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是卡伦·霍妮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的成名作。全书以平实的语言、清晰明了阐述了霍妮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详细论证了文化因素与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了敌意、控制、嫉妒、依赖、逃避、自虐等一系列神经症表征以及神经症病人对爱、财富、权力等病态追求背后的文化基础和根本动力，强调了神经症病人在面对现实冲突时的反应，以及为化解冲突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和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本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

关于智慧，关于理性，关于存在主义与荒诞主义
关于自然，关于永恒，关于不停写作与拯救绝望……
荒诞主义文学的集大成之作。
加缪对人生提出的问题和思考，不断地穷尽现在的生活，撼动着无数人的心灵。

本书是萧沆的代表作，以片段写作的方式，呈现了真实的人生经验，它会破坏你我所有的信念，从心灵到肉体、从宗教到哲学、从出生到终结，任何既定想法，都会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全面解体。本书是萧沆的第一部法文作品，被认为“足令法文增辉”，并获法国里瓦罗尔（RIVAROL）奖。

本书是一部浸透着血和泪的社会悲剧，一部酣畅淋漓地剖析一个罪犯内心世界的心理小说，一部举世公认的、震撼灵魂的世界文学名著。　　小说是以刑事犯罪为题材的，写的是罪与罚。　　主人公——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为贫困所迫，不得不中途辍学。他住在一间租来的、像个衣柜似的陋室里，整日像只猫似的躲着催租的女房东，靠母亲省下来的一点抚恤金和借债过日子。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经过苦思冥想，他头脑中产生了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低等人，他们只是繁衍同类的材料，必须俯首帖耳地做奴隶；另一类是“非凡的人”，他们是统治者，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随意杀人。为了从困厄中挣扎出来，为了不再连累母亲和妹妹，同时也是为了实践一下自己的“理论”，来检验自己到底是个和大家一样的“虱子”，还是一个“非凡的人”，他挺而走险，举起发抖的双手，用斧子砍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和首饰，继而为灭口又狠心杀死了她的妹妹。事情虽然干得不那么顺利，但由于种种巧合，他竟安全地逃离了现场。警方也始终没能找到确凿的证据，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替身”：嫌疑犯米柯尔卡向警方自首，“供认”是他杀死了老太婆。此时真正的凶手拉斯柯尼科夫几乎可以完全逃脱法律的惩罚了；然而，他却没能摆脱掉另一种更可怕的惩罚—道德与良心的惩罚，而且，这惩罚先于犯罪：自他萌生杀人念头的时刻起，他的内心便成了一个永不安宁的战场。人性与反人性、良知与他的“理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为那“荒唐的”念头感到厌恶，不相信自己真会去做“那件事情”，直到行凶前的最后一刻他还在犹豫：“不如回去吧？”杀人后，他便陷人了痛苦的精神折磨之中。他得了热病，昏迷三天三夜，发高烧，做噩梦，动辄歇斯底里大发作；他开始厌烦世上的一切，甚至对自己的母多和妹妹也产生一种生理上的憎恶；他对什么都怀疑，却又神经质地一次次暴露自己，甚至下意识地再次去凶杀现场拉门铃，重温“当时那种又痛苦又可怕的丑恶感觉”。他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痛心地说：“难道我杀死了老太婆吗？我杀死了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一下子把自己毁了，永远地毁了！”在妓女索尼娅“爱”的感召下，他终于去自首了。

这本杂文随笔集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涉及知识分子的处境及思考，社会道德伦理，文化论争，国学与新儒家，民族主义等问题；包括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各种真知灼见，涉及科学与邪道，女权主义等；包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评论，涉及性问题，生育问题，同性恋问题，社会研究的伦理问题和方法问题等；包括创作谈和文论，如写作的动机，作者的师承，作者对小说艺术的看法，作者对文体格调的看法，对影视的看法等；包括少量的书评，其中既有对文学经典的评论，也有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些看法；最后，还包括一些域外生活的杂感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评点。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出版。在书中，作者以十分简约的方式，考察了群体的特殊心理与思维方式，尤其对个人与群体的迥异心理进行了精辟分析。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其永远不会过时。为什么博学鸿儒在群体中却只会鹦鹉学舌？为什么谦谦君子在群体的支持下会变得粗野不堪、肆无忌惮？为什么打动群体的观念总是经不起严密的推理？作者百年前在书中讨论的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困扰着许多人。二战中日本普通民众如何变成丧尽天良的战争机器，“文革”中的单纯学生又为何会作出那许多丧心病狂的举动？个人到群体的变化总是叫人难以理解、难以置信，此书的解释，或能稍解你的困惑。

