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
埃博拉已经进入网络，开始环球旅行。
卡尔•约翰逊，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在病毒探索史上是个大人物，发现并命名了地球上好几种最危险的病原体。
“大自然并不平静，我很高兴，”他这么说，“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咱们就当大自然很平静好了。所有怪物和猛兽都有平静的时刻。”
“扎伊尔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他说，“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会怎么样？”
“人类会少很多。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住它就非常困难了。我心里想，假如埃博拉具备高致死率，又能通过液滴传播，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与其在伦敦歌剧院被传染，还不如去爆发中心工作呢。”
“你担心那会是一次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吗？”
他盯着我。“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一种能抹平人类的病毒。”
“唔，我想有这个可能性——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并不担心那个。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人口。比方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九十。”
“人类被杀死十分之九？你不担心？”
他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沉思表情。“假如一种病毒能减少一个物种的密度，那么这种病毒也许还是有用的。”
这就是大自然。仔细想一想，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2006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历史类）
【编辑推荐】
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到底应该用哪种，争论至今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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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可以确定，在对抗骨髓灰质炎的斗争中，他们二位都奉献了毕生精力。
而这场斗争迄今仍是美国医疗史上最重大、最具文化特色的胜利之一。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美国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肆虐时期的故事，以及为了治愈这种疾病而展开的竞争，重头戏是索尔克（Jonas Salk）和萨宾（Albert Sabin）关于率先研制出疫苗的比赛。
书中详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成立的过程，这个基金会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募集科研资金的方式和对疾病的看法。脊髓灰质炎的研究颠覆了美国政府在允许新药上市前对新药的审批与检验方法，也改变了法律体系对药厂责任与不安全产品的认定方式。
是扣人心弦的科学悬疑故事，也是社会与文化史，是认识战后美国的一个窗口。
【媒体评论】
最引人入胜的科学写作。
——《芝加哥论坛报》
这部杰出的作品用绝妙的视角审视了科学团体、慈善，以及20世纪美国文化与社会史。
——《美国史评论》
历史细节丰富，发人深省，故事讲得非常出色。
——《科学》
奥辛斯基成功讲述了关于脊髓灰质炎之战的传说，还挖掘出了一些已被遗忘的迷人故事。
——《经济学人》

《外科医生手记:死亡的脸》讲述了医学打破了生死的自然平衡，帮误导人类抗拒必然的死亡。各种意外、自杀及疾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死亡的脸一再显示缺氧、疼能，饥饿，脑部功能丧失等表情，灵魂抽离离体的剧痛，没有人幸免。了解死亡的真实面目，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避免无意善意的扰乱，过迟或过早离开人世，都不是正确的选择。医疗哲学往往把死亡看成无情的敌人，对于这些哲学信徒而言，即使是医疗短暂的胜利，也值得垂死者荒废悲苦的余生。善终，其实是一种神话。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了解死亡的真相后，去选择自己所想要的死亡形象和死亡方式，但前提是——了解真相，才会有正确的选择。

典型的医学探案故事，将看似普通的病症，一一找寻可能的致病原因，在满布紧张悬疑的线索中，详细推理、分析、实验、调查，媲美福尔摩斯和豪斯医生，。这些故事生动有趣，受到《纽约书评》、《纽约客》、《太阳先驱报》、《星期日邮报》等媒体的一致好评。本书的全部故事都是由作者的亲身经历及从临床同业间收集精选来的真实案例，将格外触动人心且具足可信度。此外，本书的病例故事并不复杂难懂，很多都跟我们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第三部分），令读者在玩味之余，又有不失实用的知识收获。同时，本书所讲述诊断思路和治疗方法，对于国内的医务工作者绝对会有所启发，会受到他们喜爱，这也算是为国内的就医环境略作贡献了。

时至今日，个人的健康与安乐，日益与其获取药物的情况息息相关。
2003年，全球制药业的销售额达5000亿美元。这个利润率极高的产业，伴随着药物市场的加速发展和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并发，正在将个体的健康与幸福，重写为一种商品。于是，一些迎合生活方式的治疗市场被建立（如抗抑郁剂销量的急剧上升），同时，一些关系到基本生存的急需市场却刻意被忽略（如非洲艾滋病药物市场的发展缓慢）。
本书收录文章来源于哈佛大学第三届里弗斯年度研讨会，集结了医药学领域顶尖的人类学家和药学史家的最新田野工作成果。譬如：在低收入国家中人体试验群体的迅速增长；跨国制药公司在进入日本和阿根廷市场时的教化和监控策略；由于公共卫生服务的萎缩，印度德里贫民社区中形成的复杂的医患关系和网络；以及巴西在对抗艾滋病流行过程，国家、跨国机构和草根组织间的角力与互动，等等。
“健康是每个个体享有的权利，也是国家的责任”，对于药物全球化的民族志研究，不但构建了今日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深深凸显了药物全球流通中出现的“价值鸿沟”：究竟是谁的疾病值得治疗？谁的生命值得拯救？