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梁白泉
马克思在讲到一般意识形态和德国哲学时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说到历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
什么是我们自身的历史？一般将其理解为以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可是，无论中外，自古以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疑”字多义。《诗·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传“疑，定也”；《仪礼·士相见礼》：“凡燕见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书·王佩解》：“时至而疑”，注“疑，犹豫不果也”；《说文解字》：“疑，惑也”，“惑，乱也”；宋《广韵》：“疑，恐也”、“不定也”。
《后汉书·桓谭传》：“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曹褒传》：“互生疑异，笔不得下”；《郑玄传》：“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陶渊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南宋朱熹在《近思录·致知》中指出：“学者先要会疑”；近代胡适也提到，“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在西方，17世纪的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认为以怀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对“怀疑论”（skepticism）的影响很大。
历史是什么？从认识论出发，当今的史学家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 ）等，大力鼓吹“后现代”（postmodern）史学。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有：历史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其内容为杜撰的与发现的参半”。人们因而要问：历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们历史学的工作者习惯于把历史学的组成分为三个基本部分：一是历史文献，如我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学（ethnology）、民族志（ethnography），特别是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各地调查、记录下来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现状和知识，如摩尔根（L.H.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等等；三是18世纪中叶以来因发掘意大利庞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遗址而建立起来的考古学，其中著作很多，举不胜举，例如柴尔德（V.G.Childe, 1892—1957）的《青铜时代》、《工具发展小史》等等。
关于历史文献，人们大多深信不疑。因为列强侵略，西方思潮涌入，学者反躬自省，对古文献的价值产生怀疑。近代梁启超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帝王家谱”，是帝王家族的“相斫书”。上世纪30年代，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为首的“古史辨派”曾对我们的古史全面质疑。冯友兰又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的历史划分。
西方16世纪启蒙思想家、怀疑论研究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告诫人们，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弥笃”。
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当代出发，历史总是后人或别人的论述，只反映了后人或别人的历史观。
英国古典学者、历史学家伯里（J. B. Bury, 1861—1927）提出了严厉而苛刻的要求：“历史是一种科学——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于是詹京斯在他的《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感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
民族学记录的原始民族或处于母系或父系社会，或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民族学家说：他们或多或少地证明了今天先进民族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但这只是推测，只是可能，只是“例子”，而不是“证据”。列宁（V. Lenin, 1870—1924）说过：“例子不是证据”，例子只是类似的可资比较的东西，证据是事物的全体或局部。
看来，只有考古学，由于遗址、遗迹、遗物的直观性，具体性，原生性和生态性，才能比较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考古学并非万能。第一，由于自然、人为的原因，先人的遗存已经大量消失，仅存者难以展示他们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进来，共同认识和解读；第三，正如我们认识、解读古代文献一样，存在着类似“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做到完全的客观和准确仍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的考古学从西方输入，百年来成果辉煌，证明了我们的古史基本可信，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引进西方的成果。
本书作者保罗·巴恩（Paul Bahn）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翻译家和考古节目主持人，1979年获剑桥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发表论著四百多篇，出版专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学考古专业的参考书目。他善于把高深、艰涩的学术概念用通俗、活泼、有趣的文字表达出来。他说：“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在今天这个繁忙喧嚣的社会中，这非常符合读者的需要。不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强调学习要尽量与兴趣相结合，且要持之以恒。本书为你打开了一扇古老的门，请你不要轻易将此门关上。
希望本书的阅读过程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插图修订第4版)是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主持并召集众多专家共同编写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简明读本，出版46年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第四次修订版特聘请在美国任教的汉学专家刘乐园(LewisEden)。以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成果为出发点．精选图片．改谬补漏．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增补最新文化研究成果，通过近世考古发现与传统文献相结合的“古史新证”，勾勒出情趣盎然的中国古代文化生活图景。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撰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已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这部近60万字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既注意吸收前人关于作家、作品和文体研究的成果，又克服了以往文学史的叙事模式与狭窄格局，拓宽了研究领域，在“文学现代化”这一命题下，形成了学术品味浓厚的独异的特色。
在结构布局上，全书按照1917-1949年的历史分期分为三编，但对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形势只作简约的交代，着重阐释各个阶段重要的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从文学演进过程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文学自身的规律与特点。这本书虽然也按文体分类，却注重突出各种文体的性质、走向以及不同流派的特点，并对某些代表艺术高峰的作家作品作专章论述，每章还附录了年表。
在对重要作家的评论中，力避对作家生平的罗列和对作品情节冗长的复述，而重视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尤其注意分析作品产生久远影响的原因。如第二章鲁迅（一），在评论鲁迅小说的结构模式与深邃意蕴时，特意标出“说不尽的鲁迅”一节，综合了近年来学界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书中还把沈从文列为专章，表示了对这位构筑“湘西世界”，“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的文化人的同情和理解。
这些都是过去文学史著作所没有的或所省略的。
对于文学流派，不只是强调主流文学，而且也能从地域、文化环境的视角，去关照京派、海派、新感觉派、先锋派等趣味各异的文学派别，力求恢复现代文学色彩纷呈、枝叶繁茂的本来面貌。

