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8年过去，什么人先富了起来？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双轨价格运行时期，金融资零起始时期，国有资产重组时期，为什么成为红顶商人聚敛财富的四大高潮？私营企业是怎样成为人人要吃的“唐僧肉”的？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城乡收入差距之大已成世界之最，社会动荡的“黄色警戒灯”是何时亮起的？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布满地雷的富矿”？

数据及答案，全在本书之中。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是作者30多年来研究中国成果的结晶。它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变革、政府管理体系、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华帝国的遗产及其式微。作者谈到孔子和儒家思想、清朝的衰落、共和的兴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特殊发展道路。
书中谈及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时代的政府管理方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邓小平时代的政府管理方式变革：1949年以后的中国管理机构设置和结构.如中央政府、县、乡等不同层级的管理体制.以及“条”、“块”管理体系等;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如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环境等问题。《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是继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之后的又一部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著作。作者对中国的深度观察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水平。《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无论从方法论、资料运用，还是分析角度上看，都对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美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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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与写作艺术》是列奥·施特劳斯1952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文集。"迫害与写作艺术"是其中一篇的标题。作者将这些论文收入一本书中，主要考虑到它们全都探讨同一个问题，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导论中，作者试图从哲学一方来论述这个问题。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一文中，作者试图从本世纪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政治现象出发来阐明这个问题。如同作者在导论中所说的，他是在研究中世纪犹太哲学和伊斯兰哲学的过程中开始熟悉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从两位最负盛名的中世纪犹太思想家（哈列维和迈蒙尼德）和被不无道理地称为"最后一个中世纪人"的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呈现出来，最后三篇论文即在这些背景下来探讨这个问题。 《迫害与写作艺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哲学必须讲究"写作艺术"吗？如果必须，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哲学的写作艺术关系问题至关重要？这本书会为我们作出解答。 施特劳斯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具有思想史上的标志性意义，尽管如此，本书还应该说具有特别的标志性意义：至少它提醒我们古老的西方哲人一直没有忘记的苏格拉底问题。

阿克顿勋爵和他同时代人产生隔阂的东西，也许正是他让现代人感到亲切的东西。对于后者来说，得救并不取决于要在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宗教或无神论之间做出抉择，而是取决于调和或超越这些相互冲突的事物。阿克顿希望既把宗教价值注人世俗生活，又把世俗价值注人宗教生活，以此实现这种调和或超越，这就是他的思想之精髓，也是其终极的悖论。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克顿所言在今天有着特别紧迫的涵义。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和独裁统治之后，20世纪不可能再沉溺于维多利亚时代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重构之可能性的迷信。正如阿克顿所做的那样，它必须从永恒回荡着原罪之声的告解室中，获得警醒与信仰。无论在宗教、政治还是在历史方面，它都必须接受道德判断作为最终的裁决者。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它的问世，是时代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向前进步的产物；它正确回答了历史进程提出的问题：法国命运的航船驶向何方。人类是幸运的，人民是伟大的，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总有人指引前进的道路，人民总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三种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说：孟德斯鸠主张立宪君主制，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制，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

把书题名为《为无政府主义申辩》只需要肆无忌惮，而写得漂漂亮亮需要高超才智。沃尔夫教授恰恰智勇兼备。无政府状态通常被扔进了意识形态的垃圾堆，或者被抓去当做社论大放劂词的素材，如此蒙尘已久，早须给予明智的再审视。沃尔夫的力作殚精竭虑，志在于此，从他对“传统民主学说”的天真信仰开始，现身说法，带领读者走过了一段政治苦路。
相较于之前作为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弹而产生的乌托邦式无政府主义理想，沃尔夫的无政府主义更倾向于从学理上论证合法权威的不可能，并没有多少现实关切。中译本同时收录沃尔夫论证无政府主义的另一篇论文和法兰克福批驳沃尔夫观点的文章，以期使读者对沃尔夫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本书为阿隆多产时期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阿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及其政治选择做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精确分析。它不仅描述了当代不同政制的特点及国际关系的逻辑，而且分析了不同国家类型与政党的内在关联，说明了自由问题在二战后是怎样成为不同社会的基本问题的。
菲利普·雷诺的序
序
导论
第一章 托克维尔和马克思
第二章 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
第三章 政治自由和技术社会
结论
后记
附录（1977年）

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法国大革命中，为什么相当一部分称颂宽容、公平正义和人民主权的国民议会代表会选择恐怖统治？
◎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为何会一步步走向恐怖的大众暴力？
◎除了全面考察法国城乡的社会状况，本书尤其关注大革命中的政治精英，不仅是精英阶层的政治行动，还有这些行动背后不断变化的心理动因，试图借此考察暴力政治文化的起源。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手稿和印刷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时代的一系列信件和日记。在同类研究中，这并不多见。
纵观历史上的重要革命，很多都有恐怖时期，也都有对社会能够也必须革新的强烈信念，而这些信念很容易引向对反对者的敌视和打压。对所有的革命而言，那些利益和价值观念受到威胁的群体，都会成为反革命势力；对所有的革命而言，在无法避免的过渡时期，都会出现权力真空，也都会出现每一个权力 机构均受到质疑的时刻；对所有的革命而言，人民群众的影响足以将革命推向意料之外的轨道。另外，对所有的革命而言，也很可能都有执迷于揭穿阴谋、过度怀疑和缺乏信任的时期，都有充满不确定性以致难辨敌友，不知道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躲在革命誓言面具之下、披着羊皮的狼的时期。
事实上，结束一场革命很可能要难于开启一场革命。