这是萨伊德继《东方学》之后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做比喻，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的诗篇》。与《东方学》基本上不处理文学文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也许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萨伊德的观点，但他据此观点对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和加缪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读解和分析，却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歌德谈到不朽当然和灵魂的不朽毫无关系。这是另外一种世俗的不朽，是指死后有留在人记忆中的那些人的不朽。任何人都能得到这种伟大程度不等，、时间长短不一的不朽，每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可以有这个向往。我在童年时代每星期日都到一个摩拉维亚村子去闲逛；据说这个村的村长在他家的客厅里放着一只没有盖盖子的棺材，在他对自己感到特别满意的适当时刻，他便躺进这口棺材，想象着自己的葬礼。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莫过于躺在棺材里梦想；就这样，他居住在他的不朽中。

战后的德国萧条破败，一个15岁的少年在电车上病倒了，他独自下车，行走在滂沱大雨中，最后在一个逼仄的过道里吐得一塌糊涂，一个36岁的陌生女人帮助了他……
3个月后，少年伯格从突如其来的猩红热侵袭中恢复过来，他只是为了去感谢那个曾经在他生病时给予过他帮助的女人，但是，情欲，或者是爱情，在15岁的少年伯格心中渐渐燃烧起来。
电车售票员汉娜总是让伯格为她朗读，《荷马史诗》、《带小狗的女人》、《战争与和平》，在伯格的朗读中，汉娜像个孩子似的时而痛哭，时而大笑，那个夏天，是他们一生中最短暂最快乐并最终影响了后来岁月的时光……

收录小说五十九篇，分别见诸博尔赫斯的六个小说集，即《恶棍列传》（1935）、《虚构集》（1944）、《阿莱夫》（1949）、《布罗迪报告》（1970）、《沙之书》（1970）和《莎士比亚的记忆》（1983）。选取标准主要是考虑读者通常的阅读口味，即选取可读性强的篇目。《莎士比亚的记忆》四篇由陈泉译出，其余各篇王永年译。

文豪身份 扑朔迷离
她在图书馆拾获一本《忒修斯之船》，作者石察卡身份成谜，据译者柯岱拉描述，他尚未写完便人间蒸发，生死未卜，留给世人一宗悬案。有人用铅笔写下批注，追寻石察卡真相，她也忍不住拿起笔加入讨论。
文字谜题 真实冒险
书里，失忆的男人被掳上一艘神秘的船，怪异的船员带着他进行毫无目的地却又屡屡预示他命运的航行；书外，石察卡笔下的每一桩背叛、争斗、屠杀都在真实世界中一一发生，而柯岱拉看似颠三倒四、漏洞百出的译注，竟也个个暗藏玄机。
字里行间 杀机重重
两人交换批注，资料越积越多，也越来越走进彼此内心。当他们以为终于快要接近真相，竟发现第三人笔迹，书中人物、作家命运，连同两人的生死，早已一起卷入迷局之中。
《S.》 包含精装古书《忒修斯之船》和23个材质各异的附件，这是两人穿越时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你参与这一趟冒险的重要线索。这是一场超越纸书界限的极致阅读，你将成为悬疑事件的一分子，和两人一同揭开文坛最危险的秘密。
爱书的人啊，尽情坠落吧……

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和地位、美满的家庭，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鬼附了体”，突然弃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绘画的理想。他的行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在异国不仅肉体受着贫穷和饥饿煎熬，而且为了寻找表现手法，精神亦在忍受痛苦折磨。经过一番离奇的遭遇后，主人公最后离开文明世界，远遁到与世隔绝的塔希提岛上。他终于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他同一个土著女子同居，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使后世震惊的杰作。在他染上麻风病双目失明之前，曾在自己住房四壁画了一幅表现伊甸园的伟大作品。但在逝世之前，他却命令土著女子在他死后把这幅画作付之一炬。通过这样一个一心追求艺术、不通人性世故的怪才，毛姆探索了艺术的产生与本质、个性与天才的关系、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等等引人深思的问题。同时这本书也引发了人们对摆脱世俗束缚逃离世俗社会寻找心灵家园这一话题的思考，而关于南太平洋小岛的自然民风的描写也引人向往。
《月亮和六便士》说问世后，以情节入胜、文字深刻在文坛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看。在小说中，毛姆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借“我”之口，叙述整个故事，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这更增加了它的传奇色彩，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关注。

This personal, wide-ranging, and contemplative volume--and the last book Barthes published--finds the author applying his influential perceptiveness and associative insight to the subject of photography. To this end, several black-and-white photos (by the likes of Avedon, Clifford, Hine, Mapplethorpe, Nadar, Van Der Zee, and so forth) are reprinted throughout the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