本书对中国古代史的概述，起自史前时期迄至清代。内容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发展史模式，而是展现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与演变，以此作为国史主线，演绎出新意。结构不同于以往的章节目三层框架，而是分设专题，推陈出新，删繁就简，突出重点。
本书结构的删繁就简，绝非以往多卷本通史的缩编。作者积三十多年执教与研究心得，广泛吸收海内外学者新成果，加以融会贯通，力求体现学术深度。书中既提炼百家之言，又构成一家之说，进行了“直通”（通史）与“横通”（断代史）兼备的前沿研究。同时，本书笔法简练，图文并茂，让人喜闻乐见。精选的插图，包括人物、文物、遗址、书影和手迹等，增添了可读性。
本书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不仅是大学公共基础课教材，而且可作为文史爱好者的自学入门读物。

点校说明
《唐诗三百首》是一部流传颇为广泛的唐诗选集。选诗范围相当广阔，所选的诗大多具有代表性，而且比较浅显，读者易于接受，其中有些作品是在政治上维护封建统治，思想上提倡逃辟现实的，但许多诗篇，现在看来还是唐诗中很优秀的作品，因此我们把它重印，供大家阅读。
本书编者孙洙，别号蘅塘退士，江苏无锡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唐诗三百首》向来有几种注释本流行，其中一陈婉俊的补注较为简明。
本书跟据四籘唫社刊本断句排印，并校正了一些错字。
钟文谷 一九五九年九月

《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共收唐、五代、两宋及辽、金327位词人的词作1518篇。《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正文中作家、作品的先后次序排列，一般依照张璋、黄畬编《全唐五代词》及唐圭璋编《全宋词》、《全金元词》。

《唐诗鉴赏辞典》旨在介绍唐诗之精华。它搜集了一百九十多位诗人的一千余篇作品，出自大家、名家之手，流传万口的名篇，固然都在网罗之列；同时，也选采了许多不见录于一般选本的遗珠。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传诵不衰。《唐诗鉴赏辞典》选收了唐代一百九十多位诗人的名篇佳作一千一百余首，著名大诗人的诗篇占有较大比重，各个不同艺术流派的作品也兼收并蓄；同时，逐篇就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鉴赏、剖析。
《唐诗鉴赏辞典》约请国内古典文学专家、学者、专业工作者撰写赏析文章，文后均有署名。对诗的理解、分析，当力求正确，但从来诗无达诂，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容许有不同见解。附带要说明的是：唐诗版本流传较多，常有异文，本书择善而从。除必要时在释文中略作交代外，一般不作校勘说明。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对晏殊、王安石、柳永、欧阳修、秦观、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文天祥等八十位诗人的近三百首宋诗作了注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这部《宋诗选注》，其后多次重印或重排，作者均有所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