《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共分五编二十五章，七十余万字，所取政治文献的研究资料上自晚周，下迄辛亥革命，全文所论及古今学者六十余人，文献资料相当丰富。作者以政治学观点就所选资料分类征引，以夹叙夹议方式叙之，来龙去脉交代相当清楚，治学考证颇为严谨，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作极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整体而言，该书基于历史演进框架的基础上，自创造而因袭，由因袭而转变，再由转变而成熟，即从各个时期去描述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其中新论频出，足见作者观察力之敏锐，思维之缜密，视野之宽阔，考证之严谨。

美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扩张成性。美国的外交传统就是干涉，这个危险的国家从小就不老实。在美国野心勃勃的扩张后面是美国自立国之初就拥有的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一整套独特的理想和理念，正是这套理想和理念让美国变成危险的国家。
从美国立国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理想主义和干涉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要远远大干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前者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和大方向，而后者从来就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
《危险的国家》是了解美国在世界上作用的一部重要著作，卡根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观察，为人们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况角。

本书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一部代表作。原书最初发表于1929年，1936年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本书是一部关于知识社会学的论著，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为英国读者撰写的介绍本书的文章；第二至第四部分论述知识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如思想、知识、意识形态、乌托邦、理性等问题；第五部分主要论述知识社会学的性质、范围、类型、研究方法等问题。本书对于我们今天分析和研究社会现象有重要影响.

阿尔伯特•赫希曼代表作品，冯克利根据2013年英文版最新翻译
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把此书称为赫希曼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阿尔伯特•赫希曼邀请我们穿过词义变化的迷宫，为反讽而开怀，为危途而担忧，但他不仅与读者对话，他也与古人对话。他一生都在让他的思想先辈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家庭，他习惯于回到它的成员那儿寻找安慰、论题和灵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阅读赫希曼的体验，让人觉得是在观察我们当代一位大思想家与古人的对话。……本书既是对古人之间论辩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与打开了通往我们今天道路的古人的论辩。
——杰里米•阿德尔曼（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赫希曼传记作者）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赫希曼通过对17和18世纪欧洲思想生态的田野式调查，就商业社会在兴起时如何获得道德合法性作出了新的阐释，为资本主义发生学提供了一个更加一般性的视角。
赫希曼发现，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有关人性这一概念的战争，几百年来，“人被普遍视为一个舞台，上演着理性与欲望之间惨烈而无法预见的战斗，后来则是不同欲望之间的战斗” 。 揭示这场战斗的剧情，回顾有关人性的辩论，就是本书的核心。
赫希曼将这一漫长的战斗描述为一个内生的过程：17、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从欲望中分解出“利益”，使之成为一种不同于其他欲望的特殊欲望，以用这种温和、无害的欲望来平抑和驯化其他暴力、有害的欲望。从而，利益成为沟通、平衡欲望和理性的桥梁，使欲望变成融入“理性”的欲望，使理性成为替“欲望”服务的理性。这种从利益的角度处理欲望的方式，促成了古老的人性论的一次制度主义转折，使得商业社会与资本主义获得了正当性。
阅读本书，就像在观察当代一位大思想家与古人的对话。

平等还是精英，ISBN：9787538247510，作者：（英）巴特摩尔（Tom Bottomore）著；尤卫军译；斐池校

本书对苏联解体的原因给出了全新解释，时下流行的看法是：苏联旧体制的终结是由苏联经济崩溃，人们要求放弃社会主义所引起的。本书对此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认为撼动苏联体制根基的，恰恰是苏联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党一国精精英。本书内容涵盖了从1917年苏联政治体制的确立，到20世纪920年代实走向资本主义，再到1995年共产党力量的惊人复兴等各个关键时期。作者通过对50多名新旧政要的访谈，对苏联解体作了独到的解释。本书对研究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极有参考价值。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作者从19世纪中欧与东欧历史中的反犹主义入手，追索其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然后审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时，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结论一章中，她出色地分析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

本书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钩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的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名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公元前424-423年的冬季，当伯拉西达袭击安菲玻里城的时候，他正指挥七条雅典战舰驻扎在塔索斯。驻守安菲玻里城的雅典将军攸克利求援于他，他驶往援救；他虽然打败了伯拉西达的军队，救了爱昂，但是他终于没有来得及挽救安菲玻里。安菲玻里的失陷，主要是由于攸克利的疏忽，但是他后来并没有受到处罚，而修昔底德却因此遭到放逐。修昔底德本人对于此事没有作任何辩护。马赛林那斯说，修昔底德是由克里昂的建议，以叛逆的罪名而被放逐的。当时是克里昂最有势力的时候，而且克里昂对安菲玻里的陷落十分愤恨，他提议放逐修昔底德是很有可能的。
从他被放逐到他回国这一段时期内他的生活，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唯一可靠的事实是公元前404年以后不久，他回到雅典了；这一点不但他自己的话可以证明，并且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回国后修订的痕迹，例如他记载了公元前404年雅典及庇里犹斯的城墙的被拆毁，这只有他回到雅典后才可以做得到的。此外其他的事情都是由著作中推测得来的。他自己说到，在这段时期中，他有更多的闲暇来编写他的历史著作，他更有机会得到伯罗奔尼撒方面的消息。事实上也是这样的，自从他被放逐以后，他和雅典断绝了联系，他编写历史的材料主要来自伯罗奔尼撒。

《布朗基文选》讲述了：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是法国近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许多秘密团体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他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多米尼格·布朗基曾是国民公会议员和吉伦特派成员，由于赞同波拿巴政变而被任命为普格德尼的县长。他的母亲索菲·伯利翁费勒积极支持布朗基的革命活动，曾两次帮助她儿子及其朋友策划越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