运动衍变到此，才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可能。
这本《倾城之恋》收入《传奇》增订本的全部，同时在附录部分收入《传奇》各版的作者自序和关于《倾城之恋》的两篇创作体会。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实庸俗的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于“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一点真心”。

本书所收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诗和一出诗剧〕，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1月的《语丝》周刊上，《题辞》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本书于于年1927年4月由作者亲自编定，同年7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印行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此后印行的版本，除个别字和标点有所不同外，各篇文字大都和初版相同。《题辞》在本书最初的几次印刷都曾印入；后来被国民党政府书报检查机关抽去〔鲁迅在1935年11月23日致邱遇信和1936年2月19日致夏传经信中，均提及此事〕，至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野草》的封面画系孙福熙所作，初版封面题字署“鲁迅先生”，后按鲁迅意思改为“鲁迅著”，鲁迅在1927年12月9日夜致章廷谦信中曾提及此事。
鲁迅写作《野草》时，适值“五四”退潮，正如作者在《〈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编成本书的时候，如《题辞》篇末所记，正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的稍后。
关于本书各篇作品，作者在1931年曾为本书的英译本写过一篇短序，作了一些说明，收在《二心集》中。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中，鲁迅谈到《野草》时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在《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中说：“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于心’的。”

《周作人散文》作者周作人，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成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梁实秋先生是公认的华语世界中的一代文化宗师之一。他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流播海内外，被人们赞为经典。其中“雅舍小品”更是他的代表作，先后印行了三百多版。《雅舍谈吃》是梁实秋先生一生在饮食文化方面才华的集中展示，如果您也喜欢吃，就和这位美食家一起去大饱口福吧！

《湘行散记》和《湘西》可以同小说《边城》和《长河》互文理解，它们都是作者两次重返湘西所得。迥异于小说“牧歌氛围”“乐观超越”，散文饱含沉甸甸的责任意识——面对一种特殊的历史场域，追溯神性生命的始终，透过表层的血与泪，体验一份人生的庄严。统摄到作者巨大悲悯情感下的书写与反省，是将尖锐的民族问题与社会矛盾，融汇在人事的叙述中。《沅陵的人》、《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桃源与沅州》等反思“文明”与“堕落”的复合关系，《凤凰》、《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沉醉在爱的憧憬里流露出对爱的毁灭性的隐忧，《虎雏再遇记》、《箱子岩》感动于原始生命的力量同时也流露了原始生命活力无从改造与转移的忧惧感。由五四时期兴起的中国现代散文，至30年代，创作多以小品形式为主。收入《湘行散记》、《湘西》中的散文，既能各自独立成篇，又从总体上具有内在的整一性。这种散文长卷的独创，发展了散文艺术的表现形式，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意义空间。
《湘行书简》由一组信札集成，是《湘行散记》的母本。1934年，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湘西。行前，他与夫人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报告沿途所见所闻。这组书札，便是践履这一约定的产物。《湘行散记》便是根据这些书信积累的素材写成的。从《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材料到创作的极好范例。那些记录了他们彼此思念的文字是作者性格和情绪的真实写照。书简一方面拥有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散文作品所不具有的自由，可以由此洞悉作者当时的处境以及内心的矛盾苦闷；另一方面，在水火刀兵三灾六难中保存下来的书信，更是对历史以及作者所创作的小说、散文的一个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